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政府购买服务能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近些年每年的全国“两会”都会有代表提交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提案或议案。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谢茹指出，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改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不足的现状。来自湖南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成新湘提出帮扶留守儿童，要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根据民政部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截至2018年8月，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这一主体因数量大与弱势地位等群体特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两会代表的提议，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治本之策在于监护人的教养方式，以及学校、政府、社会组织的多方配合。

当前研究者与政策部门普遍将农村留守儿童所出现的问题归结于留守本身，将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甚至出现谈留守色变的态势。在这一视角下所开出的药方自然趋向在改变留守状况上做文章。

结合近年的农村调研经历，笔者认为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存在很多误识，我们首先要清晰何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主要问题，其次要分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后我们应站在农民家庭主位的立场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为全国性打工经济兴起的产物，从时间节点上看打工经济兴起时间大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不同区域的交通条件、市场区位、人力资本以及工业基础等条件的差异，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总体上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等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几大经济带，广大的中西部村庄因本地就业机会匮乏使得家庭中的年轻人普遍选择到东部沿海务工，他们普遍将自己年幼的子女交由父辈抚育，相应的他们的子女也就被称之为留守儿童。

从农民家庭的整体发展来看，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照顾孙辈与务农，即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生计模式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家庭劳动力以实现家庭积累。

农村留守儿童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他们有机会通过电视网络接受到来自现代城市与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生存境遇普遍改善，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推动农村生育结构由多子化向少子化转变，内外因素的结合使得这一时间段及以后出生的儿童的自我意识相较于之前的儿童得以更大的发育。笔者在与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接触中得知，他们普遍感叹现在的小孩子与以前不同，现在孩子的想法更多，更加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与喜好。

从儿童需求发展角度来看，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儿童普遍期望与监护人之间的关系为平等主体的协商，相较于日常生活照料，儿童在情感层面的沟通交流的需求提高，沟通涉及到对儿童日常行为、学业表现与内在心理等多方面的引导与回应，传统的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为儿童所抵触与排斥，进而会起到推涨儿童叛逆的负效用。

儿童需求发展的变迁要求监护人对教养方式予以调适，进而对监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需要监护人有耐心、会倾听、懂得照顾孩子的情绪感受与回应孩子的诉求。监护人需要将自身角色从之前的高高在上的长者转向平等的朋友，这样才有利于拉近他们与孩子的距离，建立起亲密信任的关系。

当监护人未能主动转变教养方式或缺乏与新的教养方式要求相匹配的能力，儿童的心理诉求就会无法得到回应，他们的内心想法缺少能够理解的人，性格就会趋于内向与缺乏安全感。长此以往，一些心理更为敏感与脆弱的儿童就可能产生厌学情绪与越轨行为，引发一些极端事件。去年12月湖南沅江市泗湖山镇12岁男孩亲手杀死了她34岁的亲生母亲。孩子小时候主要由祖辈抚养，母子关系疏离，专制型的教养方式遭遇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最终酿成悲剧。

总结一下，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一般儿童教育的普遍性问题相近，即主要为在需求层面的为他人理解、尊重与认可的问题，当这一环出现问题之后就会进一步向学习表现与日常行为等方面延伸与扩散。

二

我们从儿童需求发展角度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出现主要受到监护人的教养方式与教养能力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当前留守儿童的抚育主要交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老年人普遍秉持传统的教养方式，在对孙辈行为引导上以直接的说教为主，另一方面抚育孙辈的重点放在对他们的生活照料上，在很多老年人看来只要保证孙辈吃饱穿暖即可，由于老年人在教养方式与教养能力上与儿童的需求产生错位，使得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与内心想法更易受到忽视。一般而言在，父母亲自抚育儿童要比老年人更有耐心，随着他们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增多他们主动调整养育方式的几率也就更大，以及一定程度上增强回应孩子情感需求的能力。

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已经认识到传统教养方式无法奏效且存在很大的不足，他们已在积极摸索与尝试新的教养方式，只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自身的教养方式构成了较大的限制。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症结在监护人所坚持的教养方式与教养能力能否与儿童需求相匹配，相反并非因留守而产生，留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而非问题形成的根源。当前农村社会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年人抚育儿童都在教养方式与教养能力上距离儿童发展需求有着很大差距，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程度上，总体上由父母抚育儿童在日常交流与行为引导上要好于隔代抚育。

三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家庭选择以代际分工的形式拓宽家庭收入来源以此增强家庭积累能力从而实现进城定居生活具有现实合理性。站在农民家庭主位立场角度破解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监护人转变教养方式与增强教养能力，为此需要政府、学校与家庭等多个主体协同参与。

首先，应加强对家庭监护人转变教养方式的宣传，让监护人认识到调整教养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当前农村家庭尚有一定比例的监护人坚持传统教养方式，甚至一些仍以粗暴的打骂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育，导致儿童出现心理焦虑紧张与封闭等问题。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更多着眼于生活照料，对孙辈的情感需求则比较忽视，在他们看来这一方面的需求并不重要。

政府应积极运用各种现代媒介强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宣传与引导，劝导其对待儿童要有耐心，学会倾听，注重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学校则可以在面对面开家长会以及在微信群中等进行新的教养方式知识的宣传。

其次，重点在于培养与增强家庭监护人的教养能力。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已经意识到传统教养方式存在很多问题，他们有着转变教养方式的意愿，但关键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教养能力，一些家庭主要通过上网查找资料学习与孩子沟通的技巧以弥补自身这方面知识的不足。

对此，政府可运用现代技术，将新的教养知识通过微信等方式推送给监护人，并为监护人提供答疑解惑的线上指导。政府还可将符合儿童需求的教养知识制作为视频，以方便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监护人学习与吸收。对那些不会运用网络的监护人，则可通过学校印发一些纸质材料方便他们学习或由学校组织他们观看视频。此外，政府还可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如专业的社工组织，由这些社会组织负责向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教授新的教养知识。

再次，政府联合网络服务商，为进城务工人员与其子女进行视频交流提供一些低廉的资费业务，降低他们的经济成本。现代可视化网络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方便进城务工人员与他们子女保持情感互动，有助于他们及时掌握孩子的情况与心理，以弥补双方因不在一个共同生活场所带来的疏离感与陌生感。留守儿童都希望父母能够陪伴在自己身边，通过网络技术能够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进而为父母因势利导的教育孩子创造条件。

最后，学校需要对老师进行专门培训，在保障老师具有一定管教学生权力的同时引导老师以学生更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教育。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学校应承担起教育学生的主要责任，老师在与学生交流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认知能力之外更要注重培养学生与人交往的非认知能力。对少数心理上存有一定问题的儿童，老师应积极介入进行心理辅导，同时通过开设一些课程与活动为学生提供缓解压力与紧张的减压阀。

（作者班涛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