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课上学到的方法,能帮助我写好小说吗?
本文节选自
《共鸣写作:“后真相时代”的写作技巧》
崔西·霍尔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讲故事
我长大到能够真正阅读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把手电筒,并把它藏在了我的卧室里。家人睡着后,我会蒙着毯子读书,尽可能不让家人从门缝中看到光亮,通常我会读到凌晨三四点钟。我知道第二天早上学会很累,但我停不下来。我读啊读,直到忍不住睡着,手电筒从手里滑落。
即便是现在,一旦开始读一本好小说,我也停不下来——就像在读约翰·班维尔的《远古之光》和李·查德的《邪城箴言》时一样,这是两本风格完全不同的书,我许下诺言,要在两周内读完,其间不允许自己读其他书。我被故事深深吸引,我想知道故事里会发生什么,总是克制不住直接跳到后面看结局,但只看一点点,因为我想看看自己最喜欢的角色下场是不是会很惨。
所有人都喜欢故事,都会被故事人物吸引。与读起来很乏味的事实不同,故事充满情感。如果你读了一篇分析阶级分化的文章,可能会很难理解其内容。但你看过《唐顿庄园》这部讲述不同阶级生活的电视剧吗?这部剧非常棒(尽管这么说不够准确),我至今仍没读过关于纳粹占领法国的历史类作品,但我仍被《法语村》这部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的电视剧深深吸引。即便知道里面的人物经过了艺术化的加工,不是真实存在的人,我也想一直看着他们,直至弄明白他们最后是被纳粹同化了,还是一直为国家奉献。
有说服力的非虚构作品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它们能够提供人物、悬念以及某种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曾收到过一篇社论文章,作者约翰·汤普森是一个被监禁多年的人,他在文章里写了自己因被指控犯抢劫罪和谋杀罪在监狱里度过18年——其中有14年是以死刑犯的身份——的经历。
汤普森没有在文章一开始留下悬念,他立刻就告诉我们,他的罪名已被推翻,他已经被释放了。他谈论了自己对家人的爱,这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能够得到读者认同的角色。他描述了自己将被执行死刑那段时间的经历——他原本被安排在那一年的5月20日执行死刑,他已经接受了这件事,直至突然意识到,自己将在儿子毕业、展开大学旅行之前死去。

本文配图:电影《刺杀肯尼迪》
突然,汤普森意识到自己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死刑的执行,这样儿子就不用经历那些磨难了。他向律师提出请求,想推迟死刑的执行,律师不但做到了,还为他洗脱了罪名——经法院裁定,检察官掩盖了本可以为汤普森洗脱罪名的证据。汤普森的文章只传达了一条信息、一个论点,但他的故事生动、精彩。在《纽约时报》,我们很少收到囚犯的投稿,这类文章本身就很特别,但汤普森的文章尤其打动我。在我看来,汤普森将囚犯写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相反,如果他写的是一篇争论错误关押之风险的文章,大概不会给我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关于故事写作,有一些经典的模式。我在写作课上学到了一条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先让你笔下的人物爬上树,然后在30分钟内把他弄下来。
关于灾难的故事,人类面对苦难、克服挑战的故事,自我怀疑的故事,存在种种障碍但仍能建立联系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的。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学到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类似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经历或感受过困惑。在故事的开头抓住读者,随后你可以展开谈论更大的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再然后——就像我老师说的那样,你可以让人物从树上下来了。故事能将人吸引进来,让大脑产生“联结”。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如果有人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听者的大脑能与讲述者的大脑联结在一起,二者的脑电波活动相同。从古到今,故事一直是保存和分享信息的有效方式。总的来说,相比数据资料,我们更能记住故事。
学会聆听,你可能会听到可以在写作中使用的故事。社论部门每年都会在情人节前后举行一次聚会,举办者通常是我的老朋友盖尔·柯林斯,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参与的人有我们固定合作的专栏作家、作者、编辑,还有一些社会名人,他们或是被我们这伙人吸引,或是被我们办公室里的文件柜吸引。我记得有一年,汤姆·汉克斯突然到访,后来他写了一篇他为什么喜欢打字机的精彩文章。还有一次,新学院大学的哲学教授西蒙·克里奇利讲述了他穿粉红色衬衫外出的糟糕经历,我请他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来,他用这个故事探讨了阶级和衣着,以及脏话的本质。
最近,我如饥似渴地读了玛格丽特·伦克尔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被一只狗爱着的故事。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写作主题,但她写得很具体,还将这段经历与母亲、寡妇的身份以及家庭联系在了一起。伦克尔通过插画般丰富多彩的细节,向读者展示了一只狗对主人的痴迷程度,她的故事令人难忘,也让故事里的狗成了一个生动鲜活的角色。

保罗·史密斯是一位商务教练,训练商务人士通过讲故事来达成目标。他发现,那些讲故事失败的人会犯一些常见的错误。他的建议也适用于写作。他说,太多人讲的故事既不吸引人,也没有感情,讲故事变成了公司宣传产品的手段,或做生意的一种方式,那些东西根本不是真正的故事。故事必须是对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的叙述,要有时间、地点、主角以及一些有趣的发展。史密斯说,更大的问题是,许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一个故事是好还是坏。
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做法,看它是否有助于帮你习得讲故事的技巧:上床睡觉之前,写下你当天看到的、听到的事情。
一天过后,这些事情还留在你脑海里是有原因的。前阵子,我走在纽约第八大街,遇到了刚下车准备去餐厅的一家人。三个小女儿穿着一模一样的小礼服。突然,我看到一部手机掉在地上,“啪”的一声。妈妈开始对把手机掉在地上的女儿尖叫,女孩绝对没超过四岁。“你疯了吗?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与妈妈同行的男子在一旁劝说,说这可能只是个意外。
“不。”妈妈尖叫着说,“我看见了。她就是故意的。”
面对母亲的愤怒,小女孩不停地哭。我径直走了过去,毕竟停下来站着看不太礼貌。但我想知道:这位妈妈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拿着手机?她为什么这么生气?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发生,还是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或者她只是以此为借口,目的是想跟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丈夫争吵?又或者丈夫失业,没找到新工作?我至今还能回想起那一幕,我觉得那或许能成为一个故事的开始。
这种经历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的起点。但这世界上也有很多真实的故事,你可以通过聆听来收集。
故事的价值不用多说。人对故事的需要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本能,从未消失。如果你是讲故事的人,你有时甚至可以通过故事改变某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研究人员发现,许多人不愿相信统计数字,因为他们会把统计数字与精英阶层联系起来。但他们相信故事,因为对他们来说,故事才是真实的。这么说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相较于事实,很多人的确更愿意相信轶闻或故事。英格兰智库机构“英国未来”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对移民个体故事的反应比针对移民的统计数字要敏感得多。因为人们认为,数字可以被操控,是精英阶层的工具。
故事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已经得到了一项研究的证实。参与研究的志愿者们会观看电影,然后评估电影是否影响了自己的观点。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观看了《造雨人》的志愿者会在卫生政策上变得更加激进。(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妇的儿子生命垂危,而保险公司拒绝赔付,一位律师和律师助理帮助他们打官司,共同对抗保险公司。)而看过充斥着阴谋论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的志愿者则会感到无助,不太愿意参与政治生活。看过《苹果酒屋法则》的人会更支持合法堕胎。(里面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为年轻女性做堕胎手术。)电影会影响我们,电视节目也一样。
喜剧演员是最好的故事讲述者,他们也因此极具影响力。2017年夏天,国会正在就《卫生保健法》的改革进行讨论时,喜剧演员吉米·坎摩尔向观众讲述了他儿子的故事。他的儿子在出生10天后差点死于心脏缺陷,一位机敏的护士和一场及时的手术挽救了小婴儿的生命。坎摩尔请求政客们,应该让所有美国人都享受到当初拯救他孩子生命时的医疗保健体系。
坎摩尔的独白视频被分享了数百万次,奥巴马曾在推特上就此事发表评论,称赞了坎摩尔对医保改革法案的支持。

故事不光对公共领域有意义,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小世界有意义。我们年纪越大,就越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关乎生命意义的叙述。你失去了工作,搬到了加州,却也因此遇到了你现在的妻子;你的房子被烧毁了,却也因此迫使你去往一个新的、更好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些看似受创的,甚至灾难性的事情,后来成了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我们通常不会用数据,而会用人生历程来定义我们自己。
你无须在写作中讲述篇幅很长的故事,只需要让你的故事具体而真实。但也不要放弃事实,把它们编织进你的故事里就好。故事能够诱导人们集中注意力,毫不费力地吸收信息。
时下流行的TED演讲就依赖于故事,其中最成功的那些演讲有数百万浏览量,因为讲述者能够在简短的演讲中,将自己的研究用故事的形式进行展示,而这些故事与你在学术期刊上读到的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优秀的演讲都可以写成文章,如果某些细节能够在演讲中迸发出力量,那它们同样也能成就一篇有力的文章。
原标题:《写作课上学到的方法,能帮助我写好小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