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器入吴：王莽时代的大泉五十铜范刍议
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代名臣范仲淹，以《了凡四训》传扬改命之学的袁了凡，以及投身抗日烽火的红色将领李建模，三位皆是苏州这片土地孕育的英杰。他们之间还暗藏着一层与传统文化深深相系的隐秘联结——三人之名中“范”“凡”“模”三字，恰与中国古代“模”“范”制器的古老技艺有着深刻的渊源。“范”与“模”本是古代塑造器物的关键工具，外凸为模，内凹为范，相辅相成铸就万物形态；“凡”字亦源于此，由模范铸就的寻常器物，渐化为“平凡”之意。近日，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的凉州展上，来自甘肃野猪沟的新莽时期“大泉五十铜钱范”尤为引人关注，以此为契机可以一窥中国古代的模具文化及新莽货币历史。
大泉五十铜钱范 新莽 酒泉县上坝乡野猪沟出土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一、王莽造泉：货币改革的进程、特征与失败逻辑
所谓王莽造泉，乃是他为强化中央集权而推行的一系列货币制度改革，这场改革运动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该阶段所铸造的货币通常被称为“莽钱”。此次货币改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次在王莽摄政的公元7年，发行了三种新的钱币，分别是“大泉五十”“契刀五百”和“一刀平五千”（金错刀）；第二次在王莽称帝的公元9年，废除了五铢钱、契刀和金错刀，保留了“大泉五十”，并新铸“小泉直一”；第三次在公元10年，实行“宝货制”，将钱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第四次在公元14年，改行“货泉”“货布”两种。
在材质上，王莽所造货币以铜为主，像“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均为铜铸。不过部分货币包含其他材质，比如金错刀的刀环用黄金错出“一刀”的文字，而“宝货制”中还涉及金、银、龟甲、贝壳等。造型方面较为多样，有延续传统的圆形方孔，如“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钱面铸有币值文字；有仿刀币的刀形，像“错刀”“契刀”，带有刀身和刀柄；有呈铲形的钱币，如“货布”，有首部、肩部、足部，类似古代布币。币值上，不少币种存在虚高情况。例如“大泉五十”值50枚五铢钱，“金错刀”值5000枚五铢钱。“宝货制”包含28品，币值从1到上万不等，兑换混乱。
钱币收藏界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高质量的铜钱，因为存世数量多而交易价值始终上不去，偏安政权铸造水平极低，存续时间又短，货币稀少，反而被人追捧。莽钱则兼顾两端，钱币造型优美，数量稀少，艺术价值高，向来为人所追捧。
金错刀 新莽 南阳市博物馆藏
在诸多新莽货币中，“金错刀”凭借奇特的形制与精湛的工艺，被后人赞誉为“钱绝”，其外观酷似现在用的钥匙，上半部分是常见的方孔圆形铜钱，下半部分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环柄阴刻“一刀”二字并镶嵌黄金，刀身阳文“平五千”三字，字面与钱面平齐，铭文承袭战国“一笔过”技法，书法流畅而富有韵律感。这种将错金工艺与篆书美学完美结合的创造，使“金错刀”成为中国古钱史上唯一以贵金属镶嵌工艺制成的货币。
可惜无论再精美的钱币都掩盖不了货币改制的失败。在公元7年到14年的短短7年间，王莽废除了流通上百年的五铢钱，强制推行复杂且不合理的新货币体系，导致货币急剧贬值，引发全国性的混乱，不仅造成了经济秩序崩溃的严重后果，更为新莽政权的快速覆灭埋下祸根。
货币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纷繁复杂，表面上是王莽太过于推崇儒家的“复古”思想，试图恢复《周礼》中记载的古代货币制度，以实现“大同社会”。可惜他缺乏金融常识，强行废除五铢钱，恢复早已被淘汰的古老钱币（如龟币、贝币），开历史倒车，违背了货币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元到统一的发展规律。
贝币 天津博物馆藏
直接原因则是汉代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而同期铜的供应量未能跟上，导致通货不足，令王莽不得不用货币改制的方式缓解供求矛盾。然而繁杂的币种设计令百姓难以使用，连官府也难以准确核算，货币“面值”又与“实际价值”严重脱节，令改革变成一场经济掠夺，导致百姓对新币毫无信任。最终，全社会形成“反莽”共识，未能解决社会矛盾，莽钱在流通中也举步维艰。
有的学者推测，这次复杂的改革还蕴藏着王莽对其统治合法性的焦虑。王莽得位不正，虽然未曾使用武力夺权，而是禅让自然过渡，但是汉室200年的民心所向仍在。王莽通过废除五铢钱的方式，达成“以新代旧”的直接目的，使百姓在日常交易中直观感受到“汉室已亡，新朝当立”，用经济符号消解对西汉的认同，更是在货币改制中恢复先秦时期的刀币、布币，通过复古暗示“新朝”并非继承西汉，而是接续更古老的“三代之治”（夏商周），从而绕过“篡汉”的伦理争议，将自身定位为“复古更化”的正统继承者。
七年四改货币，充分暴露了王莽内心的焦躁不安。他不能明确民间对其经济改革的否定是出于政策错误，还是对新朝政权的不信任，故而用一轮又一轮的错误经济改革，试图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东坡先生编年诗》卷十二 [北宋] 苏轼 撰 刻本
作为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王莽前半生以圣人的姿态，获得儒家的拥戴，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朝代更替，后半生又因失败的改革，造成天下动乱，王朝覆灭。在此以苏轼的《王莽》诗，总结其一生功过是非：
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事新。
百尺穿成连夜井，千金购得解飞人。
二、大泉五十：流通特质、文化意涵及历史影响
在王莽造泉运动中，“大泉五十”是发行时间最早、流通最长的一种货币，为削弱刘汉统治集团的势力，增强王莽统治的财力做出一定贡献。由于其“虚值货币”的属性，能够快速充实政府财政，为缓解财政危机提供思路，被后世王朝有所借鉴。
先秦时期，周王室卿士单旗提出了“子母相权”的经济学理论，亦即通过调节子钱与母钱的兑换比例来平衡物价，比如圜钱一釿的重量是半釿的两倍，作价亦是半釿的两倍。通常以重量较大、价值较高的货币为“母”，重量较小、价值较低的为“子”。莽钱则不然，其名曰“子母相权”，实为“虚值大钱”，如一枚大泉五十只比一枚五铢重两倍余，却是其作价的五十倍，实际上是在掠夺民间财富。
“大泉五十”铸钱铜范 汉 宁夏博物馆藏
作为王莽货币改制中的主力币种，大泉五十的流通范围较广，在民间的接受度也更高。其铸钱遗存在西、北边郡地区多有发现，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鄂尔多斯高原、六盘山两侧及河西地区等四个区域，以第二、三区域较为集中。边郡官营铸钱遗址出土的大泉五十钱范，在工艺及演变上与中央铸币工场一致，显示中央有效管理，也体现边郡对该货币的接受。
大泉五十沿用了自秦代以来“圆形方孔”的货币形制，且与五铢钱在外观上具有延续性，易于被民众接受，从而为其流通奠定了基础。此外王莽在发行大泉五十时，明确了其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避免了新币流通初期的价值混乱，适中的面值，既便于大额交易结算，又能通过拆分满足日常小额交易，适配了民间多样化的交换需求。
由于《周礼》中记载钱币的储放机构为“泉府”，作为复古主义者的王莽推崇《周礼》，加之忌讳繁体“劉”字中含“金、卯、刀”，而“钱”字从金字旁，故而他改“钱”为“泉”。“泉”的本义是地下涌出的水源，因其“持续流动、生生不息”的特性，与古代货币“流通循环、滋养社会”的功能形成天然隐喻。同时，“泉”与“钱”古音相近（属于双声通假字），语音的关联性为二者的互通提供了语言基础，使得“泉”在很早以前就成为“钱”的代称之一。直到今日，古钱币爱好者仍被称为“泉友”。
“钱”字字形演变
实际上“钱”原本是一种类似现代铁锹的农具，用于除草或翻土。商周时期，这种农具因以金属（主要是铜）为质地，兼具一定价值与通用性，逐渐成为交换媒介，后来便演变为货币的名称。“钱”字为左右结构，左边是“钅”，表明其本义与金属相关；右边为“戋”，在古汉语中常含“细小”“轻薄”之意，比如“戋戋”就用来形容数量少、事物细微，这与早期金属货币的形态特点相契合。
历代文人喜用“泉”替代“钱”，既避讳俗语，又显超脱，比如晚唐诗人韦庄在《江上题所居》中有“青州从事来偏熟，泉布先生老渐悭”的语句，戏谑地将货币称作“泉布先生”；宋代邵雍的《泉布吟》有“名为泉布者，无足走人间”的文字；明代沈周的《咏钱五首》中也有“个许微躯万事任，似泉流动利源深”的诗句，将钱币比作泉水，形容其在交易买卖中像泉水一样流通不息，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泉五十与五铢钱颇为相似。五铢钱的“五”是对货币重量的量化记录，汉代以“铢”为重量单位（24铢为1两），“五铢”明确标注了货币的实际重量，这是对秦半两“重如其文”传统的延续，便于民间识别和流通结算，强化了货币的信用基础。“五”字的字形如一个计时沙漏，形成了独特的视觉符号体系，此特征被大泉五十所延续。
西安后围寨大泉五十叠铸铜范模拓本
图源：《新莽钱范》第87页图109
后世王朝为缓解财政危机，多有模仿王莽造泉的方式，发行大额虚值货币。比如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铸造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货币，采用了“大泉”加上表示面值的数字，面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目的是通过铸造大钱来快速聚敛财富，蜀汉政权则发行“直百五铢”“直百”钱，强制兑换民间的五铢钱和财物。
新莽政权“大泉五十”的推行，虽以掠夺民间财富为底色，却在货币形制延续、兑换规则明确等方面留下独特印记。而“钱”与“泉”的称谓演变，及历代文人对“泉”的偏爱，为冰冷货币增添了文化意涵。
三、野猪沟“大泉五十铜钱范”：形制、盗铸属性与边郡镜像
凉州展陈列的“大泉五十铜钱范”，是王莽铸币时期的“印钞模板”，见证了中国货币史上那段光怪陆离又冠绝古今的铸币传奇。而这件文物的陪葬属性，更揭露了古代经济监管疏漏下屡见不鲜的盗铸货币现象。
大泉五十叠铸铜范模 汉
酒泉市肃州区野猪沟汉墓出土
1973年，酒泉市肃州区上坝乡野猪沟墓葬出土两枚形制相同的“大泉五十铜钱范”。这表明，西汉末年新莽时期已采用规范统一的铜范制钱，且在偏僻的西北地区，当时也已开始铸造“大泉五十”钱币。
野猪沟所属的肃州区是酒泉市的核心地域，也是酒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常住人口超过44万，占整个酒泉市的40%。自西汉置郡以来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是河西四郡中建郡最早的地方，属于西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重要交汇地。
出土于该地的大泉五十铜钱范外形独特且规整，呈正方形，尺寸为8×8×1.3cm，重0.35kg，线条笔直，转角处利落干脆，显示出当时精湛的范模制作工艺。它由青铜制成，表面呈现出青绿色的锈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青铜质地坚硬，使得钱范能够在多次铸币过程中保持形状的稳定，保证了铸币的规整性。
在书法方面，钱范上的“大泉五十”四字采用篆书字体，线条婉转流畅，富有韵律感。笔画粗细均匀，刚柔并济，结构对称严谨，却又不失灵动之美。每一笔都仿佛蕴含着古人的匠心与智慧，书法飘逸流美，将篆书的古朴典雅与艺术美感完美融合。
大泉五十陶钱范 汉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 青海省博物馆藏
“范”原本是指制造器物时所用的标准模具，是形成事物固定形态的依据，比如“钱范”就是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具。模和范都是古代陶器制作过程中的重要工具。“模”可以理解为器物的原型，一般用泥等材料塑成，其外形与将要制作的陶器一致，上面还可雕刻纹饰等。“范”则是根据“模”翻制出来的，外凸为“模”，内凹为“范”。
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物势》提到“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这段话详细说明了陶器制作过程中模和范的作用，它们都是用来塑造器物形状的工具，从侧面反映了模与范在制作器物时相互配合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被普遍认为乃师范学校校训之极则。将模具与老师联系起来的习惯，古代很早就有，汉代扬雄的《法言·学行》提到“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这里的“模”和“范”都有榜样、典范的意思，强调了老师作为模范的重要性。
《论衡》卷三“物势篇”[东汉] 王充 撰
万历二十年新安程氏刻本
曾经参与创建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江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州抗日烈士李建模先生，原名鸿生，后改为建模。“建”字有建立、建设之意，可理解为他立志建立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想。“模”字有模范、楷模之意，既可以理解为他以革命理想为“模”，践行抗日救国的信念，也象征着他自身成为抗日军民的榜样。“建模”二字寄寓着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愿景。
相对于具有模范榜样性质的官铸钱范，野猪沟出土的大泉五十铜钱范很可能是盗铸的仿品。其钱范背面无铭文，缺少官方纪铭或工艺痕迹（如官铸范可能带有的工匠编号、机构标识），不符合中央对铸钱工具的管理规范。此外钱范出土于“中小型墓”，这类墓葬的墓主人通常为地方平民或低级吏员，不具备接触、拥有官铸范的资格。
盗铸仿钱现象，既反映了边郡管理的潜在失控，也暗含了对中原文化及政权符号的向往。边郡的核心职能是防御与出击匈奴，资源与精力更多投向军事防御，可能导致对铸钱等经济活动的监管力度弱于内郡。边郡作为农牧过渡带，长期受中原与游牧文化双重影响，仿铸中原官钱的行为，是对中原文化的主动靠拢，盗铸仿造的过程，本质上是对中原文化符号的接纳与效仿。
“大泉五十”陶钱范 新莽
河南省巩县里沟遗址出土
野猪沟出土的“大泉五十铜钱范”，既是新莽铸币工艺的实物见证，其盗铸特质更如棱镜，折射出边郡军事防御与经济监管的失衡，以及对中原文化的主动靠拢。
结 语
模定其形，范规其度，看似刻板的约束，让泥土蜕变为器物，让无序归于有序。而“凡”器，从模范中走来，却又跳出了具体的形制——它是千万次模印、范铸后沉淀的常态，是所有器物共有的底色，更是人类在与泥土对话中懂得的生存哲学，在“模”的指引、“范”的规矩里，平凡的泥土被淬炼成不凡的造物。
参考文献：
1.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2.汪洋：《中央银行的逻辑（第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版。
3.任双伟：《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4.赵建平，段应君：《新莽币制及酒泉出土新莽钱币钱范赏析》，《陇右文博》，2010年第2期。
5.黄娟：《新朝时期西、北边郡地区的铸钱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25年第1期。
6.任小飞：《从“大泉五十”钱范漫谈王莽的币制改革》，《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7.贺祥：《从“大泉五十”铜钱范看王莽币制改革》，《收藏》，2013年第9期。
特展信息
展览名称：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
展览时间：2025.07.25~2025.11.23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一特展厅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凡器入吴：王莽时代的大泉五十铜范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