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鲁迅与尾崎秀实、史沫特莱的交往与友谊 | 赵建中
一、内山书店的常客——尾崎秀实
大阪朝日新闻社上海分社位于虹口主干道北四川路附近的赫司克而路（现中州路）52号，起初的名称是大阪朝日新闻社上海通信部。1928年末，担任大阪朝日新闻社上海分社的记者尾崎秀实来到内山书店。这是尾崎到中国赴任后不久，也是内山书店搬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的前一年。尾崎曾协助莫斯科共产国际秘密派到上海的理查德•佐尔格进行间谍活动，后来正式成为佐尔格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以东京为舞台，暗中开展间谍活动。
尾崎秀实
尾崎到任不久，大阪朝日上海通信部升格为分局，太田宇之助出任分局局长。太田于1919年春至1923年春担任了四年的上海通信部特派员，从那时起，太田就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将尾崎引荐给内山完造的就是太田。这以后，他在《上海时代的尾崎君》一书中对尾崎这样写道：
尾崎君在大阪朝日工作期间，起初属于学艺部，到上海后，转到中国部。他的中国研究就在上海当地开始。他是一个读书狂，每个月都去内山书店购书，开支很大。
店主内山完造君与我是老朋友，我一有空就会去这家书店闲聊。对于年轻的工薪阶层来说，尾崎君购书之多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赊账越来越多，但内山君并不在意。
尾崎君阅读的书籍似乎并不局限于研究中国的类型。尾崎君的性格十分开朗活泼，完全感觉不到有学究气，交际面也特别广。我自始至终陪伴他在上海生活，在记忆中，从来没有看到尾崎君有阴沉的表情，总是看到他那张明朗的笑脸。
鲁迅与内山完照（右）在一起
太田笔下的尾崎看上去像一位书生。他为什么会为了佐尔格而从事间谍活动，至今还有很多谜。尾崎出生在东京芝伊皿子町，不久就在父亲任职的台湾念中学(台北中学，即后来的台北一中)，直到毕业为止，尾崎都是在日本殖民地台湾长大。尾崎的父亲是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经常到他家里闲坐。身处这样的环境，尾崎对自己作为统治者一方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被统治者一方的台湾人产生了质疑。尾崎在东京被逮捕后，在给东京地方法院的申诉书中这样写道：“我想，这唤起了我对由来已久的民族意识的关心，也成了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解的契机。”
尽管如此，在台北一高，以及在后来的东京大学，尾崎并没有像周围的学生那样对革命思想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就在尾崎进入台北一高的第二年，发生了森户事件。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助教授森戸辰男在同学部机关杂志《经济学研究》创刊号（1920年）发表了论文《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后，以上杉慎吉教授为首的校内右翼团体——兴国同志会认为这是在宣传危险思想，于是就进行攻击。为此，经济学部收回了该杂志，并将森户停职；其后，编辑发行人大内兵卫副教授也被起诉，结果两人都失去了在东京大学的工作。
关于这一事件，尾崎虽然说：“对大学的自治、学术研究的自由产生危机感是事实”，但并没有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特别关注。此外，他对东京大学的“新人会”这一活跃的思想问题研究会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找不到与他日后的革命行动有关的迹象。不过，尾崎在上诉书中写道：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时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直接关注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是因为读了卡尔•威特夫盖尔的《觉醒的中国》。从东京朝日新闻调到大阪朝日后不久，尾崎受到台北一高时的高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冬野猛夫的邀请，开始协助翻译《马克思全集》。当时有人劝他入党，但他以“还没有脱离作为个人的思想境界”为由拒绝了。
对于在台湾长大的尾崎来说，中国大陆是一个隔着海峡、很快就能到达的地方，所以，在心理也没有觉得上海是异乡。
当时，以上海作为据点的创造社成员为加强革命文学阵营，将尾崎介绍给了中国左翼作家。介绍人是《新闻联合》的记者山上正义和郭沫若的盟弟陶晶孙，地点就在内山书店的客厅。尾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与鲁迅开始亲近起来。关于尾崎，鲁迅曾对内山这样说过：“尾崎是个很有能力的新闻记者，德语说得很好，知识面广，为人也踏实可靠。产生了这样一个人物的日本，不能将他抛弃”。鲁迅对尾崎怀有同志般的信赖感。他早就看出，对于尾崎来说，中国人的愤怒和悲伤，成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牵挂。尾崎自己也在上诉书中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起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相反，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
尾崎在上海待了3年零4个月。到了后半期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猖狂。在中国大陆看到这一现象的尾崎不仅为在动乱中终日挣扎的中国人民感到痛心，也开始将这一现实与人类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来看待。结果，对尾崎来说，日本在心理上变得遥远了。与其说是遥远的存在，不如说是日本走到了另一个对立的位置。事实上，以“九一八”事变和第二年发生的“上海事变”为界，尾崎开始协助共产国际派来的佐尔格开展间谍工作。
二、尾崎与史沫特莱的相遇
1930年，尾崎与史沫特莱在上海相遇。由于牵涉到佐尔格事件，尾崎在1941年10月26日被拘捕。在被拘押的目黑署进行的第二次审问中，尾崎对与史沫特莱的相遇作了如下说明：
“大概是昭和四年年末或同年年初的时候，记不清是陈翰笙还是当时在苏州河沿岸开设左翼书店的女主人怀特•迈耶女士这两人中的哪一位，将当时法兰克福报的上海特派员、当时遵从中共干部毛泽东、朱德等行动的哈克奈斯.史沫特莱女士介绍给我。
这以后我们在上海南京路与外滩拐角处的王宫饭店休息室见面，之后继续交往。我对这位女士说，我可以提供收集到的各种各样有关国民政府的情报与我尽力所知的日本情报等。”
陈翰笙是创造社所属的剧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以1925年发生的“五卅事件”为契机开始从事党内活动，创造社解散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怀特•迈耶是一家名为“时代精神”的书店的女店主。这家书店主要销售海外左翼文献，尾崎也经常光顾，并购买在日本难以入手的书籍和杂志。
陈翰笙
正如尾崎在目黑署的陈述一样，介绍他与史沫特莱相识的人可能是陈翰笙或怀特•迈耶女士。不过，在《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三卷卷末的资料中，也曾记载与史沫特莱的相遇。这是尾崎被捕之前的著作。他在书中写道：把史沫特莱介绍给他的是新闻联合的大形孝平。在目黑署的时候，尾崎没有提到另一个与史沫特莱相识的途径——大形孝平的名字，这或许是出于对同是日本人的大形孝平的保护。
关于与史沫特莱的相遇，尾崎在《尾崎秀实著作集》中是这样描写：
“我在外滩与南京路拐角处的王宫饭店大厅等着，只见一位穿着红色休闲服的女士冲了进来。她刚坐下，不顾向我打招呼，就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还不时从香烟盒里取出香烟，一边劝我吸，一边自己吸。
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她大概是问日本人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有什么研究吧。每当我说得模棱两可，或是缺少自信的时候，这位女士就会立刻追问，让我不知所措。我对初次见面的人、特别是女性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几次被吓得魂飞魄散。
我注视着她的脸。的确，她的脸与美丽相差很远，但在之后的几次见面中，我觉得这位女士的脸很美，而且她的笑容很纯真。”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于1892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农家庭，后来到加利福尼亚读书，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她在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纽约呼叫报》记者。这期间，她献身于印度独立运动。史沫特莱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旗手、对平冢雷鸟主编的《青鞜》杂志的女性读者有如教主一般的艾玛•戈德曼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导者玛格丽特•桑格成为同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接着，在从纽约移居德国柏林的8年间，史沫特莱与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奈尔等人一起，为印度独立运动挺身奔走。之后，她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来到上海。她的自传小说《地球之夜》于1929年在美国出版。尾崎翻译了这部作品，并将书名取为《女人独自走大地》。接着，尾崎又以白川次郎的笔名，将史沫特莱《中国的命运》翻译成日语。前者于1934年8月由改造社出版发行，后者于同年4月到12月在《社会及国家》连载。“白川”一姓来自于尾崎父亲的故乡岐阜县加茂郡西白川村的村名，“次郎”是因为尾崎是第二个儿子。
尾崎在关于这两本书作者的介绍文章《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的脸》中写道:
“这本小说中写出了女士身上流着美国印第安人的血，那是在美国的旷野中孕育、而且是在时代的苦恼中历练出来的原始表情。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超越美丑的斗争意志的光辉。”
不管怎么说，对于尾崎和史沫特莱来说，中国虽然是异国，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热情与关怀非同寻常。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他们参加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人生观与只是按照莫斯科的指令行动的佐尔格完全不同。
三、史沫特莱与鲁迅的相识与相知
鲁迅（右一）与史沫特莱（左一）、宋庆龄（左三）与萧伯纳（左二）、蔡元培（前排右三）、林语堂（右二）、伊罗生（后排右三）合影
史沫特莱与鲁迅的相见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地点，但鲁迅当时的家是内山书店附近的拉摩斯公寓，所以他们应该是在鲁迅的家，或者是鲁迅每天都去的内山书店见面。这期间，有人曾在内山书店的客厅里看到鲁迅与史沫特莱交谈。可以确定的是，不懂日文与中文的史沫特莱不是作为顾客来到内山书店的。
鲁迅总是在下午来到内山书店。他与史沫特莱的谈话用的是德语。自从在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在的东北大学医学部）后，鲁迅就开始认真学习德语，用德语交流。由于都懂德语，他们的谈话非常愉快。
鲁迅去日本留学不久，日俄战争爆发，在仙台，他亲眼目睹了为出征士兵举行的欢送会和祈祷胜利的集会，甚至还有胜利庆祝会。
内山在自传中写道：鲁迅曾说本来想用医术救中国人，所以立志学习医学，但中国的老百姓们在日俄期间以间谍的名义被杀，而很多中国人只是漠然地看着。一看到这个场面，鲁迅就觉得用医术救人已经是过去的事，必须根本性地救人，所以就从事文学，成为了文人。”
鲁迅在与史沫特莱的交流中，曾一边引用这段往事，一边用舒缓的语调说：“说起来，我是在使用人体的解剖学教室里做过完整笔记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政治解剖产生了兴趣。”
史沫特莱听了，就“哈哈哈”地拍手大笑起来。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歌声》中写道，鲁迅总是将机敏的妙语用认真严肃的表情说出来。另一方面，因为史沫特莱说起话来像是砰砰地打机关枪，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有趣，因此，自从史沫特莱来了以后，鲁迅来内山书店比以前更频繁了，书店甚至还给他保留了常坐的椅子。他们两人在的谈话的时候，尾崎和店主内山往往都参加，而尾崎则用日语认真细致地进行翻译。
史沫特莱题赠鲁迅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当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工人罢工是家常便饭，但到了乡下则就大有不相同了。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曾对史沫特莱说：中国人所说的“秋收起义”，是由于农民通常在秋收以后立即起义。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是这个国家的惯例，并为此感到失望。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运动也越来越激烈，满铁上海分社的小松重雄，此后加人佐尔格国际谍报组织的川合贞吉、副岛龙起、大高严、台湾出身的杨柳青等人组成的日支斗争同盟的成员，以及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也加入其中。1930年12月24日，日本海军练习舰“八云”号和“出云”号远洋航海归来，中途停靠上海，学生们趁此机会向登陆的士官候补生分发反战传单。
四、史沫特莱与鲁迅五十岁生日纪念祝贺会
鲁迅对自己的生日一向不太重视，但他的五十岁生日纪念祝贺会由于史沫特莱的操持，却办得很隆重，很有社会影响。
史沫特莱拍摄的鲁迅五十寿辰照片
鲁迅五十岁生日纪念祝贺会在法租界的荷兰餐厅举行，史沫特莱为该会的举办积极奔走张罗。在1930年夏天的某个炎热的下午，史沫特莱接受了一对教师夫妇的访问。这对夫妇是为一份新杂志的约稿而来的，杂志内容是关于亚洲各民族的研究。在谈约稿事宜的同时，史沫特莱还拜托这对夫妇寻找鲁迅生日纪念祝贺会的会场。
当时，鲁迅已经搬到拉莫斯公寓居住。左联成立后，一直受到当局的严厉压制，此时也没有减弱。被邀请参加鲁迅生日纪念祝贺会的近100人几乎都是受到当局注意的人物。因此，会场的选择要特别慎重。史沫特莱考虑到种种因素，选择了位于法租界吕班路50号（现重庆南路）的荷兰西餐馆。发起人中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许广平。此外，以左联为首的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主要团体的成员也几乎全都参加。叶绍钧、茅盾也出席了。
鲁迅的生日纪念祝贺会在当局监视下秘密举办。9月17号的下午，史沫特莱在“斯拉巴雅”西餐厅入口处与教师夫妇一起迎客。在这里，能一眼看到四周宾客的到来。在西餐厅稍前的叉路口，站着穿长衫的中国人，好像在等巴士；在附近的建筑物的门口，也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坐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重庆南路182号曾经是吕班路50号一家荷兰西餐馆。1930年9月17日鲁迅50岁生日时，由史沫特莱操持，鲁迅的友人们在这里为他举行了五十岁生日纪念祝贺会
关于这一天见到鲁迅的情形，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鲁迅带着年幼的儿子提前到了。这是我初次与鲁迅相见。我在中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穿着奶白色的丝绸料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不戴帽子，剃得短短的头发像牙刷一样。但是，虽然鲁迅的面容就是一般中国人的样子，但他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中，给我留下了最有印象的记忆。脸部表情生动，同时也有戒备的神情。他虽然不用英语讲话，但能熟练地运用德语。因此，我也用德语与之交谈。他待人接物的态度、说话的方式、还有一个个动作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充满个性的和谐与魅力。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土块那样，看上去十分丑陋。”（见《中国之歌》）
生日纪念祝贺会的时间临近了，来宾们不断地涌入，鲁迅在庭院迎接大家。来宾中有中国共产党《上海报》的记者，还有一位被投入监狱后刚被释放的头发蓬乱的男子，据说是中国赤色救援会的代表。柔石致辞后，活动正式开始。各团体代表讲话后，史沫特莱也站起来致辞。从宴会开始，她就在门外警戒，并与别人交替着进入会场。她向各界代表问候，又听取了刚被释放的救援会代表及《上海报》编辑的报告。她还热心地打听红军的动向及湖南省在毛泽东领导下农民蜂起的“秋收暴动”。
鲁迅在答谢词中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还说：虽然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不知道工人及农民的希望与痛苦，是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希望年轻人注意。听到鲁迅这番话，一个年轻评论家的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情。他对着史沫特莱说：“令人失望吧？这挫伤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史沫特莱对这位青年作家的态度深感义愤，于是就明确告他：“我全面地赞成鲁迅！”
史沫特莱写道：
“对职业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憎恶复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点也不做体力劳动，他们所写的东西与社会实践一点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青年’这词也仅是指学生。对工人及农民他们也表示同情，但只是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到现在为止，他们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大部分都是矫揉造作的，只不过是对俄罗斯文学的模仿。面对这个青年评论家，我举双手赞同鲁迅的观点。”（见《中国之歌》）
关于在荷兰餐厅举行的五十岁的祝贺会的相关事宜，鲁迅在1929年12月25日、27日日记中也有提及。在25日日记中，鲁迅记载：上午，史沫特莱女士来信，下午回信。在27日日记中，鲁迅记载：下午，史沫特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史沫特莱女士是《法兰克福日报》的通讯员，她要去了四张照片。在1930年9月20日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写道：“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赵建中，男。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学士，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曾任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现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品牌建设部资深经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文艺评论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评论家学会理事。出版、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等文艺理专著及论文90余万字；发表散文、随笔40余篇；发表中篇小说《乌鸦办葬礼》等日文译作60余万字。创作策划《生死抉择》、《绿色柔情》、《红色康乃馨》、《上海沧桑》、《忠诚》等影视作品多部。此外，致力于企业文化与品牌学研究，发表著述15余万字。
原标题：《往事 | 鲁迅与尾崎秀实、史沫特莱的交往与友谊 | 赵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