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义评《穿行社会》| 如果社会是一个又一个的用户界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张文义
2019-03-14 10:05
来源:澎湃新闻

《穿行社会:出租车上的社会学故事》,[德]亚明·那塞希著,许家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240页,58.00元

“白衣天使独自决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现代城市中,各种各样的人员、感觉、偏好、习惯、信仰花样组合、缠绕碰撞。我们该如何理解城市?像物理学家伯恩斯坦(Marc & Helen Bornstein)和心理学家杰夫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一样,以新想法、新专利为衡量创造力的标准,建立方程,认为城市人口越多、人走得越快,新思想也就越多。或者,像摇滚歌手大卫·拜恩(David Byrne),到街区和店铺倾听声音,感受气氛,捕捉灵感。

第一种方式像是从飞机上看,地面一切都是平的。第二种方式走下飞机,穿梭世间,城市显得立体多元。这就是《穿行社会》一书的做法。作者乘出租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梭都市,每段旅程引出一个故事、一个议题、一个视角。出租车周游各处,带我们遇见不同,遇见现代性,遇见情境。这是一本关于现代生活情境的书,前六章展现了不同情境如何造就不同世界。

一开始,作者去参加针对患者自杀案的医学伦理会,刚好,出租车司机的妻子患病多年,医治无方,司机怨声载道:“这些医生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实际情况。想问妻子吃什么药,得去找这个人,再问接下来怎么办、在家又如何,得去找那个人。这些人各管一摊儿。”

“这些人各管一摊儿”,也是作者在伦理会上的经验写照: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护士长、牧师、律师各执一说。所有人都没错,也都不怎么正确,最终都无济于事。精神科医生一语道破真谛:当今社会,观点涌现,白衣天使独自决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每个人都在管中窥豹。作者宣称,应当把视角当成一种战斗方式,因为“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从生态到全球不平等,从人口到金融危机,从食物供应到未来能源供应,都不会靠争辩哪个视角更合适、或将哪个当成唯一正确的视角而得到解决……解决问题不能依赖中心明确、一劳永逸、面面俱到且高度整合的设想,而要正确认识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异”。

为什么?因为城市容纳多样性和矛盾性,在其中,人和人之间保持陌生,心照不宣地遵守社会规则,各自成为社会角色。除亲戚朋友外,我们认识角色,不认识具体的人,既不为人所扰,也不成为关注对象,从而在社会中隐身。陌生感成为了一种资源:房子烧了,不向邻居求助,而向消防队、保险公司求救。

我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隐身,因为现代社会巨大、隐秘、复杂,由一个个用户界面构成。社会提供我们期望的一切,也只给我们呈现用户界面,背后的电路和开关、过程和结构都保持隐形。我们只与界面互动。

用户界面数不胜数,现代社会越来越专业。专业精神不再只是自己领域内的鉴赏力,更需接纳和融合其他技能和视野。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是决策者,他们规避已知信息,以未来为导向,从而避免重复过去。人活在未来、动机和期待中。

作为社会学家,作者也与社会学这个界面互动。社会不是一个统一体。他激烈反对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后者认为,社会有超然的整体性,即社会性。它统筹一切,超越组成社会的个体。作者宣称:“现代社会没有社会性,也缺乏共性。社会是不同态度和观点在具体情境下的聚合体。”

读到这里,如果你认同作者,就会觉得我在给作者强加逻辑;按作者的观点,上述这些观念和事实彼此无关。对此,作者有先见之明,及时在书中批判了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知识分子习惯于围绕整体来建构核心叙事体系,充分发掘理由,深度剖析历史必然性或世界命运共同体。”

为反抗这种官僚主义,也避免他人以此“驯化”本书,作者采取了非整体的写作形式。全书十章,分别讨论视角、陌生感、决策、精英、隐身、描述等议题。各章彼此独立,各是某个视角下的世界,又相互纠缠,却无从让人得知纠缠的机制。本书的形式就像生活本身:我们活在动机和期待中,只跟用户界面互动,不知界面另一端有谁、在做什么,虽然,大家都活在同一个社会中。

内容即形式。作者以身作则,向我们展示:“知识分子的描述应具批判性,认识到自己的描述只是诸多角度之一。”

“我一生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自十七世纪以来,无数学人带着超越一切的上帝视角,分类、排序世界,理出因果逻辑链条,确认事物背后的深层机制。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追求断了。世界不仅由规则控制,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机制之外、却影响一切。此后,知识追求陷入感性的迷醉,后现代和诠释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蓬勃发展、如火如荼。

后现代拒绝世界的整体性。我们经历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现象、一句又一句话语、一点又一点感觉……是人类认知把碎片化入逻辑。但逻辑属于人,不属于世界。比如,我在这里讨论后现代,你在想中午去哪吃饭,旁边有人玩微信;不远处,运动场上正发生一场小爆炸,食堂大妈把菜炒糊了,校外正在堵车,暴风雨也快来了;更远处,北京房价飙升到每平米二十万,加州某科技公司资产被瞬间蒸发;更遥远处,太平洋底小火山喷发,非洲某爬行类的最后一只离开了世界,而亚马逊一种鸟正在大量繁殖……

后现代认为,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世界真实,却彼此无关。放眼全局,任意一刻,事件彼此独立。科学聚焦一点,辨识并建立关联,将事件纳入时间序列、建立因果关联,或纳入空间序列、确立同时性关联。关联被表述为逻辑链条,世界因此被呈现为表征(representation)。后现代拒绝表征,放弃一个视角下引出的逻辑链条,因为链条周边还有无数事件纠缠。

经验全面铺开,由无数点构成,混沌一片。后现代呼吁以混沌的方式理解混沌,想一锅端起世界。但谁能端起世界?上帝。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真心诚意地假扮上帝。可惜,人不是上帝,只能带着自己的经验理解自己和他人。我们是自己世界的主体,也是别人世界的客体。充其量,我们是自己视角下的世界的上帝。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诠释学因此席卷人文社科。人们坚信,不存在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客观真实的世界等人去发现。每个人都给自己画了一条界,界外是真实发生的事和存在的物,界内是主体的想象、思考、目的和期待。结合界内界外,主体对事物有了自己的诠释。诠释造就了主体的世界。换一个主体,界变了,想象、事实也随之变化。

因此,作者在第九章宣称,现代人总在说、总在写,观点交织,而“对世界的描述越多,它就变得越模糊——也就越需要描述”。描述是诠释。我们眼中的世界是描述视角下的世界,没有中心,也不存在中心角色,每个人都深陷在自己的内部世界。按人类学的说法,内部世界不仅是逻辑的思考方式、结构化的社会组织模式,更是情感和生命的体验和认同,是我置身其中的沉重与无奈、焦虑与痛苦、趣味与快乐。

伍迪·艾伦说,“我一生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同时期,结构主义是理性追求的最后一次辉煌。列维-斯特劳斯和他同时代学者,如福柯、拉康、阿尔都塞,都积极奋发,却挥之不去一种淡淡的哀愁。追求规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是最后一批人。

“我喜欢在谜中迷失自我,以便重新从零开始追寻理性”

但作者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拥护诠释学,他走过了它们。第六章是本书思想的转折点。

作者去参加银行有关多样世界与宽容的会议,路上,出租车司机说:“谈论宽容也好,就让它像蝗虫一样在世界各地传播吧……我就是多样性的实例,而我只能依照配额生活。”司机例证了为什么社会很难改变——大多数人想象社会变化的方式是消解积怨,提出概念,并以道德热情来呈现概念。而实际上,社会的改变得落实到组织上。

为什么?因为世界具有非组织性。社会世界是各种未经调和、不甘等待的行为的连接,其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组织机构找出社会中可计划和控制的因果关系,制定流程,并让流程透明化。改变流程,允许新事物出现,就调整了组织,从而改变了社会。新事物不能被组织,但需要社会组织给予它们出现的机会。有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是必须的,但允许非组织的事物有出现的契机也很重要,二者协同改变世界。

比如,如何提高大学的科研竞争力?提升教授的荣誉感,让他们更努力,这太天真了,因为创造力无法被组织。我们只能组织可以组织的东西,比如归拢研究重点,让个体研究淹没于群体,发明评分和排名系统,浮动工资营造激励机制,让学生参与并给予报酬……但这些都无关创造力,只与组织有关。创造力出现在这过程中某处,出乎意料,却也自然而然。

在此,作者无意中回到了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理论(我想他会拒绝我这么说)。集体表象是人的创造和想象,被实体化为社会制度和符号,从而成为社会。最终,我们会忘记社会本质上是想象的结果,因此,社会就主宰、控制了我们。社会改变的根基在于集体表象,但集体表象无法被直接改变。于是,我们调整社会制度,让集体表象随之变化,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以及如何变化。

作者说的社会组织和世界的非组织性的互动,涂尔干说的集体表象和社会结构-观念的互动,是不断生衍的过程。因此,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全面解决,今天的方案会成为明天的问题。作者宣称,现代社会取得了各方面成功,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至此,作者呈现了他整合后现代和现代而形成的世界观。世界不仅是多视角的,更是多世界的碰撞交织。就像泡沫,一个小世界是一个泡沫,各有不同大小、形状、和色彩。整个世界就是泡泡们的碰撞、交流、破灭、合并,从中产生新世界,湮灭旧世界。理解这个过程,就是今天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由此,作者带我们进入非线性科学的时代,虽然他并没有着力讨论这一点。把世界简化为A决定B、B决定C……的逻辑链条是牛顿时代的思考方式。在世界之网中看到链条,只是因为抓住了一个点、从特定视角切入而放弃了其他所有。非线性科学探讨世界之网的编织过程,既认可结构机制,也接纳不可预测的偶然契机。世界在结构和情境之间流转。

十七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说,“我喜欢在谜中迷失自我,以便重新从零开始追寻理性”。谜是生命,是世界表象,绚烂多彩,也如过眼云烟,最终归于沉寂。规则是理性,是沉寂的归宿。世界是一个又一个的谜,谜底在规则,而规则的展演和变化充满因缘际会。悟从迷中来,不垢不净,不迷不悟。

这就像诗歌的韵律。为韵律而韵律,最终与诗无缘,而诗意却在满足韵律的过程中出现。社会学也一样,接受涂尔干,才能走过涂尔干,进入非线性科学的世界。

这一点也很配作者。德国学者往往以思想深刻晦涩著称,能在深刻中透出趣味和生活气息,按王国维评古诗词的说法,作者也算是入品,有了境界。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在这样的世界中,精英们该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在第七章中,作者认为,精英得具备出色的专业才能,又须走出专业、跨越不同逻辑思维、协同多元视角。精英从纯粹演绎性工作项目中解放出来、灵活适应新情境和观点。他们不只是“上面的人”,还可存在于任何位置。

而培养精英的大学,更应调整目标和思路。作者呼吁人们培养强烈的专业认同和技能,又接纳这种认同的不确定性,学会观察和应对多角度、多重编码的世界中的实际生活。

作为人类学家,我总有学科自豪感。看到作者描述的精英,我不由感慨:这不就是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要求的人。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迪贝说,“社会学家和所有人一样:他们揭发消费社会的弊端,自己也买车;揭发文化产业的虚假,自己也看电视,甚至出现在节目上谈论他们以为的真知。头脑灵活的社会学家在服务社会和质疑社会之间游走,保持平衡。”

当代人类学则要求投入与抽离。举个例子,2017年我在大理带实习,碰上洱海治理事件。2015年,大理修建环洱海路,迎来旅游热潮,洱海边密密麻麻都是客栈。两年间,因为大量排入生活污水,洱海水质从一级降为四级。2017年初,大理政府开启“休克式”治理模式。首先,关闭海边所有客栈;第二,禁止海边农民耕种农田;第三,引苍山水入注洱海,村民改喝洱海水。但仓促之下,新建水厂没法供应符合卫生条件的饮用水,村民喝了都闹肚子。

这里有多个立场(或本书作者说的视角)。村民是受害者,立足现在;商人立足当下,但根基不在大理;政府立足未来,牺牲当下……此外,务工人员、游客也各有立场。人类学要求怎样的立场?进入任何一个立场的同时,跳脱所有立场。首先,对每一个立场,必须感同身受,明白它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崇尚什么价值、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如何计算利益得失。第二,不属于任何一个立场,跳脱出来。

形象地理解,就像王国维词句所说,“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开“天眼”,抽离出来,看到众生,投入进去,发现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也在世界中起伏。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