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不朽者” | 魏微专栏 · 她们在写作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插图/郑梓程
本文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写作、情感与思想。魏微从尤瑟纳尔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讲起:她的当选,打破了性别壁垒,是文学和女性的胜利。
尤瑟纳尔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她早年以《阿历克西》在法国成名,二战期间移居美国,通过《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获得世界荣誉。她的作品探讨历史、权力、艺术、爱情、死亡、文明兴衰、思想冲突与个体抗争。尤瑟纳尔超越了性别,主张“伟大的心灵雌雄同体”。
她是不朽者。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不朽者”
魏 微
《花城》2025年04期
一、不朽者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晚年为声名所累,不过也难讲,她乐享其成也未可知,总体上说,她应该很矛盾。
她作为“不朽者”的声名是1980年获得的,标志是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事难度极大,一则她是美国公民,住在缅因州的荒山岛上,几乎与世隔绝;二则,该院成立350年来,从来没有接纳过女士;第三,她自己的态度也没所谓。她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77岁,把一切都看开了;但是话说回来,看开是看开的人,看不开是看不开的人,有些人是临进棺材前也还要索取的,因此这跟年纪没关系。
不妨说,尤瑟纳尔已经到了不需要靠院士来装点门面的程度了,她靠作品说话,至此,她已完成了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哈德良回忆录》(1951年)、《苦炼》(1968年)、《虔诚的回忆》(1974年)、《北方档案》(1977年);正在写《默默无闻的人》,准备写三岛由纪夫的评论,正在构思家族回忆录的最后一部长篇《何谓永恒》……这还不是她的全部,还有中短篇小说、诗歌、翻译、剧本、论文等。
鉴于她的才识、认知、视野、富有古典韵致的优雅文笔,以及她对自己的严苛要求——这方面她有强迫症,她一直在改写、重写年轻时的作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她最差的作品也差不了哪儿去,它们值得阅读,否则她绝不会拿出来发表,她珍惜“尤瑟纳尔”这个声誉,她对自己负责。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法兰西学院是个古老机构,路易十三时代的产物,旨在甄选当世最杰出的人文学者,每周四下午一小聚,“以弘扬法兰西语言文化”;常设院士四十名,终身制,院士的名字刻在墙上,以便后世永志不忘,这就是所谓“不朽者”的来处。学院本身也是金碧辉煌,庄重典雅,位于巴黎的孔蒂堤岸(原孔蒂王宫)。三百多年来,该机构一直维持着“古制”,老院士去世了,新院士通过申请,由全体院士投票产生;服饰上也有规制,“穿拿破仑时代的省长服”,戴佩剑——这是贵族的标志。
也因此,尤瑟纳尔给法兰西学院出了个难题,老先生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她穿什么衣服?“在学院里,我们看着彼此衰老,如果来了一位女士,我们怎么忍心看她变老?”此外,学院尊卑有序,严格按照资历,如今来了女士,“我们是不是得让她走在前头”?
还有人开玩笑:“法兰西学院就像埃菲尔铁塔,只有在图纸上才站得稳,稍微碰一下,就全垮了。”
这话说得没错,所以学院才需要改革,而尤瑟纳尔正是改革的产物。其实以她的睿智,法兰西学院就当取缔,“这个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机构自有其美丽之处,但每次选举必然意味着阴谋,发表空洞虚浮的讲话,令人惊异的无聊”。她这是大实话。而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勒南还在为这个机构骄傲:“法国是唯一能将人类精神的创造力拧成一股绳的国家,在这座学院里,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批评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画家、音乐家……互称同僚。”
勒南没想到这一层: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界分果子、排座位本身就是扯淡,最低程度也是扯皮。伟大的托尔斯泰瞧不起伟大的莎士比亚:“《李尔王》是一部草草写完的闹剧,作者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悲剧。”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之所以无法理解莎士比亚,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其说是一幅幅画,还不如说是大量的草图。”他将莎士比亚数百年间得到的夸赞视作人类的一种惯性——这话逻辑上是成立的,一个人的名望累积到一定份上,是足够压倒众生的。但是对于文学艺术而言,从来不缺乏诚实的耳朵、眼睛、感官,因此,末流的作家也有拥趸,伟大的作品也常得不到呼应。我很疑心世上是否有“经典”一说,以及,经典是否值得重读?归根结底,审美、趣味是件太微妙的事,它无从分析,也没法辩驳,关键不在于莎士比亚是否伟大,你喜欢他,他就伟大;你不喜欢他,那就放下吧。
尤瑟纳尔被我放了许多年,《哈德良回忆录》《苦炼》《北方档案》落了太多灰尘,我不愿简单归咎于译本,我最近比较了几个译本,得出结论,尤瑟纳尔是可译的,即便她以优雅的法语取胜,她的作品依然有经过中文处理后抹不掉的光辉,她在这点上很占便宜;相形之下,我疑心《红楼梦》和普希金是不可译的,一位俄国作家(忘了名字了,这是读书不做笔记的恶果)说:俄语之外的读者永远不会懂得普希金有多伟大!
作者: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 陈太乙
出版年: 2023-1-1
人与作品的相遇需要契机,我因为要写尤瑟纳尔,所以花了个把月时间来重读尤瑟纳尔——严格说,也谈不上重读,从前有许多次,我翻翻开头就放下了,这次却是一口气,我追随她的句子,亦步亦趋,我知道她会带给我光明、暗影、古罗马春天的鸟鸣,中世纪的江河与平野,而人于其中行走,跟今天并无两样,既嘈杂吵嚷,又空空荡荡;我信任她的每一句话,我知道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后得来的语言,是她郑重写下的语言;我说过,她的作品无关译本,虽然译本之优劣一打眼就认出,但是读外国文学,语言上就别较真了;最好的语言从来都在母语里。
我读尤瑟纳尔上了瘾,就买了本她的传记来读,这一读很麻烦;尤瑟纳尔晚年最操心的事就是她的“身后名”,她很知道,她将无可避免成为“传记作家们的猎物”,这确实是件可怕的事,她看重自己的私生活,虽然她的私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世时就被翻出来,当然了,她也没藏着掖着;实在是,她不愿被误读,“我想到有些蠢货,他们以为根据兰波的书信就能重建他的生活”,这话不是她说的,但基本是她的意思。她反对个人崇拜,这是“一种无聊的好奇心”,但没法子,这是声名的代价。
对于像尤瑟纳尔这样的作家,读作品足矣,她整个人都在文字里,也可说,她是她笔下的每一个人:哈德良皇帝、中世纪的浪子泽农……我至今不了解博尔赫斯的生平,可是从他的文字里,我能揣摩他的腔调、性格、趣味,他的作品大于人,而不是相反,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最好的结局。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敦促尤瑟纳尔入选法兰西学院的呼声就越发高涨——她在法国有一批拥趸。但问题是,她必须先提出申请,按照“古制”,她还得向其他院士拉票,这事,尤瑟纳尔是不会干的。她有前车之鉴,一百多年前,波德莱尔写过“令人心碎”的申请书,几乎是“哀求院士们投票给他”。尤瑟纳尔很同情他。
“可怜的波德莱尔!”她说,“他因为诗集《恶之花》遭受了太多的非难,深受煎熬,如果能成为法兰西院士对他来说不啻一场复仇!”波德莱尔最终没当上院士,但是《恶之花》风行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尤瑟纳尔有什么看不明白的?这是一场游戏,她可以玩,但不能太塌相。
前面她已回绝了出版人克洛德·伽利玛的建议:第一,她不会提出申请;第二,如果当选,她不会无礼拒绝。“那些先生们,”她说,“他们看着办好了。”
1979年,机会再次来临,院士罗杰·加伊瓦去世,需要补一个新院士。“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她后来告诉记者,“让·端木松写信问我是否拒绝提名,我不需要做任何拜访和努力,我觉得拒绝太失礼了,所以回信说好。但我错了。院士中有一些庄重、有趣的人,但更多是庸俗之辈。”
让·端木松也是院士,四十来岁就当上了,属于学院里的少壮派;他曾任《费加罗报》主编,出版过五十多本散文和小说,据说本本热卖。这一次,是由端木松力挺她当院士,进入“不朽者”之列。当时他考虑了三个候选人:雷蒙·阿隆、阿拉贡、尤瑟纳尔……他无意于偏袒尤瑟纳尔,也没想过要“促进妇女事业”,但争取尤瑟纳尔当选的斗争令他精疲力竭,也就顾不上其他人了。因为阻力太大,他应该做了一些交易,但是他向尤瑟纳尔保证:“我没有参与过将您的名字牵涉进去的任何交易、任何计谋、任何不正当手段,我所做的只是顶住一股强大的压力,仅此而已。”但是十年后,他的话风变了:“如果有过交换,我敢保证自己毫不知情。”真幽默也。
端木松的压力有多大呢?据媒体报道,院士们“老拳相向”,端木松挨了一记耳光……他被视作尤瑟纳尔的“小厮”:“我们才华横溢的年轻同事,”安德烈·尚松说,“他热衷此事,因为他喜欢出风头、上电视!”端木松带着几位院士当即离席,以示抗议。
尤瑟纳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势均力敌,在1980年春天,位于孔蒂堤岸的法兰西学院不再平静,院士们急赤白脸,斯文扫地,这是该院三百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尤瑟纳尔不再是尤瑟纳尔,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棋子,更确切地说她成了赌注,新旧两股势力借她交战,开明派想借她一改法兰西学院的腐朽风气,守成派则坚持“祖制”,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列维-斯特劳斯,他反对她的候选人资格:“我们不能坏了规矩。”
当然,最大的分歧在于她是女士,但这事儿又不能摆到台面上说;彼时,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进入休眠期,是时候打一针强心剂了,媒体夹枪带棒,学院的老家伙们都心知肚明,小心翼翼不让他们抓住把柄。众所周知,女权主义不是好惹的,但私下里骂骂尤瑟纳尔还是可以的:“她那么胖,又那么丑,她不可能是一位伟大作家。”鉴于这话出自一位法兰西院士之口,无怪乎尤瑟纳尔不屑于当“不朽者”。幸亏她当时不在巴黎,否则她非打官司不可,这事儿她没少干。
她的国籍也是问题,1947年加入美国籍时,她忘了保留法国籍,但她的支持者中有一位部长级人物,说:“这不算什么,她会重新成为法国人的,这事已经办成了。法国驻波士顿领事拜访过她了。”果然朝中有人好办事。
端木松突然出击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到了让反对派不得不投她的票,否则就会被视为可笑的守旧派,要不就是明目张胆地歧视妇女。”直到晚年他还津津乐道,认为自己打了一场漂亮仗,“直到尤瑟纳尔去世,他们也没原谅我,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投票的,他们不愿她加入这个小团体,这是显而易见的。”
尤瑟纳尔就这么成了院士,一位破天荒的院士,不主动,不拒绝,不合作;她极少参加学院的聚会,当然她不住在巴黎,即便偶尔回来,她也不去拜访,“我有言在先,”她总是这样说,“那些老顽童们每周四聚在一起玩耍,一个女士身处其中不合适。”事实上,他们不想见到她,而她也无意示好,这不挺好的吗?彼此不待见,那就别见了。不,他们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而耿耿于怀,她死的时候,堂堂法兰西学院装聋作哑,没有派代表出席她的追思会,借以报复她的骄傲。
1981年1月22日,尤瑟纳尔进入法兰西学院,共和国总理出席了仪式,这是绝无仅有的破例。她那天穿“高定版”的女院士服:一身黑天鹅绒长裙,身披白色的丝质大披巾——六年后,这件披巾盖在她的骨灰盒上。她不愿接受佩剑,也不爱胸针、项链,结果她得到了一枚哈德良时代的金币。她被尊称为“夫人”,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代称:“夫人,您之所以置身这里,不是因为您是妇女,而是因为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并没有屈从于盛行的女权运动的风尚,而是忠实于传统,要在法国文学中选出它最优秀、最有价值、最持久的代表,夫人,在您身上,我们成功了。作家这个词在法国没有阴阳性形式的区别,作家只有功力、才华和风格之分。”
作者: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 段映虹
出版年: 2021-10
尤瑟纳尔的“答谢辞”优雅之至。她深信自己当之无愧,虽然她并不清楚其中的纷扰、争吵、作弊,虽然她一向与时代保持最大距离,直到当选前,她对这个“装模作样的团体”也不以为意,但她还是很高兴成为那个“破门而入”的女人:
我说过,你们接纳了我,这个游移不定的自我,这个连我自己也怀疑其存在的实体,这个只能由我偶然写过的几本书里才能确定的自我,她在这里,正如她本来的样子,一群看不见的女性围绕着她、陪伴着她,她们早该得到这一荣誉了,以至于我希望自己能隐身而退,让她们的影子通过。
我们不要忘记,女性进入这个机构的可能性大约在一百年前才被提出,换言之,在法国,将近十九世纪中叶,文学才成为某些妇女的职业和追求……斯达尔夫人,由于其瑞士血统以及与瑞典人的婚姻,想必不会当选:她满足于成为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乔治·桑,由于她不安分的生活和丰沛的情感,也许会引发丑闻,而正是这些情感使她具有令人赞叹的女性气质:作为个人,她比作为作家更走在时代前列。科莱特本人认为,女人不应当为了争取选票而拜会男人,我也没有那样做。
她这篇“答谢辞”得罪了不少先生,她不应该感谢评委吗?他们为她奋战、争吵、使绊子、出阴招……对不起,她忘了,用中国话讲,她不知“感恩戴德”;更让人生气的是,她虽然出席了“加冕式”,可是当天晚上,她宁愿跟朋友们一起庆贺,也不愿跟新同僚们待在一起。她隐隐感到了该机构对她的敌意,法兰西学院很可能是她与男人们第一次交锋的地方,人生中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她感受到了来自他们的排斥。
更让人尴尬的是,她发现自己正成为“妇女事业”的旗手,这使她很不快;虽然“答谢辞”里她对女性赞誉有加,但极有可能这是社交语言,是在这种场合不得不说的“冠冕堂皇”之言;她并不理解“妇女事业”,因为从孩童时代起,她就没有遭遇过来自性别的压力、束缚和歧视。她对男女一视同仁,并无偏见,或者说,她的偏见只来自个体的差异,关于品格、趣味、价值观——而非性别。
她后来频繁应付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问题,烦不胜烦;她只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妇女运动,比如同工同酬,支持避孕,赞成堕胎……她说过一些反对妇女运动的言论:“它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对这样的运动怀有恐惧,因为我觉得一名知识女性配得上一个有智识的男性,而一个愚蠢的女人和一个愚蠢的男人几乎同样无聊。人性的邪恶在两性中的分配是均等的。”
她批评妇女运动,不代表她就支持男权。尤瑟纳尔早就超越了性别,用她自己的话说,“诚然,我是唯一的,众人包含于我”,类似的话,弗吉尼亚·伍尔芙、柯勒律治都说过,“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严格说,这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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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宝星

魏微 小说家。作品曾登1998、2001、2003、2004、2006、2010、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施耐庵文学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代表作品为《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一个人的微湖闸》《烟霞里》,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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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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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邢晓涵
原标题:《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不朽者” | 《花城》2025 · 4 魏微专栏 · 她们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