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表述中的非洲都市:内生发展与国际援助的矛盾

棱镜
2019-03-12 16:53
来源:澎湃新闻

2005年,肯尼亚作家Binyavanga Wainaina在“如何书写非洲”中,用讽刺的笔调为想要书写非洲的作家提供了一些小贴士:“一定要在标题使用‘非洲’、‘黑暗’,或者‘狩猎旅行’。候补词语包括‘桑吉巴’(坦桑尼亚的一个岛屿)、‘刚果’、‘大’、‘天空’、‘阴影’、‘手鼓’、‘太阳’或者‘往事’。除了知名活动家和援助工作者,自然资源保护者是非洲最重要的人士。千万别惹毛他们。”

这位作家满怀着对用狭隘修辞形容非洲文学景观的愤怒。如果把建筑当做一种时代的语汇,那么,这种愤怒对一些建筑评论家而言,或许同样适用。

今天,非盟的四个官方语言分别是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是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的本地语言。除埃塞俄比亚之外,非洲所有地区都被殖民过。自上世纪绝大多数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以来,这块大陆尚未在现代化结构改造的基础上融入全球经济。某种程度上,殖民时期的经济生产逻辑被前殖民时期成长起来的非洲实力集团继承下来,以延续既得利益。这块大陆没有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去发展本地工业体系,一方面工业发展依靠外国技术和资本,另一方面官僚系统低效,因此大多数地区没有实现经济腾飞。

非洲城市在建筑或景观的视觉语言创造上,也遭遇了自我身份的焦虑。如何表述“非洲的”,如何区别于“他者”?恐怕单纯探讨形式创新问题,是无法获得答案的。

城市化虽然存在一定共性,但有多种途径。关注其中的差异和差异产生的过程,尤其是,应该发生却无人行动的原因,有益于我们超越肤浅的相似性描述。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快速城市化也经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然而,在21世纪后,非洲却出现了城市化增长速度的下降,平均城市化增长由1990年的4.45%下降到2013年的3.35%。

非洲各国的一个大型城市往往能够聚集30%以上的人口,但非洲的城市化发展并不与工业化相协调,经济发展往往跟不上城市化增长的速度。2005-2013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城市化水平从32.8%上升到36.7%(这一速度处于增速减缓的状态,到今天到达40%),而工业增加值(数据出自《当代非洲经济导论》,2016,黄海波)却不断下降,从32%到27.8%。与此同时,2016年,非洲经济增长率是十年来最低水平。这意味着非洲城市化充满了非正式性和有待满足的公共服务。因为,工业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发展动力可能不足。而仍然加剧的城市聚集可能具有很强的非正式性,如农村对人口的推力大于城市对人口的吸力的城市化。对此,一些学者认为非洲的不少地区出现了没有动力的城市化。

当代非洲身处“去殖”和“转型”的命题中。殖民历史深刻影响了非洲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表述的方式,不仅在语言上、发展道路的探索上,同时也体现在空间及其与人的关系上。

1957年3月4日,在加纳独立的前两天,《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年轻的、重视建筑功能性的建筑师Weese被政府任命了一项低预算的任务,在炎热潮湿的阿克拉(加纳城市)设计一个大使馆和员工住区。任务规定设计必须和本地传统相和谐。然而除了铁皮和泥巴,他发现这儿没有本地建筑,更别说什么传统,什么与之和谐了。唯一一栋有质量的建筑是欧洲人盖的现代主义的盒子结构,但却是地中海风格,而非赤道附近的。他告诉自己:如果没有本地传统,你必须创造一个。”

今天,在媒体发表的95%的非洲建筑都是北半球学生们的作品,它们调和国际性和地方性,并成为了非洲的一部分,然而也和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一样,既是“官方的”也是“他人的”语言。2016年的阿卡汗奖的非洲建筑师竞选中,98%的建筑由国外援助机构、NGO、发展专业者(指可持续发展行业的专业人士)执行。

各种形式的援助是非洲发展光谱中的一个显著片段。然而,William Easterly在《白人的负担》中说:“50年间,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无法为孩子们买到价值12美分的药品,以减少全球一半的疟疾死亡病例……无法为贫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帐……无法为每位新生儿母亲提供3美元的补助来预防500万婴幼儿的死亡……如此充满同情的善举,却无法为继续救助的人们带来这些实惠,这正是悲剧所在……《哈利波特》在英国和美国上架的900万本新书,被望眼欲穿的书迷一抢而空……《哈利波特》不需要马歇尔计划,年幼的巫师也不需要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社会如此高效地为富人服务,娱乐大众,却不能为濒临死亡的穷孩子提供12美分的药品,这真令人心碎。”

作者同时将这种无效的援助计划归咎于缺乏市场的反馈和问责机制。在另一边,南非学者Moeletsi Mbeki批评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过分迷信市场力量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又缺乏有驱动力和生命力的私有部门作为生产基础。他同时激赏深圳那种不基于意识形态而怀抱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有效的政府干预才是非洲应该走的道路。

中国模式会是非洲的答案吗?而中国建筑的“语言”又是什么?

建筑形式上的探索曾是一代建筑师在民族情感和政治风波中的工作重心之一。然而现代性的建立绝非通过回溯一个静态的或根本性的概念就能完成。当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时,中国也曾有对现代性范式的的想象和明确的竞争对象。而当1980年代后,房地产如火如荼之时,住宅楼盘的风格与名称均被冠以各种想象的“西式”,以之为理想的生活方式。

经济全速前进的40年里,深圳向香港学习,向新加坡学习,而中国城市亦是全球明星建筑师的秀场。大手笔的正式开发,并不能遮掩城市非正式性的影响。深圳的人口从1980年的3万人增加到现在的近2200万,近一半人居住在非正式住房里。

而这个一直被认为“缺乏历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2018年,打败了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入选了Lonely Planet全球最佳旅行城市,总编辑Tom Holl给出的理由是:超现代建筑,创新实践的环境,连接香港的高铁……这是一个体验当代中国的所在,轻松连接临近的香港,一个过去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去的地方,现在是通向未来的目的地。“

幻想未来轻而易举,然而要从现实出发找到通往未来的路却并不容易。深圳的起点蛇口,一个从港口发展工业园区,并最终发育出包容性的城市社区的都市模式,正在被推广到非洲的吉布提。

这是一个位于红海口的城市,没有矿产自然资源,工业基础薄弱,政府的重要收入来自于外国军事基地的租金,包括新晋的中国。背靠着一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腹地,吉布提总统希望,连接着欧洲、远东、非洲之角、波斯湾重要海运航道的首都,可以成为未来的迪拜。

蛇口的开发者招商局把过去40年的蛇口成就作为一张名片,参与吉布提港口、工业园区和更长远的城市规划。而吉布提的全国人口不过九十多万。新的劳动力将如何跨越管理边界到达这里?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是否会引导后发优势?

招商局在吉布提以援助的形式建设1000栋的低收入者住房。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蛇口,袁庚第一次创新尝试“微利房”的新制度,希望居民可以通过购买私人财产而不依附于体制,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

在卢旺达,由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Kilamba New City计划为50万人口提供居住,该计划的大部分建设于2012年完成。750幢8层的住宅被建设起来,配备学校、购物商场、电影院、五星级酒店和超过100个零售商业单位,但在2012年后的几年,却成为了一个被抛弃的鬼城。在没有足够的中产消费市场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建设偏离了那个“深圳的”名片,而更像是曾经的“鄂尔多斯”。

Kilamba New City

在非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动态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应对着完全不同的张力,原来的那张发展名片也发生了语法和含义的重组。或许对非洲都市来说,缺乏健全的战略发展规划,将难以真正从中国和其他援助方的投资中充分收益。自我表述将发生在建立起内生性发展动力的时刻,届时那些曾经的碎片才将被转化成坚固的语法。

参考文献:

Binyavanga Wainaina, 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 2005

Lokko Lesley, Continental Shift, 2017

Moeletsi Mbeki, 贫穷的设计师:为什么非洲的资本主义需要改变?, 2011

Moeletsi Mbeki,变革的拥护者, 2012

William Easterlly,白人的负担, 2008

非洲:经济增长的新大陆, 2010

黄梅波,当代非洲经济导论, 2016

布莱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10

舒运国,张忠祥,非洲发展经济报告2016-2017,2017

深圳到底有多少人口?,2019

    责任编辑:冯婧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