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的社交媒体，要追溯至5000年前
文 | 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毕业于牛津大学，学习工程和电脑科技。《经济学人》杂志的数字编辑，《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作者。
我们生来就愿意和朋友谈论熟人的财务情况、性生活、交的朋友、与别人的纠纷等等这类事情，追星或追踪名人只是这种欲望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
看来，人由于天性所致，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分享这类信息。
然而，10万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或者说自从语言出现以来，传达消息的唯一手段就是语言。直到5000年前，书写的发明才提供了与他人交流信息的新手段。
推动书写发展的不是传话的人，也不是讲故事的人或诗人，而是会计。
最早的书写制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刚刚开始从狩猎和采集的游动式生活转向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这一过渡始于公元前9500 年一个被称为“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的地方，这个地方从今天的埃及向北伸展到土耳其东南部，又折转向南到伊拉克和伊朗接壤的地方。
在这个地区，书写似乎是从使用黏土制成的小筹码计算粮食、绵羊、牲畜这类农产品交易的做法发展而来。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文件是在公元前3400 年写成，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Uruk），它们用刻在黏土板上的简单形象和记号记录了面包和啤酒的配给、税款的交付，以及其他的交易。
开始时，这种原始的书写形式不够灵活，无法记录人的话语，只用于记账。最常见的符号用来代表面包、啤酒、绵羊、牲畜和纺织品。每一块黏土板不像是一篇文章，更像数据库中的一份记录。
但是在后来的500 年间，书写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有力、表达能力更强的媒体。刻在黏土板上的精微的象形文字很快让位于更抽象的符号，或称表意符号，它们是用铁笔写下的许多楔子形状的符号（“楔形文字”）。
那些表意符号与它们从中衍生出来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了，但它们的好处是写得快。公元前3100 年左右，出现了另一个创新：用表意符号代表特定的声响，可能是因为需要写人的名字。
首个通用书写形式就此面世。
这时，埃及也出现了书写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系统也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那些符号有时代表物体，有时也能代表声音。但埃及的情况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
在美索不达米亚，从筹码到象形文字再到楔形文字的每一步发展都清清楚楚、有迹可循；而在埃及，书写似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表示埃及的书写文字也许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
无论如何，到了公元前2600 年，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字这两种书写体系都发展到了足够灵活的程度，可以用来记录抽象的思想，如圣歌、宗教经文和称为智慧文献的意见汇集。
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可以通过送出实物的信和别人分享信息，而不必靠信使转达口信。
已知最早的信件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在埃及，信件用墨水写在莎草纸上，那是用莎草这种植物的茎髓做的像纸一样的材料；也有的信写在叫作“ostraca”的陶器碎片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信是用楔形文字写在巴掌大的小黏土板上的。信件的篇幅通常只有一版，这就限制了信息量。
公元前3000年流传下来的信件大部分是国王和官员之间的正式通信，不是非正式的私人信件。
它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信件，即由寄信人写给收信人看的文字，而是记录和转达寄信人给收信人口信的手段；寄信人的一头让抄写人把说的话写成文字，收信人的那一头再把文字变回话语。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期信件的开头不使用“亲爱的某某”或“致某某”这类的称呼语，而是写着直接给在那头读信的抄写人的指示：“告诉某某”。
书写发明后的头15 个世纪中，由于诸多原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读会写。学会读写需要大量的训练，既费时又费钱，因此只有精英阶层的少数人掌握这一技能。应运而生的抄写人阶级如同能与神接触的祭司一样，是唯一掌握信息的人，他们一心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绝不愿意让更多的人轻易学会读写。
埃及训练抄写人的各种手册都强调，抄写人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行业的人；那些手册的标题包括：“勿做士兵、祭司或烤面包师”、“勿做农夫”，还有“勿做马车夫”。最末这个标题的手册开宗明义写道：“决心做抄写人吧，你将指挥全世界。”识字代表着力量。
也许这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对字母的发明反应冷淡，尽管早在公元前3000 年，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字的书写中都开始使用字母来表示名字和外国字。字母是一小组代表发音的符号，可以用来写任何字。
理论上，既然有了字母，抄写人就可以放弃他们用功学会的几百个专门符号，只用字母抄写就可以了。但这会大大减轻学会写字的难度，进而威胁抄写人的特权地位。
因此，在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能读会写基本上只限于抄写人和宫廷的大臣。皇家成员似乎也受到一定的抄写训练，但他们很少能像专业抄写人和私人秘书那样熟练。统治者颁发文件一般靠口授，收到的文件则让人朗读出来。
然而，推测古时识字的普及程度非常困难。一个原因是没有对识字的明确定义：比如，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识字吗？还是得能写短文才行？
正如今天对能否使用计算机的评判，会与不会之间界限不清楚。事实是，人们的能力大小不一。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用写信来与别人联系交流，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还是托人（比如朋友）带口信。从德尔麦迪那村（Deir el–Medina）发掘出来的信件和其他文件给后人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使后人得以窥见公元前16 世纪到前11 世纪期间日常生活的状况；那个村子里居住着当时建造埃及国王之谷（Egypt’s Valley of the Kings）中陵墓的工人。熟练工人的集中意味着识字率特别高，朋友和家人彼此通信，信写在莎草纸或石片上，由朋友、孩子，有时是当地的警察负责递送。不过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识字能力的人大多限于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在这个社会群体内部，主要从事保存记录或处理其他行政事务。
在古希腊，识字较为普及，最早的真正字母（既有元音符号，也有辅音符号）就出现在那里，时间是公元前8 世纪早期。纯字母书写起源于大约公元前1800 年黎凡特（Levant）商人发明的迦南（Canaanite）字母。那些商人知道楔形文字的写法（该地区的许多语言那时都已经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楔形文字），也了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原理；
他们自己则发明了一套只包括辅音的字母。精于航海、沿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建立了贸易点和独立城邦的腓尼基人把这种字母传播开去。古希腊人加上了关键的五个元音符号，大大减轻了学习读写的难度。
比如，公元前593年，希腊雇佣军在埃及的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庙留下了涂鸦，这证明识字在古希腊社会中已相当普及。大约同时期，希腊文字也出现在钱币和黑彩陶罐上，这说明书写已经进入了商业活动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一位官员喜帕恰斯（Hipparchus）命人在出城的道路旁沿途竖立石碑，上刻“此为喜帕恰斯纪念碑“，石碑下方刻着隽言警句，如“切勿欺骗朋友”。这种自我宣传要达到目的，人民当中就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识字才行。
公元前510年左右，雅典开始实施放逐法，这也意味着识字已比较普遍，至少在男性公民中是如此。“放逐”（ostracism）一词来自“ostraca”（陶片），至少须有6000 名投票者（或20 % 的男性公民）在陶片上写下他们认为应被逐出雅典、10 年内不准回来的人的名字。这些陶片然后收集起来计数；如果达到了票数的要求，该人就遭到放逐。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放逐参与政治斗争的某个人来化解政治矛盾。
古希腊人有思辨性的政治和知识文化，识字率也高得异乎寻常，是他们创造了第一个基于书面而非口头信息的社交媒体文化。
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别加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所著数学著作的序言表明，他们两位都把著作的副本寄给希腊其他地方的数学家。但没有证据表示存在着一种更广泛的誊抄和分享文件的文化；似乎希腊文化从未完全消除对书写的怀疑。书写被视为对言辞（rhetoric）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威胁，而言辞是希腊文化的核心。
政治、法律和哲学上的见解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辩论来表达的。这样就不需要由抄写员组成的官僚阶层，因为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可以通过召开公民大会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确实，亚里士多德给理想城市下的定义就具体指出，人口不得多到演讲人讲话时无法使全体公民都听得到的程度。原意为演讲或讲话艺术的言辞被当作一项重要的造诣而备受推崇。希腊诗歌和戏剧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以口语而不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
关于希腊反对书写的理由，柏拉图在公元前4 世纪写的两本书——《斐德罗篇》（Phaedrus）和所谓的《第七封信》（SeventhLetter）——中作了阐述。《斐德罗篇》取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一位名叫斐德罗的人对话的形式。苏格拉底抱怨说，书写使人不再需要记忆，因此而削弱了大脑的功能，造成“学习者灵魂的健忘，因为他们不再运用记忆力；他们将依靠外部的书面字词，自己不再记忆”。
苏格拉底还指出，书面的文字无法回应提问（“你若是问他们问题，他们只保持庄严的沉默”），并容易受到误会或曲解（“他们若是遭到错用或滥用，并没有父母来保护；他们也无力自我保护或为自己辩护”）。
苏格拉底承认，书面文章有其用处，“是防止年老健忘的宝贵记录”，但他对文字更多的是感到担忧。他担心依靠书面文件的人会“听闻许多事情却毫不受益，他们会看起来无所不知，其实却一无所知”。
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书面文件无法取代口头对话。他说：“每一位正直慎重的人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都绝不会把它们形诸文字，以防引起不满和误解。”此言是在批评他的学生——叙拉古的统治者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因为狄奥尼西奥斯写了一篇哲学论文。
柏拉图指出，书写的文字完全无法表达领悟哲学真理时的灵光一闪。他和苏格拉底一样，更喜欢通过对话找到真理的辩证方法：“在不怀恶意的人仔细审视和善意测验的过程中，会突然灵机一动，对所有问题一下子恍然大悟。”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相信：“说出的话语是象征思维过程的符号，而书写的字词则是象征话语的符号。”这再次表明了古希腊人认为言语优于文字的看法。
这些对文字的反对似乎反映了书写和识字的普及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变化在古希腊社会中造成的不安。柏拉图在书中借他自己说的话，并通过书中的人物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他的担忧，生怕知识生活会因逐渐转离纯口头文化而受到影响，尽管他并未公开谴责书写。当时的情况同近几年来对数码媒体的利弊表示的担忧显然非常相似：
一方面，现在快速获取信息比过去容易得多，但既然只要上谷歌搜一下就能得到信息，为什么还要费力去记住任何东西呢？在这两种情况中，新技术都被视为没有必要，是懒人的拐棍。
事实上，两者都扩展了人的思想，因为它们使人不必把一切都记得精确无误，如有必要，可以从文字来源中查找记不清楚的信息。
柏拉图的论点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他把它们写了下来，这真是讽刺。不过柏拉图使用了一种过渡形式：只是用文字把口头对话记录下来。同样，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开始不仅喜欢看戏，而且喜欢读剧本。在这里，文字也是用作话语的代理。这种口语– 文字的混杂形式突出表示，希腊文化经历了从纯口语文化到口语– 文字混杂文化的过渡。
不过，希腊文化被罗马文化破坏性吸收之后，关于采用书写文字的任何担忧都已不复存在。古罗马的识字普及率不算太低，受过教育的罗马人无论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场合使用书写文字都满怀信心。舞台已经搭好，就等首个社交媒体闪亮登场。
本文节选自《社交媒体简史》［英］汤姆•斯丹迪奇，中信出版社，20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