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无问西东”，只求……真实与自由交流

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首先是一种写作，一种修辞的灵活运用，一种叙事的构型。我认为这是关于历史与叙述方式及预期效果之间关系的很好表述，由此而想到的是，一个大型的、专题性的历史文物展览也正是历史写作中的一种视觉叙事，一种实物和文字合谋的修辞，是更符合面向公众和文化传播准则的重要叙事构型。这种历史文物展览不仅可以使读者对于往昔的史实面貌有直观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激发起源自个人内心的自由的历史想象，无论虚实、深浅，这些想象总是力图在今天与往昔、个人与世界、知识与价值观之间建构起某种精神性的真实联系。

去年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从内容和主旨上看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写作与叙事构型，策展人的策展理念就是历史写作中的一种修辞的灵活运用。从展览的规模与展品来源来看，无疑是近年来少有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大型历史文物展（据介绍，该展览汇集展出了来自意大利21家博物馆、中国国内17家博物馆的共计200余件（套）文物精品）；它的展览图册《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王春法主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9月）除了收录全部展品及其著录、说明文字之外，还收入了七篇专题研究论文（分别是本展览策展人、中央美院教授李军的三篇论文《重新阐释“丝绸之路”和“文艺复兴”》、《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和汪悦进《为什么没有描绘马可·波罗的绘画？——纠结的中国行旅艺术》、卢卡·莫拉《13-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意大利商人》、郑伊看《来者是谁？——13-14世纪欧洲艺术中的蒙古人形象》、李慧君《对话劳费尔：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唐寅款〈中国圣母图〉再研究》）。这些论文无疑使展览成为学术含量较高的一个历史叙事文本，这样的跨文化国际性展览与学者的专题研究相结合，更呈现出一种兼具文本性与视觉性的历史写作的学术特质和成果范式。

对于这个展览，人们首先可能会想到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发展”语境中谈“丝绸之路”，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到今天的“一带一路”（“OBOR”），后者所包含和标示的“中国发展”战略意识不仅远远超出、而且与那个原属于历史的、学术研究的概念判然有别。也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国家地缘政治相粘合的语境中（无庸讳言的是，这个国际性的大型展事也是这种语境的产物），早有学者提出了“虚火与功利笼罩丝绸之路？”的质疑，文章指出，“这几年各地、各个学校、各个研究机构纷纷推出‘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研究，成立了不少机构，召开了不少会议，但挂牌隆重，后续无声，虎头蛇尾，声大势小，真正能推动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不多……”（《虚火与功利笼罩丝绸之路？葛承雍：研究永远在路上》，2018年7月31日，来源：凤凰网国学）该文还谈到，故宫举办《紫禁城与丝绸之路》展览，将明清时代为皇家采购或进贡的西洋钟、八音盒等西洋玩意作为丝绸之路的珍宝，将皇家采购、外使进献的奢侈玩意儿与民间正常贸易的实用之具这两类物品混为一谈，不能区分“贸易品”与“奢侈品”，连丝绸之路的本意是贸易之路都搞不清楚，令人啼笑皆非。不用说，凡此种种的确是很值得警惕的问题。作为读者，我们只能期望在这样的大叙事、大声势中，多出版一些像上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瑞典东方学译丛”（杨镰主编，收入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著作）、“亚洲探险之旅”丛书（陈宏博主编），以及八、九十年代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丛书，甚至像《梵语文学读本》、《巴利语读本》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那样的冷僻语言学习书籍，也算是让学术研究蹭着时代热点而有所发展和向公众传播。应该承认和值得庆幸的是，“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和它的学术出版物以自身的学术质量和传播方式而成为众声喧哗中的一种货真价实的学术探讨之声；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在“虚火与功利笼罩”下的一块学术飞地，在这里所遵循的仍然是学术界的普世原则——自由交流、平等讨论和思想交锋。

策展人李军教授在论文《重新阐释“丝绸之路”和“文艺复兴”》中提出的研究视角和重要观点也可以看作是该展览的主旨：在传统学术视野中，“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在诞生之际的“初心”——探索中国与罗马的关系——被忽视或者遗忘了，而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和新视角，例如关于13世纪开始的欧亚世界体系所具有的重大世界史意义既质疑了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而且也为15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相信，“观众将会亲眼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也就是说，是世界多元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共同创造了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艺复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新纪元”。（316页）更具体来说，作者认为“传统丝绸之路的观念似乎主要围绕着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关系”，“传统上理解的‘丝绸之路’特别像一条流入沙漠的河流，流着流着就慢慢蒸发了，最终踪迹全无。但这实际上不是事实，因为它并非真的蒸发了，而是进入了地下的暗流，从而与当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或者它继续于地下潜行，最终到达了它的目的地——罗马、意大利、欧洲或其他地方，只是我们不了解它的真正轨迹，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与改变而已”。（317页）应该说，这真是兹事体大，当然不是一篇论文或一个展览所能解答的。2009年，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来华访问，做题为“丝绸之路新史”的讲座。她通过对丝路上四个阶段的出土文书的考查，最后得出结论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可能规模不大、对当地的实质影响有限，而对政府行为特别是汉唐政府用来维持军队的开销影响更大。2012年，她的专著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6月），更全面地了表述了她对于丝绸之路历史的认识。在该书的“序章”与“结论”部分，她提出了建立在综合性论述基础之上的几点结论，在今天我们看来对于“OBOR ”来说也是值得记取的历史告诫：第一，整个丝路贸易的实际贸易额相当小，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从货物和往来人数来看，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也许研究的价值不算大。（第3、297、300页）第二，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古罗马与汉代中国之间的接触少得令人吃惊。（第24页）第三，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第3页）第四，与贸易相比，“丝绸之路”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文化交流，而创造这种交流的主要群体是难民：“来于丝路上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群是难臣民。一波一波的移民把技术从家乡带来，并在他们的新家运用这些技能。经常有人逃离家乡以躲避战争或者政治纷争，这意味着技术的流传有时向东有时向西。造纸和纺丝技术从中国向西传播的同时，制造玻璃的技术刚好进入中国。画师们也在丝路上活动，其家乡的样式和花纹因此随之传播。”（第300页）第五，在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的是宗教传播，“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应该重视的是难民与统治者对待传播宗教的态度，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统治者即使可能会特别鼓励某种宗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第4页）应该说，李军的研究视角、主旨均不同于韩森对丝路上出土文书的研究，两者之间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前者所提出的扩展学术视野的跨文化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狭义的丝绸之路研究，而可以在欧亚文化交流史和全球文化史研究中获得更多的回响。

在这里我想到的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研究实例。一是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去年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学术报告中甚至认为，丝绸之路不但自始至终从未消亡过，而且与全球事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本质上来讲，“丝绸之路”与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是一个概念。他从清史研究的角度看待作为欧亚贸易网络的象征的丝绸之路，其中也会涉及到对清帝国性质的讨论。另一个是美国学者唐纳德?拉赫的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原书在1965-1993年陆续出版，中译本共11册，周宁总校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其核心议题是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西方的问题。该书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第1、2册）从详细分析16世纪欧洲国家的商务文件、传教报告及文学作品等文献出发，追溯了当时欧洲人对亚洲的认知状况与想象。作者在这条历史长河的源头考察了涓涓细流，具体而深入地建构起历史上的欧洲如何发现和接受亚洲的全知式论述框架，书后丰富的分类文献索引也证实作者有着极为博学的视野和扎实的史料研究功力。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1、2、3 册）以丰富的历史资料研究了亚洲在技术与艺术、制度与体制、文学与观念等各个方面对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代欧洲的广泛影响，一反过去西方史学界总是强调西方影响东方的观念。第三卷《发展的世纪》（第1、2、3、4册）首先从贸易、传教和文献的角度全面研究了欧洲现代向东方扩张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对东印度公司、耶稣会等机构在亚洲的活动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是对南亚的论述，通过对欧洲17、18世纪有关亚洲的文献著述的研究，勾勒出“欧洲的亚洲形象”的详细图景。继而是对东南亚诸国及地区的知识如何在欧洲传播、如何建构起欧洲的东方形象进行了繁复的叙述，最后的东亚部分专门论述了中国与日本对欧洲现代文化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本巨著比较缺乏的是有重大意义的个案式实证研究，其得失成败于兹暂且不谈，作者的学术视野与雄心仍然让人敬佩不已；它至少提醒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在所谓的“无问西东”中实际上要叩问的是多么浩瀚与复杂的知识领域。

如果说上述韩森的前三点结论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在传统上对于“丝绸之路”的想象，而且对于历史上中央政府的国家行为真相的揭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而或许难以在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主流叙事中被接纳的话，接下来关于文化与宗教交流的重要意义则与这次的“无问西东”展有更多的契合之处。当然，对于韩森的第四、第五点结论，我们应该在比较中继续思考的是：为什么关于丝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容易得到重视，而对于丝路历史上宗教的自由交流与宽容、融合的论题则更容易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在历史深处？也正是在这个视角中，李军在该文中继续提出的“同一个故事的另一半”就很值得思考：中国如何在欧亚大陆的跨文化交流中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恩惠？“在这份影响清单中，不仅有我们熟悉的东西如宝石、玻璃、西来异马等物质文化产品，更有西方数学、透视法、油画技法、经纬线、地图测量和制作，以及所折射的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等等——一句话，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成果——的东传。而离开了这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317页）这对于颇有阴谋论色彩的西方伪史论等“学术义和团”言论也是很好的回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问西东，只求真实”。

《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开篇即明确概括了这十幅世界地图的特征：1，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地图；2，“共同之处是都于所在国之外，包含了当时所认知和理解的‘世界’和‘世界观’。这些地图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制作传统”，因此“本文不但要试图展现这些地图所呈现之世界之不同，更要揭示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是如何在不同世界之同或异上，逐渐被建构为一个整体的”；3，从传统地图学界的“再现”论到当代学术的“文化建构”论，本文强调的是“用艺术史方式，追踪十幅世界地图在制作层面上，其图形形式之间所呈现的一个加减乘除、辗转流变的跨文化过程”。（321-322页）关于“文化建构”与图形所呈现的“跨文化过程”，涉及今天我们对于古地图的性质与功能的全面认识，也就是在今天的“数学的”与“科学的”的地图概念之外还包含有政治权力、地缘政治、文化认同、国族教育、审美等性质和功能，也正是哈利和伍德沃德在芝加哥大学《世界地图学史》的序言中所概括的那种广义的地图，即“有助于对人类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的空间了解之图画”（转见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29页，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关于地图研究与“艺术史方式”的关系，在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中有专门一章（第四章“人文学科中的中国地图学：客观性、主观性、展示性”）作了相当深入的阐述，而李军在他的论文中不断提到的“视觉整体性问题”、图像制作者包括赞助人的欲望和想象、“毫不含混的图像语言”等问题，正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文化视野中观照地图的知识生成。在具体研究实例中，作者对以“计里画方”方式绘制的《禹迹图》（1136年）的阐释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想象空间和学术深度：“‘计里画方’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有限—无限的关系——中国尽管重要，但却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尽管粗略，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及的。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手卷式横向展开方式：相对于中国世界的精确与可测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虚乌有，而只是有待于精确和测量而已。这种构图方式暗示了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为后世地图与更加宏阔的世界之连接与拼合，作了很好的铺垫。”（325页）美国著名地图学家诺曼·思罗尔也认为，“这幅地图对中国海岸线和水系的描绘，与现代地图上这区域的轮框相比具有令人惊叹的相似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优于欧洲和东方的其他任何地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代系统测量技术出现的年代”。而且认为它和古罗马的以及许多现代的世界地图一样具有教诲功能。（诺曼·思罗尔《地图的文化史》，41-42页，陈丹阳、张佳静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当然，李军论文的根本主旨并不在于这个意义上的先进性问题，而是从历史上世界地图的图形作为一种知识的生成过程这个视角中，揭示两个“世界体系”（“13世纪世界体系”与16世纪出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先后存在以及期间的融合变化过程，其中的图形变化对应着跨文化旅行中出现的种种知识生产、文化想象、权力欲望以及由正确的或错误的知识所造成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在这种解读与阐释中充满了由文献、图形和当代研究成果共同构成的论证方式，同时也存在着想象与悬疑，非常符合进入这种跨文化、跨时空的大尺度研究论题时所必须遵循的路径特征。

李军的第三篇论文《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艺术史论文。它从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九人厅的安布罗乔·洛伦采蒂 《好政府的功效》（壁画）与中国南宋楼璹《耕织图》（忽哥赤本）的各自一个局部（四个农民正在用农具打谷）的惊人相同切入，讨论的是一系列问题：应该如何解释这两幅极其相似的图像？它们之间的相似是否仅属巧合？抑或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真实的历史联系？一旦这种历史联系建构起来，那么，传统西方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叙事，将会得到如何的改写和更张？进而，作者希望该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思考这些方法论问题：图像本身是否足以成为有效的历史证据？图像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有效的历史证据？东方和中国因素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建构中，扮演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在我看来，后面这些问题都是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历史图像学研究的关键论题。在这里限于篇幅，难以概述这篇长文的精彩内容，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半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历史学家Nicolai Rubinstein、艺术史家Uta Feldges-Henning、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日本美术史家田中英道和美国历史学家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等）的研究成果的吸纳与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作者详细地、层层深入地论证了九人厅中东墙乡村部分的图像是如何对于楼璹《耕织图》中《耕图》部分的图式从局部到整体的借鉴、挪用与改造，在这过程中充分显示出艺术史家对于图像分析的敏感与学术功力，更启发我思考在“图像证史”中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该文认为，“所谓‘好政府的寓言’，难道不正是《耕织图》所依据的中国古典观念——《尚书》中所谓的‘善政’——之东风，在欧亚大陆西陲的强劲回响吗？就此而言，九人厅中，和平女神作为中心而取代《最后审判》模式的过程，绝非单纯的西方古典异教文化的复兴，而是包括西方、东方和本地的文化因素，尤其是以《耕织图》为代表的世俗中国文化理想的一次‘再生’（re-naïtre），一次跨文化的文艺复兴（a Transcultural Renaissance）”。（417页）

多年前我和朋友驱车从贵阳来到黔西南自治州的州府兴义市。在风光秀丽的万峰林，布依族村寨下纳灰村，竟然意外地看到一个正在评选中的来自俄国、中亚等多国地区的动漫作品展览，其主题就是历史与今天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个小小的展览固然无法与“无问西东”展相比，但是它更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网状的和多元的交流系统之中，文化交流的传播与渗透更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于“地球村”。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文化交流：“无问西东”，只求真实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