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选”国旗—— 一次公开民主科学的遴选

文 | 刘扬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乐声，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60多年来，在新中国成长崛起的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可见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如今，打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会发现，五星红旗能够成为新中国的国旗，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可以算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次全国性公开民主科学的“海选”。

“海选”评审：学者与专家兼备，阵容强大       

“海选”国旗，责任重大，而且前无此例。由谁来组织这次“海选”呢？对于汇聚了各界精英的新政协筹备会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立第六小组，专门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第六小组由大学问家马叙伦任组长，儒将叶剑英任副组长。后来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了文学家沈雁冰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其他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若要细说这每一位的身份，都是大有来头。他们中既有中共党员，也有爱国民主人士；有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还有经济学家、科学家……总之个个都是有相当资历的文人学者，其中多位还有海外留学背景，具备国际视野。

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海选”国旗，是政治活动，也是文化活动，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专业的美术素养也是必需的。第六小组几经商讨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人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的专家顾问。三位专家中，徐、梁两位的专业素养众所周知，艾青在著名诗人的身份背后也是一位美术家。他曾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学院，后赴法国学习绘画，回国后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整个国旗“海选”过程中，三位专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专业指导意见，还直接参与了国旗设计图案的整理、修改、重新制图。

资深文人学者，再加著名专家顾问，强大的评审团队为保证此次遴选的公正民主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海选”初启：《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发表

第六小组成立后，7月4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成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推荐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国旗国徽国歌征求条例；还确定了国旗应取长宽32之形式。

7月12日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各方人士的首肯，“即行发表”。新华社负责联系，在北平、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上海、汉口、济南、青岛、开封、西安、南京、香港等13个城市的报纸显要位置刊登《启事》，第一次连续登七天，第二次隔一天登一次。

《启事》对国旗图案提出了四项要求：“（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启事》中还明确，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截止日期是八月二十日。

《启事》发表后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积极响应。一个月内，收到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不少投稿人，一下子寄来两幅甚至更多幅的图案，所以最后的图案数比稿件数还多了1000多。而投稿人的职业，包括工、农、学、商、教员等社会各阶层，地理分布上则是遍及全国乃至美洲、马来西亚、印尼等地。

第一轮筛选：“初选11号”占得先机

面对如此热情，如何处理这些稿件、评选出最合适的设计方案，成了第六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中心议题。小组协商决定：稿件先由秘书送各有关初选委员会委员及专家传阅；各委员及专家接到稿件后，从中选出自己认为较好之稿件提出供集体商讨；而最终方案的选定，由小组全体会议决定。

8月22日，北京饭店413房间内，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对所有来稿进行第一次评审。负责国旗图案评审的学者专家们悉数出席，还邀请了吴作人列席。

严肃认真是所有稿件给评审们留下的最直接印象，他们一边浏览一边感慨。徐悲鸿两次感叹道：“这些人态度真严肃”，“一点也没开玩笑的”。梁思成提议：“等选定后把全部开一个展览会。”郑振铎补充说：“将来展览会时要说明：第一次选了多少东西，第二次选了多少东西。”

从设计水平看，评审们对国旗的应征稿件也比较满意，认为大多数都能符合《启事》中提出的要点。比如，《启事》中要求表明政权特征，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是工农联盟，斧头加镰刀是工农联盟的形象体现，所以所有稿件中带有斧头镰刀的最多；而地理特征则多通过中国的江河来体现。此次初评，挑选出国旗图案16幅，交第六小组全体审议。

8月24日，北京饭店六楼大厅，第六小组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与以往不同，此次小组会是站着开的。经初选挑出的16幅国旗稿件被摆到了地上，大家边看边议，各抒己见。翦伯赞首先提出了一幅自己最欣赏的：“我赞成中间白的那个，将来通过也许是它，它比其余的都好。”梁思成似乎也颇为赞同：“星再大些，放它成适当的比例。”想了想，接着又说：“星靠角好，无风时星也能看见。”此时郑振铎提出异议：“白的照相没有颜色，只有孤零零的星照上多难看。”话刚出口，梁思成便给他上了一课：“白色是最明显的色彩，无论什么地方放下它，别的都不显了，所以舞台和照相都避免使用的。”不大的会场内，专家学者们七嘴八舌，各执一词，好不热闹。为避免混乱，沈雁冰提议：“我们要投票，把票数最多的拿上来。”马叙伦补充说：“把选中的，我们要说明我们选它的意义。”

如此几经商讨，大家的意见逐步统一，集中看好“初选第11号”。旗子三分之二红色，三分之一白色，左角上有一红星。理由是：“红白二色分配适当，制作容易，红星在角上，旗不飘开时亦能看见。样式亦与其他国家并无雷同，配色美观，在象征上也适合征求条例。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

为慎重起见，除了“初选第11号”外，第六小组将初选出的其他图案也一并登记成册交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审核，同时对这些图案提出了两条筛选原则：“国旗图案中有左上方留四分之一的形式一种较为美观，惟与美国及国民党之国旗相似，不拟采用；为避免与苏联相同，拟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

小组意见不统一：“初选第17号”还是“初选第11号”

带着第六小组成员的集体意见，8月26日，马叙伦向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工作汇报，介绍了国旗方案选定情况。不过好事多磨，很快有人提出异议。而此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很近了，第六小组的学者专家们再次集结，重新商讨国旗方案。

怎么回事呢？原来，前几次小组会议请假缺席的陈嘉庚先生回来了，他不主张选用“初选第11号”方案。理由有：一是该形式与印尼国旗相似，只是印尼国旗没有星；二是旗子上半部分白色，在太阳底下看不见；三是旗子没有表示工农联盟之意。

第四次小组会议的主席是马寅初，他首先通报了陈嘉庚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看了国旗初选方案后，提出“初选第17号”的意见。

接着，陈嘉庚发言。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强调“初选第11号”没能体现工农联盟的特征，与《启事》要求不符。而对新提出的“初选第17号”，他也认为需要认真考虑“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等问题。

此时，关于国旗设计是否必须完全符合《启事》的要求、必须体现工农联盟的政权特征，似乎成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的瓶颈。参与起草《启事》的郭沫若和向来直言的张奚若都表示，《启事》上的要求不一定都要完全遵守，国旗图案“不仅代表政权，而且还要顾及到艺术”。其他多数评审也赞同他们两人的观点。

瓶颈突破了，大家的讨论又集中到“初选第17号”上。该图以红色为底，左上角有一黄星，下方有一条黄线。支持者认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代表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反对者则对黄线有疑议，认为有将革命分裂之嫌。徐悲鸿建议，修改星与线条的比例和位置。

而“初选第11号”也仍有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将引发异议的白色换成黄色，重又提出修改稿。

“初选第17号”和“初选第11号”的修改稿各有长短，一时难有取舍。为方便向上汇报时有个排序的先后，第六小组对这两个图案集中投票，结果七票对四票，“初选第17号”暂列第一。

意见僵持：“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此时国旗国徽国歌的方案都尚未确定，第六小组更名为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继续“海选”。

作为“海选”前两轮筛选的结果，艾青等人编制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这份资料由《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工作的说明》和38幅国旗参考图案组成，是现在能看到的唯一一份应征国旗图案集。38幅国旗图案每幅按“复字第×号”依次编序，其中有原应征稿件，也有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后的稿件。第六小组之前的两个备选“初选第17号”和“初选第11号”的修改稿分别被标为“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

此外，《参考资料》中在郭沫若、张仃、莫宗江、朱德、吴玉章等赫赫大名之后，也悄然排着曾联松的名字。当时，他只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一名普通秘书。曾联松的稿件被标为“复字第32号”，即现在的五星红旗图案。因为第一轮筛选时，第六小组确定了“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的原则，所以曾联松原先的设计稿被修改，删去了大五角星内的斧头镰刀。这也是五星红旗在档案内最早的记录。

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两个备选的意见始终僵持着，方案组决定邀请政协全体代表分组投票讨论国旗图案。可是，分组讨论的结果依然不能统一意见。

9月23日晚，方案组连夜汇总分组讨论结果。经统计，投票排名靠前的图案是：“复字第3号”185人，“复字第4号”129人，“复字第1号”112人，“复字第2号”77人。因为复字第1、2号是“复字第3号”的修改稿，所以投票结果表明，大部分的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形式，只是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意义的说明略有不同意见。而在方案组的讨论中，美术专家们却认为这种形式不美观。

听大多数代表的还是美术专家的？没有定论。

“黑马”胜出：“复字第32号”

尽管如此，分组讨论的结果给方案组还是带来了新启发。曾联松的“复字第32号”在分组讨论中得到了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支持，虽然票数不算多，却以“黑马”之姿出现，让专家学者们眼前一亮。四颗小星环绕大星象征团结，画面简洁而意义深远。

在马叙伦、沈雁冰代表方案组给政协会议主席团的报告中，关于国旗图案，综合代表和专家的意见，经修改，重又画出四幅图供备选。与之前相比，这四幅图中新增了小星环绕大星的构思，已依稀能看出五星红旗的影子了。

9月25日，离开国大典只有五天了，国旗国徽国歌都未有定论。这天晚上8点，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召集郭沫若、沈雁冰、陈嘉庚、张奚若、梁思成、艾青等方案组的学者专家召开座谈会，商讨国旗国徽国歌事宜。

会议首先商定国旗图案。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说话间，他拿起了“复字第32号”图。“这个图案表明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此言毕，会场内响起一片掌声，陈嘉庚、梁思成等人纷纷发言表示赞同。最后，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国旗方案选定为“复字第32号”。

9月26日、27日，国旗方案顺利通过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正式形成决议案发布。国旗“海选”圆满落幕。

纵观此次国旗“海选”过程，第六小组最初选择的是“初选第11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意的是“初选第17号”（即“复字第3号”），而最终却是选定了“复字第32号”。如此变化，虽有波折，恰表明这次“海选”充分尊重学者专家各方意见，广泛发扬民主，坚持政治标准与美学标准并重，科学集中不同声音。同时，国旗“海选”以政协会议为平台，是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生动展现。

（中央档案馆供稿）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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