新生录取率过半的美国,上大学难在哪里

马煜曦
2019-03-19 15:00
来源:澎湃新闻

今年二月份,我在一座美国的寺庙里结识了May。

May是青岛人,微胖,看上去善良和怯懦,戴眼镜,脸上有青春痘,穿得很朴素。她管我叫“师姐“,我便乐意地应下,同她聊了起来。 原来她在美国读高中,今年准备毕业,家住附近,连续几年在这座华人寺庙里做义工。

她英文不好,很难融入美国文化,不过她所在的公立学校主要是墨西哥人和中国人,天然地分成两派,派内互相聚集,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她的父母关系不好,母亲独自带她来美国。她期盼回国,但因为绿卡还没有到手,所以还在等待,今年是第4年。

她喜欢白敬亭和Super Junior,夜里助眠的一个方法是编出自己同她喜欢偶像之间的浪漫故事。她还偶尔写点儿东西,放在喜欢的明星贴吧里。

一整天,May几乎都在我身边同我聊天。她说,同人讲中文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以前把中文当成空气,没觉得重要,换了个环境,才发现中文的魅力来。

告别时,May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问我,如果她现在回国内考大学,还来得及么?她在美国高中学分没修够,上不了普通大学。她很发愁,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去向哪里。

May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美国升学的不难与难

May是2019年美国360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其中40万来自于私立高中,另外320万像May一样就读于公立高中。

根据美国全国大学生招生咨询协会的数据,68%的私立学校都雇佣了升学顾问来为学生提供免费的申请咨询,而在公立高中里,只有33%的学校雇佣了顾问,每个顾问平均为47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每名学生平均每周只有5分钟。

美国上大学简单么?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简单。据美国教育部统计,超过80%的四年制大学和学院,新生录取率都超过了50%。这意味着申请者只要申请2个学校,平均至少能拿到一个录取(offer)。除此外,美国还有超过1000家的社区学院,对所有申请者开放,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2016年秋季美国大学申请和注册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点击看大图)

美国上大学难么?一个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取决于你想要上的学校。美国东部的常春藤联盟(美国一流私立名校)在2018年的录取率平均为8.3%。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2018年的录取率仅为4.3%,意味着大约20个学生在竞争一个录取名额。

一所美国排名前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像一座独木桥,学生战战兢兢地前进,生怕一失足就跌落,家长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为子女保驾护航,而公众则对桥的彼岸充满了好奇。但每个人都想知道:究竟如何才能过桥?

教育学者Rebecca Zwick的著作《录取谁?》(Who Gets in?)分析和研究了那些高竞争大学(录取率低于10%)的招生政策。她发现,大学预修课程(注:AP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赞助和授权的高中先修课程,可以在大学兑换学分,比一般高中课程难度更大和更复杂)的成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所谓的美国“高考”成绩——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CT(美国大学入考试)——因为其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可能造成不公,更多地作为门槛来帮助精英学校初筛。除此外,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的身份、申请人的地理位置、是否为校友子女(legacy applicants)、是否具有杰出的运动或艺术才能、家庭的捐赠能力、是否对学校展现兴趣以及是否具有支付能力都可以影响招生结果。

Zwick利用建模发现,如果申请者是少数族裔或者来自低收入群体,其在招生上的优势等同于额外的200分SAT成绩。这一额外考量一方面帮助推进教育的机会均等(即不以种族、性别、家庭背景阻碍学生获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多元的学生背景有利于学生从不同人身上获得不一样的经验,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如果申请者的家族有潜在大额捐赠的能力,等同于隐形地为其SAT成绩增加300-400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其经营和运作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校友捐赠和捐款,故招生不仅同培养人才这一目标有关,亦影响着学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获得的捐赠数额。

与之呼应,据《纽约时报》报道,哈佛大学在招生时有一些专门的术语来指代不同的申请人情况。“小奖励(tips)”指的是那些针对于少数族裔、校友子女、哈佛员工子女、捐赠者亲属和运动员的额外考虑。“院长的感兴趣名单(dean’s interest list)”指的是那些同哈佛捐赠方有利益关系以及同哈佛有关系的申请者,这份名单上的申请者录取的概率会显著增加。

除此外,哈佛还有一个专门的“Z名单(Z list)”,指代哈佛希望录取但其学术成绩处在录取边缘的申请人,每年大约60人,多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哈佛会为他们提供推迟入学的录取。

总之,纳入诸如校友子女、家庭背景等考量因素,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的招生目标不是单纯地为了聚集“最好的个体(best individuals)”,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最优的集合(best ensemble)”。 这个容纳了多元背景的学生群体,像个万花筒,千变万化又色彩斑斓,满足了学校在自身经营和创造多元学习体验上的多重目标,使得整体的运作能够实现最优。

但正如同电影票房无法完全告诉我们电影的质量好坏一样,大学的录取率也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衡量大学教育质量。过分沉溺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忽略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成长,而在人的发展中,“合适”这个词可能扮演了更大的分量。

教育系统中的选择与第二次机会

在左右衡量后,May觉得自己回国的可能性不大,一来跟不上,二来是因为绿卡迟迟未批,她不方便回国。她决定今年高中毕业后,先上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读两年,修够学分后转学到普通大学,继续读完剩下的两年。我由衷地支持她的想法。

刚来美国时,我怀抱着一种虚妄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所谓的社区学院不过是职业技术学院,低门槛甚至零门槛意味着没有筛选,鱼龙混杂,质量难以保证。

之后因为在教育研究生院读书,我才了解到,社区学院是美国一种独特的教育系统,更像是个大杂烩,既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还能提供两年的本科教育,内容设置和普通大学相似,种类丰富,修读的学分可以转换,为那些之前未准备好的学生提供二次跳板。尽管如此,我仍坚定地认为,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同顶尖名校的质量不可相提并论。

改观发生在3个月前,我在社区学院上了一个短期的编剧学习的项目,为期八周,每周五次课,每堂课两个半小时,课后有作业,八周后一个最重要的产出是写完一个至少90页的长篇剧本。算下来学费平均每小时30美元,是我在一家常春藤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的五分之一。

项目一共有12人报名,分别来自10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爱尔兰,比利时等等),年龄从19到40岁不等。所有人集体上一门关于编剧入门和技巧的大课,而后学院为了确保每个人能够有针对性地得到教师反馈,又分成了2个小班,确保在150分钟内每个人平均至少能够得到25分钟的反馈时间。

印象很深的是参与感。因为没有门槛,大多数申请人是凭藉自己的兴趣选择的项目和课程。课堂上,每个人都很有发问和表达的欲望。有些人勉强能开口说英语,很费力,但努力去让对方理解。有人认为老师过分推崇好莱坞体系而忽略电影创作的多样性,便公开提出质疑,一度在课堂上争执,但这仍是有益的讨论。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原先在研究生院里上课,学校鼓励表达,美国同学都很习惯于开口,不管三七二十一说了再说,我的反应速度慢,有时候刚想好说什么,打好腹稿后,已经换了个话题;哪怕是发了言,也往往陷入一种虚妄的自我沉浸,在脑海里回放好几遍,生怕自己的表达不够聪明。反倒是在社区学院上课的经历,使我更加坦然,明白学习本身即是自我完善,因此一切的学习行为只要让自己舒服和受益即可。

如果说申请竞争激烈的名校,更像是一个通过高等教育稳固社会阶层的方式(一个直观的证据是2017年的调研发现67%的哈佛新生其家庭年收入为社会的前20%,仅4.5%来自于社会低收入家庭),为那些已拥有优越社会资源的申请者锦上添花;那么广泛而普遍的社区学院则更像是雪中送炭,以其低廉的学费以及合格的教育资源,为那些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学生提供另外的选择和第二次机会,使得他们仍然能够有机会通过高等教育改善个人处境。

结语

诚如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所言,最有效的限制自由的方式便是选择的匮乏。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精英大学对学生的选择,抑或是学生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的选择,都可以窥见某种多样性。不以单一的标准作为考察学生的指标,不以精英大学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大学和学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以满足他们对教育的期待。

但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的多样性在意味着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灰色地带,复杂纠缠的利益关系共同博弈影响着选择结果。如何增加大学选择过程中的透明和公正,如何降低学生选择过程中的非理性和认知偏差,可能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亟需面对的挑战。

(文中人物May为化名。作者马煜曦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展心理学硕士)

    责任编辑:董怿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