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在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永泽对渡边君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他一语道出自己的理由：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回到《挪威的森林》，听永泽的高谈阔论后，渡边君在头脑里算了一下：“可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有二十八年呐！”永泽回答道，那有什么，才差两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或许，对《挪威的森林》，我们也是可以网开一面的，虽然不必过早把它看成是不朽的经典，但要能洞悉其畅销不衰的奥秘，至少对当下阅读、写作乃至出版都有启发性意义。
01
林少华在最开始翻译《挪威的森林》时，也算是对它“网开一面”的，这倒不是因为不屑一顾，而是因为直到翻译这本书时，他对于村上春树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
他回忆说，那时，他一门心思想当像那么一回事的学者，写两三本学术专著，“往桌面上一打，把周围的同事吓得半死。”所以，即便是每次去书店都见到“一红、一绿”上下两册《挪威的森林》各带一条金灿灿的腰封，摞在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即便是他明知这本书当时已经红到万人空巷，无人不看的地步，他也是不看的。他调侃道：“当时不看的，大概也只有我这个日后成为这本书译者的人。”
而在翻译《挪威的森林》过程中，林少华不由感叹“日本还有这么好玩儿的小说”。
如今回想那时的翻译，林少华觉得和村上春树写《挪威的森林》时的情境倒颇为相似。
村上春树当时住在罗马郊外一座低档的旅馆里，林少华则蜷缩在暨南大学一栋教工宿舍单元套间的角落里。“那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借用村上春树的说法，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冰箱全都朝我大敞四开，全世界所有的冷雨都落在了广州的草坪。只是我放的音乐，一不是‘挪威的森林’，二也不是村上春树在写这本书时放了一百二十遍的‘佩伯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我放的音乐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平沙落雁》。我虽然不懂爵士乐，但古琴曲里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超越日常凡俗性的旋律，却也非常适合我当时的心境，让我很快在村上春树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有的人从纯翻译的角度，认为林少华译得不太忠实。但我们出的是小说，不是教科书。林少华懂得文学应该怎么翻译，他能用漂亮的汉语把它译出来。”
自然，林少华有自己独到的翻译理念，也可以说是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心得体会。他说，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体的对接，而更是心灵通道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审美体验的对接。“换句话说，翻译乃是监听和窃取他人灵魂信息的作业。我倾向于认为，一般翻译、非一般翻译和好的翻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对着皮毛转述故事，后者窃取灵魂信息，为重构审美感动。”
02
小说到底讲了什么呢？“我”是36岁的专业肖像画画家，结婚六周年纪念日前，妻子毫无征兆地提出已有外遇，要求离婚，于是“我”独自离家开车在外游荡了一个半月，最终应好友雨田政彦之邀，住进小田原郊外山间其父雨田具彦的旧居兼画室，期待通过环境的改变调整心情。就在搬家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奇妙的事件发生了。雨田政彦帮“我”介绍了山下绘画班任教的工作，“我”和班里的两位人妻先后成了情人，经神秘邻居免色的精心策划,和班上的少女真理惠也建立了密切联系。雨田具彦是日本画画家，“我”搬进那栋房子后不久，意外在阁楼发现了他那幅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师级作品，即为“刺杀骑士团长”，而《刺杀骑士团长》同时也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一幕情节。由此，“我”被卷入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
村上春树在小说中对这段历史毫不讳言，“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杀了很多人……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害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在哪里呢？”
以林少华的理解，这体现出村上春树对于暴力、战争、历史等议题的独特的思考，也表明他的历史认识已经从史实认知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现实层面，表现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
事实上，这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在书中谈到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
《奇鸟行状录》里面，他就对二战时期，日本军在亚洲大陆的暴行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村上春树通过间宫中尉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得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不仅如此，还有“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小说里，村上春树用“拧发条鸟”这一隐喻式的事物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紧密联系了起来。
当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非小说的中心，之所以会引发我们对画作与历史之间互文关系的探讨，则在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有特殊的敏感性。而小说里孤独的中年男人的设定，以及画家与其中一位女子的性关系并非是自然愉悦的，而是充满了肉体上的痛苦和障碍。另外，包括离异、晴雨异常、远避凡世的山谷，漫不经心的性爱关系，漠然之下包裹的伤痛，等等，都是典型的村上春树作品的元素。诚如书评人思郁所说，这些因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挪威的森林》，也让人不由想到，村上春树要写的或许并非一个“杀人事件”，而在等待读者揭开这个表征世界之下掩埋和隐藏的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真相。无面人何时再来？他又将带来什么？读者期待的古典音乐元素又将在故事中演绎怎样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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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村上春树在不同的作品里“老调重弹”，却依然能引发我们强烈的兴趣？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每部作品都能畅销。我们要问的是，他的作品，尤其是《挪威的森林》的影响何以始终延伸着，即使过了三十年依然有其不曾消退的影响力？
而另一方面，以林少华的理解，村上春树作品似乎包含了某种破译心灵密码、沟通此岸世界至彼岸世界的神秘力量。
“正如部分读者来信所说，我们平时语言动作所表达的心灵深处的感受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潜在的部分，我们往往急于表达却又苦于没有门路，而村上营造的情境恰恰传导了我们这部分感受，或者说撬开了包拢我们的厚厚的硬壳，使我们的灵魂获得释放，产生一种此岸世界电路与彼岸世界电路瞬间接通时进入澄明天地的惊喜之情。”
可以确定的是，村上春树的作品，就像林少华说的，传达出了现代人的焦虑、苦闷、迷惘、困窘、无奈和悲凉。相比而言，《刺杀骑士团长》里有了一点变化。小说结尾，“我”提议回到妻子身边和不是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孩子都上了幼儿园，主人公仍然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小说的最后这样写着，“我深深疼爱着这个小小的女儿，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光，至于她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或者不是谁，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那是不值一提的琐事，并不意味着因此会发生变更。”
在林少华看来，这是村上春树对作品结尾手法处理的一种创新。
“村上春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我的小说几乎全是开放式结尾不了了之，或者说故事是在开放中结束的。这回我觉得有必要来一个闭合感觉。”以林少华的理解，对任何男人来说，接受这样一个孩子不大可能是无所谓的，因为这至少关乎我们男人的尊严。而村上春树一向把个人尊严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村上春树文学一个很明显的主题。“但他发现了比尊严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爱、悲悯。或者他开始认为只有把爱和悲悯作为情感和灵魂的底色、基调，才能够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获得真正的尊严。这是村上春树文学主题又一次不大不小的跨越。”
无论如何，诚如林少华所言，村上春树点化了我们的情感方式和生命态度。他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读村上春树，我们会觉得是在读自己，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响。”
由是，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日文版初版后记中声称的“一部极其私人的小说”，就有了更具广泛性的价值。而他的所有作品里，都可以说有《挪威的森林》的回响。
在这部堪为经典的小说里，村上春树如是写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