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身边 | 金姝含 宋佳琦 郭雨竹：听朋克的人
听朋克的人
金姝含 宋佳琦 郭雨竹
推开朋克的大门
位于宇宙中心的五道口曾经是中国朋克音乐的发源地。在巷子深处，沿着一条两旁满是凌乱小商铺的大街一直往里走，便可找到北京朋克音乐圣地——嚎叫俱乐部SCREAM CULB。如果说五道口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嚎叫俱乐部便是宇宙中隐秘的黑洞。嚎叫这一名字来自PIRMAL SCREAM原始嚎叫、挪威画家蒙克的画‘The Scream’以及美国诗人金斯堡的长诗‘嚎叫俱乐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五道口聚集着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简单而无所畏惧、愤怒而桀骜不驯，皮衣马丁靴、耳钉骷髅头成为了每一个朋克青年的标志，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通过简单的文字发泄着青春与不满。正如新裤子乐队在《悲伤朋克》中所唱的一样——“我不是悲伤的朋克，我不是无用的朋克，为了热爱和自由，无所畏惧地活着。”朋克文化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作为一种不妥协文化存在，它给循规蹈矩的世界提供了非常大的异端价值——也就是让在普通生活里的人感到某种不安分和不安全，从而拓展整体上的可能性。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回今天，会发现21世纪以来，世界快速往前行走着，人们逐渐习惯了各式各样有态度的年轻人，像汹涌的浪潮般席卷社会文化，又随之散去，成为遗落在时间角落的旧物。朋克音乐的乌托邦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五道口早已不是曾经辉煌时期的样子，嚎叫俱乐部外也不再聚集形形色色的热血的年轻人。2015年6月6日，中国传奇朋克乐队脑浊举办名为“再见乌托邦”的专场演出。
但也许，说“朋克已死”并不准确，因为朋克音乐被另一群有态度的年轻人拾起。或许朋克的世界继续存在着，只是人们已经不再经常提起他们，年轻一代的朋克们仍然躁动愤怒着，延续或重塑着那一个于我们而言遥远、不敢接近，但充满理想、勇气和自我的乌托邦世界。
夏奇是一名大三学生。在校园里很容易能辨别出她的存在，一头亮眼的红色短发好像燃烧的火焰。夏奇刚开始接触摇滚乐是在中学时期，那时正值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爆红之际。“我开始听乐队音乐是从中学开始的。具体的风格一直在变，但是乐夏确实也有给我蛮大影响。”然而对于朋克音乐，夏奇在最开始却不太喜欢：对于某些简单为了发泄而嘶吼的朋克，她认为他们并没有意义。直到看了一场朋克音乐的现场演出后，夏奇才对其改观，朋克带给人的魅力就在于现场的感染力。于是顺藤摸瓜“发掘”了许多做“好音乐”的乐队：“我发现朋克的现场其实还挺有魅力的。从那个时候才真的开始听朋克，看朋克现场。也有一些做朋克的人，他们是真的非常认真在做。像我喜欢的牙龈出血乐队，他们的表达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有点中二，但是就是热血而真诚的东西给予你力量。”
Pizzaface的主唱小航在小学参加的音乐班成为了她与音乐结缘的契机。从电子琴开始学习，逐渐将自己的领域扩大到吉他、鼓……越来越多的老牌乐队曲目翻唱经历使小航开始萌生出“我也想要组建一个乐队”的想法。上高中的时候，小航开始和朋友一起翻唱Green Day、艾薇儿等摇滚乐队/歌手的曲子，直到大学才真正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S-MUD酒精坏名声”。那时，对于像“S-MUD酒精坏名声”这样由大学生组成的乐队，在迷笛音乐节上演出已经算是实现了不小的成功。然而，学生乐队的结局似乎逃不过成长的考验。毕业后，乐队的成员们因为结婚、工作、出国等原因纷纷选择了离开，乐队也就此解散。小航在成为乐队主唱前，做过电影、教过画画，也常常作为拳击选手参加比赛。但是她说，写歌演出已经成为她“特别习惯的一部分”。从小学开始跟着交响乐队演出，小航的生活似乎一直“在路上”，对于她来说，如果在从事别的工作时不能专心写歌演出，那么生活便是受到了阻碍。“做乐队是让生活特别顺畅的事情。”
与Pizzaface成员们的组合，在小航看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与吉他手制作几张cover曲目后一拍即合，便开始一直玩音乐，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乐队的贝斯手最开始在其他乐队中担任吉他手，小航在巡演的过程中和他迅速结缘。鼓手则是去年经朋友介绍加入pizzaface。而对于乐队朋克风格的选择，小航告诉我们：“朋克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反叛精神，它倡导去中心化的价值观。我个人的经历和信仰让我坚信，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中心来控制整个世界的运作。我更倾向于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和态度，每个人都应有不同想法的自由。我向往的是一个没有过度集中的中心，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偏好自由地组织和聚集，共同做一些他们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的世界，是我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Zedd目前是一名大四学生，接受我们采访时刚刚结束毕业论文的答辩，与此同时他也在System Chaos乐队中担任贝斯手。他在高中时期偶然接触到了林肯公园、绿日乐队（Green Day）的音乐，这是他与朋克音乐的初次邂逅，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高考的压力和社会等级制度下对人的量化让他陷入焦虑的漩涡中，朋克音乐以其直接、反叛的风格，为他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和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那段时间感觉好多事都没有意义。为什么我要用这些别人的标准来给我自己评一个分，来决定我自己人生后边是什么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满足于仅仅聆听流行朋克，而是开始探索更多样化的朋克音乐风格，包括左翼朋克、硬核朋克和街头朋克。“一开始最早地接触这个东西，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宣泄，或者是很简单、很高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好。在自己闭门造车那个阶段，我在广袤无垠的互联网世界上接触到很多公益性质，或者在为同性恋群体还有难民发声的一些乐队。我觉得这非常棒。”
一入朋克深似海
点开Pizzaface乐队《如果有一天你被摇滚乐带走》的专辑封面，画面上方是悬浮的宇宙飞船，背景是海蓝色，剪贴的人像旁环绕着游动的金鱼。这或许反映了朋克音乐人的态度：虽然海洋无法容纳陆地，虽然不会人人与我共情，但在这一片海域，我能够自由地深潜水底，畅快地呼吸与表达。在朋克音乐的“航行”中，他们像出海的水手，逐渐产生与海域的感情，最终视其为“应许之地”。
而在谈到“如何界定朋克”，或者说朋克音乐吸引人的地方时，阚子亦认为朋克在技术上是很简单的，朋克音乐重要的是“人”。“所有人都可以去做，因为程式简单、相似性高，但是谁能把节奏做出过耳不忘的效果，会比较难”。小航姐姐也认为朋克音乐确实属于“简单”的音乐，但是好的朋克“直接的表达方式是不变的，虽然简单但是好听”。我们可以将朋克音乐理解为某种高度自我表达的东西，它的感染力简单而直接，它能吸引到多少人、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乐迷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朋克门槛很低，所以很可能衍变为纯粹的发泄、脏话的输出，导致“过于简单、缺乏意义”，在乐迷阚子亦心中，“真诚热血的元素、可以给予听者力量的朋克是好的朋克”。朋克音乐的“在场”也多少给生活、性格带来了改变，“我更加认为自己不太适合所谓的主流道路，那些办公室工作的传统不适合自己”。而对于小航姐姐来说，朋克作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很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生物钟，“就比如你自己一会儿就不由自主地喝水去了”。而朋克音乐的影响在Zedd身上体现为一种隐隐的“撕裂感”，“在我周围的校内环境，听这类音乐的，其实很少很少，如果我穿着DIY的皮衣去上学，更多的可能是那种很猎奇、很异样的眼光”。
异样的眼光，或者说鲜少关注，某种程度上属于朋克音乐的“常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小众的音乐”，阚子亦说。此外，大环境政策也是反着来的。在小航姐姐看来，商业化的音乐节使人们享受音乐节，而不是享受音乐。完备的阵容、完美的天气，再按照小红书的姿势拍照打卡……“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音乐节，我在国外看音乐节就是人们不管天公作不作美，踩在泥巴里享受那一刻”。疫情三年间，大家彼此见面交流的机会变少，成为躺在联络框的一个个好友，“容易跟随网络舆论走，比如网上说哪个乐队火就去看哪个乐队的演出，很少再主动去找音乐、找演出，去看一些自己没看过的东西了”，对于本身就会面临突发人员变动的自组乐队来说，这无疑成为又一重阻碍。但朋克音乐自身的特点恰恰包容了、甚至是突出了地下性、小众性，“对于我们这些乐迷来说，我们也不是那么希望特别多人喜欢，我们现在可以在台上台下距离很近的地方看演出，也没有那么高昂的票价”，阚子亦传达了可能是众多乐迷的心声。小航姐姐也并不担忧自己在做的东西是否进入大众视野，“中国人很多，就算小众，也会有定数的人会喜欢；商业化不是我们的主旨，更主要的想法是充分地表达自己”。Zedd强调音乐“传递”的力量，想法也好，观念也好，精神也好，都要大胆说出去，虽然未必回音如你所料。对朋克音乐而言，“共鸣”不是针对大众，而是针对喜欢的人。迎合大众可能对于乐队自身的经济运转有益，但是对于自身是刀口向内的。
谈到朋克乐队的未来发展，作为乐迷，阚子亦直言“朋克在国内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东西了，不太可能会有新的发展”，但是一定会一直有人喜欢，“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直活着的”。她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不时潜入朋克这片海域，汲取呼吸与能量，让自己不致干涸；Zedd依旧在听着歌、考着试，未来也可能步入社会最拥挤的轨道，但坐了班也配继续做朋克，“不能因为这些就把自己的想法、情绪、愤怒消磨干净了”。他深知平静海域内可能面临的暗流涌动，但不会轻易拆掉自己架起的桅杆。在“朋克”这片海域浮沉了近十年的小航对未来的计划是写出能引起更多人共鸣的歌曲，就像自己乐队的名字Pizzaface一样，作出更多具备pizza性的音乐：喜欢乐队的乐迷在听现场的时候就是“分披萨”的这样一种状态，大家可以随意地取用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口味。这中间，或许还会建构新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最终把自己也推翻”。乐手就像一个个水手，“whipped up by the wind of land / stepping on the shifting sands / drifting with the bass boat sails / let the ghosts haunt the waves”（朋克乐队牙龈出血《暗夜大逃亡》歌词）。
当我们谈论朋克，我们在谈论什么
提到朋克，或许你眼前会首先浮现一个花臂纹身、抽着香烟的小伙子，看起来在愤世嫉俗地咒骂些什么。一些朋克音乐的确正中刻板印象的靶心，一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发泄无端的愤怒，甚至满篇脏话......但是这绝非朋克的全貌。在夏奇心中，真正的朋克或许“有些中二”但绝不肤浅幼稚，或许不刻意追求意义但绝非没有意义，“一些做朋克的人，他们真的在非常认真地做那些热血的、真诚的，可以给你力量、给你一些东西的音乐”。
不过，就算是在摇滚圈内，朋克乐迷也是小众的。朋克音乐因在技术上和弦基础、编排简单而屡被诟病，甚至在滚圈“鄙视链”中处于末端。但旋律的简单重复、表达方式的直截了当，反而为直抒胸臆的强烈个人表达让出了位置；朋克音乐让人过耳不忘、记忆深刻的独特之处恰恰在此——相比于“这是一首怎样的作品”，让听众感知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更为重要。“人”的突显，正是夏奇对朋克情有独钟的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朋克就是一个非常高度自我表达的东西。你听这个作品，你非常直接地能听到写这个作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成立于06年的老乐队牙龈出血是她眼中真朋克的代表。能够“将朋克坚持到底”，十八年没有为迎合市场口味而转型，说明他们对朋克这一定位有深厚的认同和自己的坚持，“比起去做一个别的风格、获得更多人的喜欢，他们还是会选择坚持去做朋克，说明他们是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的”。
对于“什么是真朋克”的回答其实无法一概而论，因为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种朋克的模样、一万种朋克的意义。钟爱流行朋克的小洋在朋克中感受到释放和积极生长的生命力，而同为朋克爱好者的小尹则更偏爱后朋克。她认为相比起传统朋克音乐的直接粗暴，后朋在表达自我、诉说情感时都更为温和内敛，这种刻意为之的克制甚至带有一种妥协和虚无的基调——这无论在审美上还是认知上都更符合她的心境，“如果说朋克还是给我一种阶级斗争的感觉，后朋克的主题就把这种阶级意识隐藏于个人情感表达之中了。”
尽管对于“真朋克”的理解不一而足，但大家心中的“朋克精神”之核心却殊途同归——旗帜鲜明的反叛，拒绝进入主流叙事、拒绝顺应流行文化、拒绝维护建制秩序。乐队当代电影大师的《长歌》中有这样一句恰如其分的歌词，“如果他是一个朋克，不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朋克，而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想成为”，朋克的诉求不是“创造”而是“打碎”、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反对的感觉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主唱黄元懋曾在访谈中这么说。
乐队披萨脸的主唱小航则将朋克的诉求表达得更生动具体，“推翻原来的东西我觉得特别重要，原来的东西当然有很多好的，但随着时间延续下来也有很多垃圾。如果你不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去反抗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被清除的，它在土地底下埋得很深，根已经烂了。你不把这个根挖出来，你在上面盖再多漂亮的建筑、布置再多好看的装饰也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都只是暂时的存在，下边那个根烂到一定程度时，上面的东西肯定也都会随之坍塌。”
反叛之余，去中心化也是朋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朋克的反叛态度也正是源于对权威权势的怀疑与厌恶，他们拒绝一个庞然巨物在中心掌控着周遭的一切，拒绝麻木地做威权力量操纵下的提线木偶。
反叛与去中心化的特质与朋克相伴而生。萌芽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朋克音乐的产生直接受到了反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朋克乐队坚持通过独立唱片公司或自行发行唱片，拒绝与主流音乐产业“同流合污”。他们和乐迷多抱持着反权威的政治立场，在歌曲中探讨权力、阶级和不平等的话题，表达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自此，反叛与去中心化的主题贯穿朋克发展始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朋克人。
小航姐也描绘了她心中去中心化、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我更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信仰也好、态度也好、生活方式也好，我觉得每个人肯定是有不同的想法的。如果没有那么集中的一个中心，大家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去分散、聚集，做一些更喜欢的事，人人都可以更顺畅友爱地表达，这是我比较向往的世界的样子吧！”
朋克的意义生成与精神共振离不开音乐live现场。“朋克这种东西就是现场性的”，现场的魅力一方面在于台上乐手精彩的演出、一方面在于台下人与人面对面肉身相遇缔造的连结。live听起来或许不如录音文件那么悦耳舒服，但那样原始真实的状态、直接打开五感去迎接冲撞带来的震撼，与在电子设备上听音乐的感觉迥乎不同。
作为乐手，小航尤为珍视每一次在演出现场与观众见面、交谈的机会，这让她感受到做朋克音乐的幸福与值得。“有的人会过来跟我们说，TA已经连着上了很久的班、平时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在看完我们的音乐现场之后觉得跟我们特别有共鸣、觉得我们替TA说出了有想法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的话；有的人说觉得上班特压抑，但在这样的音乐现场就会觉得，对，活着还是挺好的。”
她其实不太喜欢称呼观众们为“粉丝”，不希望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是众星捧月有高低之分的上下级，而只是来享受演出的、可以手拉手肩并肩的好朋友。演出完后，她都会和现场的朋友们聊天，如果身旁的观众比较害羞安静，她也会主动开口和对方搭话，“我也想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些比较熟悉的观众也都相互有微信，点点赞、聊聊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他们遇到什么事没有别人可以说的时候会找我们来说，会把我们当真正的朋友。”
而作为乐迷，不仅能从朋克现场中寻得共鸣与连结，甚至能够被这种激烈的音乐治愈，发现生活的崭新可能。曾经有一个乐迷追着披萨脸的全国巡演，几乎每场必到。原来，他在深陷焦虑与抑郁的泥沼时偶然听到了披萨脸的歌、来看了一次现场，恍然发现原来世界还有别的样子、他还有别的选择。于是，他想感谢与支持披萨脸的演出，继续在朋克现场享受与分享这种感觉，并在一次又一次的朋克现场之旅中向内探求内心深处的渴望。
同为朋克乐迷的阚子亦基本每周都亲临现场，“不同演出的‘爽点’不一样，优秀的朋克现场会带来身体上的刺激，产生‘听到爽’的那种感觉，这是感官上的享受。但可能更多支持我热情不减的还是在于‘人’吧，在现场我会感觉到真的非常非常自由，我可以彻底忘掉任何事情，完全完全打开自己......还有跟周围人的交互，我上周去看牙龈出血那场时撞出来的淤青，现在还在。你能感觉你完全放开来，和周围的人完全连结在一起。”身旁的陌生人多面熟几次，自然而然就成了约着一起看演出的好友。
live这个单词不仅有“现场”之义，也可以表达“活着”——朋克音乐的现场，的确给乐迷们一种超脱于凡俗日常的、刻肌刻骨的活着的感觉，乐手拨扫吉他和弦，右手一收一放仿佛也播撒下火种，点燃起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鲜为人知的是，今天的“宇宙中心”五道口正是第一代中国朋克的诞生地，并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在这里，一个叫做嚎叫俱乐部的酒吧于98年初横空出世，朋克们在此安营扎寨，排练、演奏，也喝酒、打架，打口碟和卡带也在此互通有无。脑浊、69、无政府主义男孩、反光镜，这四支最受欢迎的乐队组成了一个叫做无聊军队的社群，很快掀起了一股朋克热潮，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新生的朋克乐队。朋克的英雄主义时代一夜降生。尽管很多人至今仍未从那一夜醒来，但渐渐地，迷幻的灯光黯淡下来，那些朋克灿烂的日子消融于明暗之交。
近年来，随着《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的播出，摇滚乐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这股摇滚热进一步随音乐节、livehouse的遍地开花漫延开来。然而作为摇滚中最离经叛道的一种类型，朋克从未大众过。地下反叛文化、激烈极端的音乐风格，要么刚刚冒头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要么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娱乐化市场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朋克只能是小众的趣味，一旦它走向了大众它也就不再是朋克、甚至成为某种对朋克的背叛。
提到朋克，或许总绕不开“青年的、非主流的、离经叛道的”等等这些形容词。的确，它们是朋克的重要特质；但朋克精神的实质和意义，绝非能以一言以蔽之。从亚文化视角研究朋克的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写道，“没有哪一种亚文化能比朋克具有更坚定的决心，让自己脱离由种种正常化形式构成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景观，也没有哪种亚文化会给自己招致如此激烈的非议......”在赫伯迪格看来，朋克作为亚文化中最激进的代表，通过和主流相悖的风格和行为，在符号层面对于现有的霸权秩序发起了挑战。这种反抗不只局限于音乐领域，而更进一步尝试去介入社会问题和政治权力。
或许有人会嘲笑朋克们仍然活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天真年代。但正如《一代宗师》中宫二所言，“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种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留在属于我的年月”，他们不是尚未认清生活的真相，但是在认清之后依然选择在21世纪继承上个世纪的某种精神遗产，并尝试在现实世界寻找一个安放自己、安放信仰之所在。
未来，或许朋克依然小众、依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但是一定有人在坚持。或许在音乐脉络上，朋克作为一种过去式的固化音乐风格不太会有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永远会有这么一些人在坚持朋克，坚持质疑、坚持拒绝，质疑成规、拒绝成熟，拒绝马首是瞻、拒绝俯首称臣，拒绝披挂皇帝的新装、拒绝粉饰矫揉的太平。
1970年，北岛写下《宣告》：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朋克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很怀念它。
原标题：《重拾身边 | 金姝含 宋佳琦 郭雨竹：听朋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