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我害怕写作，同时写了《害怕写作》
害怕写作
文 | 黄子平
一不小心，也写了不少年头了。从1978年在北京大学鼓捣文学社、办油印杂志开始“做”文学批评算起，那就是二十八年，吓唬人可以说成“四分之一个世纪”还多。往前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海南岛务农的时候，写过一些激情澎湃的革命抒情诗，勉强又添了五年“写龄”。再往前推就有点脸皮厚：据我母亲生前多次断言，我之所以吃上“文学饭”，跟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对我的作文大为嘉奖必然相关。母亲并没有为我珍藏这些“获奖作品”，却硬说我从小就有写作才能，完全缺乏证据。幸亏那些“作品”没有被保留，要不就像重温穿开裆裤的婴孩老照片，羞煞。
我想说的只是：不管上推到哪一年吧，总之我“写龄”蛮长，写出来的文字却很少。我在北大的友人钱君（钱理群）和平原君（陈平原），每年外出开学术会议经过香港，总会送我两到三本新书，有学术专著，有随笔集、论文集、演讲集、序跋集，乃至自选集。而且越出越漂亮：精装的硬皮烫金，上、中、下三卷插在书架里甚是壮观；平装的插有大量照片，图文并茂。平原君最近送给我的一本是毛边未裁本，古雅得很。问我近来有没有出新书，我便摇头微笑，说还是几年前那两本。无书回赠，何以报之？唯有请他们吃香港馆子。在香港，出书不易，吃馆子倒还方便。
如今在学院里教书，“不出版就完蛋”（“不发表就被炒”）。每年暑期将尽的时候，就有一份很重要的表格要填。我这人一不晕车二不晕船三不晕飞机，就是晕表格。没法不晕，那些表格光统计这一年的“出版”倒也罢了，还要分门别类，考察你写的东西是否发表于有“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报（内地叫作“核心期刊”），是用中文写的还是用英文写的，是论文、专著、教材还是创作，如果是联名发表的请标明排名的先后次序……分门别类是让行政部门计分方便，可苦了像我这样的“晕表症患者”。
平时写的东西写完就忘，经常是收到稿费才想起来写过这样一篇东西。填表的时候每每手忙脚乱到处翻箱倒柜，统计完了一看，今年确实又没写什么。写的还都是些计不了什么分的，无关乎香港经济复苏跻身国际大都会的东西——积分可怜，饭碗危矣。
于是发愤要多写，不过须先检讨写得少的原因。
写作源于阅读，阅读先于写作。在写第一篇文字之前，你已经读了很多。在成为作者之前，你早已是一位读者。所有人的“读龄”都长于“写龄”。正是阅读鼓舞了你的写作勇气。少年时气盛心浮，走进阅览室翻翻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一看，这种东西也能发表，还有稿费，那我也能写。写了，投寄了，发表了，手写体变成了铅字，大为振奋。周围的朋友开始称你为“诗人”或“作家”，在你那个年代这两个称呼还没有跟“写手”或“稿匠”混为一谈。你听出来称呼里半是嘲讽半是嫉妒，心里头半是得意半是谦卑。稿费只好全数拿出来请吃馆子。
如今年纪大了，还没走进图书馆就想起庄子那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走进去一看，一排排满架的书列阵而来，千军万马衔枚无声、气势逼人。你会想，世界上所有深刻的话、聪明的话、漂亮的话、又深刻又聪明又漂亮的话，都早已被人说过了、说完了、说烂了。你又何必在千万本平庸的书中再添一本，如古人说的“祸延梨枣”，今人说的浪费纸张、又多砍了几棵树影响生态环境。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就这样因年岁而变迁，从前怦怦咚终催你“一鼓作气”奋力向前的声音，稍一侧耳，听来却好似“鸣金收兵”。
这种暮气横秋的说法，表面看来像是历尽沧桑很深沉，却多半是为自己的疲懒强作托词。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在作祟，让你一直害怕写作？稿子为什么总是到了“死线”（deadline）截稿日才匆匆赶出，以前用快递、后来用传真机、如今用电子邮件附件送出去？抽屉里、硬盘中为什么总是积满了写了一半或只写了个开头的未完稿？更别提那些大纲，那些片段，那些随风而逝的所谓腹稿了……
不久前去世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的回忆录《乡关何处》里写道：“我每一出门，都随身太多负荷，就是只去市区，包包里塞满的物项之多之大，也和实际路程不成比例。分析之后，我的结论是，我心底暗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我可能不会再回原处的恐惧。写下那段话以来，我发现，尽管有此恐惧，我还是制造离去的场合，变成自愿给这恐惧提供滋生的机会。这两者似乎成为我生命节奏的绝对必要条件，而且从我生病以来已急遽加强。”
离去、抵达、流亡、怀旧、思乡、归属及旅行本身之中出现的地理是赛义德这本回忆录的核心。害怕，害怕空间的位移，同时又视此为成就自我生命的绝对必要条件——“流亡与错置未尝没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疏离造成批判的距离，提供观看事物的另类视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正是这段话令我怦然心动。我想到，人必须面对他自己的害怕，甚至自愿滋养这种害怕，并从中获取生存的希望。
《萨义德：乡关何处》纪录片
那年的暑假我只有八岁，记忆中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带着六岁的弟弟回我引以为豪的小学去玩。他很快也要上这家小学了，我要带他见识见识教室、操场、礼堂，最好能碰上教语文课的陈老师，她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帮我改过作文呢。可一进学校，我就发现气氛很不寻常，满墙的大字报，黑字红叉墨汁淋漓。
小学二年级学生识字不多，陈老师的名字被倒着写打上叉也还是认得的。何况还有一幅“百丑图”，全校一多半老师被变了形画在了上面。晚饭时分我问父亲什么是“右派分子”。我完全忘了他是怎样向一个八岁小孩详细解释这样复杂的名词术语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正被打成这种“分子”。
这年秋天我们全家到了乡下，那所小学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的成绩就一直优异，远超过语文、历史、地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这句流行全国的俗语从母亲口中道出，是那样语重心长，传达给我的正是那无以名状的“怕”。
在海南岛劳作八年，“数理化”没帮我多少忙。在那个奇异的年代，一方面文化不彰，另一方面，“巩固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很多有门路的知青都倒流回城，于是“笔杆子”告缺。农场领导对我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可以使用，不可重用”。于是，我开始从生产队被借调到上头写材料，写报道、总结报告、工地宣传稿，乃至文工团演出用的快板书、相声、歌曲、小歌剧的文字稿。
如此写作，战战兢兢，绝对是苦事。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领导层层审阅通过。有时副书记通过了，正书记又说某段某行的“提法”有问题。场部老“笔杆子”教给我一个窍门，直接交给正书记审阅，他要通过了没人敢说还要改改。写作与权力的关系，不必等到多年后阅读福柯，在我被借用为“写作工具”的岁月里，早已深晓其中滋味。
给我当头棒喝的是文工团里一位跳舞的知青。他看了我写的那些“文艺节目”，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你真的愿意扎根五指山下种一辈子橡胶么？你真的愿意召唤别人，比如你的弟弟妹妹，也来扎根吗？”我只好苦笑：“八年了，也算种了半辈子吧。我弟弟倒是一直跟我一起在这里还扎着根哩。再说，不这样写，该怎么写？”潜台词是，你跳跳“常青指路”什么的，舞姿刚健有力就行，不担风险。书面语言不比肢体语言，我这可是如履薄冰啊。可是我心里明白，完全存在着“不这样写”的许多种写作。
1978年某日，几位同学下了课走在去北大学生食堂的路上，见食堂的外墙旁边围满了人。油印的《今天》创刊号糊满了一面墙壁，在上面我读到了北岛的《回答》，还有芒克的“天空/ 血淋淋的盾牌/ 黑色的太阳/ 升起来”。我想，这就是我渴望多年的另一种写作啊！那几年我参加了《早晨》《未名湖》《这一代》等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亲历了写作洪流从地下奔涌而出的年代。那年八一湖畔的“今天诗歌朗诵会”，让你体会到了诗歌的力量、沉默的力量和发言的力量，体会到了直面自己的害怕时产生的兴奋与激动。
在我的学术写作中，最重要的当属与钱君、平原君合作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框架得到很多朋友的认同，究其实，也不过是想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写作重新发声罢了。但是那个年代给了我一个错觉，令我以为能够预设一种“纯文学”或“零度的写作”。
深刻的反思使我看到写作与权力的纠缠远为复杂（当然，阅读福柯也是重要的思想历程）。就以每年经受的晕表格折磨为例，我体会到学术写作多么深地嵌入了一整套权力体制之中。可怕的是，你自己就是这体制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在教年轻人阅读与写作，用考试和分数来规范他们，限制他们，训练他们，把他们引向前途未必光明、道路绝对曲折的学术方向。
作为一个写文学评论的人，你对他人的写作说三道四，调动所有的理论资源，义正词严，去驯服文学原野上狂奔四散的作品。看清楚你的位置，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力、写作的资格，就凭那几张体制认可的学位证书么——我感到害怕。
传说仓颉造字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古人对写作将会带来的灾祥有如此深刻的恐惧，我是在“写龄”渐长的今天才慢慢地体会到的。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声音中心主义”，也可以说是古人对“文字文化”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深刻敬畏。然而，不要害怕你的害怕。
害怕，让你体会写作时的软弱与坚强，孤独与武断，空虚与充实，同时带来清醒和谦逊。写作，就是克服害怕。我害怕写作，同时写了《害怕写作》。
摘自《文学的意思》
图来自网络
原标题：《黄子平：我害怕写作，同时写了《害怕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