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合，让敦煌残卷“骨肉团圆”
2022年12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领导的团队推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华读书报曾以大篇幅予以报道。日前，《拼接丝路文明—— 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出版，这是张涌泉团队又一项历时多年完成的、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下面，王素、黄德宽、刘波三位专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该书的价值和意义。
《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全2册) ，张涌泉、张磊著，中华书局2025年4月出版
敦煌多后劲 缀合着先鞭
王素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工作的全面铺开，敦煌研究展现出强大的后劲，除了卷帙浩繁的《敦煌文献全集》正在有条不紊地编辑出版外，与之配套的大型工具书——张涌泉等先生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郝春文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也先后出版了。而现在，张涌泉等先生撰著的《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上下二册（中华书局，2025年），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种隆重推出，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
出土文献五大门类——甲骨、金文、简帛、石刻、敦煌吐鲁番文献，除金文外，都因载体易于断裂，存在碎片化问题，缀合复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17年，王国维将戬寿堂残骨与《殷虚书契后编》残骨缀合，复原出一条比较完整的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卜辞，订正了《史记》个别世系记载之误，证实了《殷本纪》所记世系基本可信，震惊了国内外。1933年，董作宾将善斋残骨与王国维复原残骨再次缀合；1937年，郭沫若将善斋残骨与燕京大学残骨缀合，使我们对殷商先公先王世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也说明，残断的出土文献材料，一经缀合，研究价值就倍增。现在，甲骨缀合已经成为一项传统研究工作。黄天树先生领导的甲骨团队整理的《甲骨拼合集》已出版六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至2025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从2023年开始打造的“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上线三个月，访问量就超过27万人次。
简帛与石刻的缀合与甲骨相比落后很多。2011年，我曾指出：长沙吴简是中国一次性出土最多的简牍，有字简就达到8万个编号，因为种种原因，次序全被打乱，像一部8万页的图书，没有页码，亟需缀合复原。但吴简系统缀合复原工作直到现在也尚未开展。简牍系统缀合复原工作目前仅张荣强在组织专家进行攻关。但他主编的《汉简缀合丛刊》仅出版第一辑，即姚磊《肩水金关汉简缀合》（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帛书原本不多，整理出版的都是包含缀合的成果。譬如李零先生《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年）和裘锡圭先生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还有一本介绍帛书缀合经验的著作，即郑健飞《马王堆帛书缀合研究》（中西书局，2024年）。石刻缀合主要有汉魏石经，马衡先生遗著《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和赵振华先生《魏石经集存》（三秦出版社，2025年）都含有缀合成果。
敦煌藏经洞1900年开启，比甲骨文1899年发现仅晚一年。但敦煌学者意识到碎片缀合十分重要，却比甲骨学者要晚半个多世纪。1985年，姜亮夫先生发表《敦煌学规划私议》始指出：敦煌卷子“很多是原由一卷分裂成数卷的，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可”。1992年，姜亮夫先生又发表《敦煌碎金导言》进一步指出：“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就是因为“此事至难，欲成不易”，老一辈敦煌学者限于当时条件，很少有人从事这项工作。张涌泉先生作为姜亮夫先生的门生，浙派敦煌学的正宗传人，在21世纪，各项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秉承先志，启动敦煌残卷缀合工作，并很快取得超过甲骨缀合的成绩，我感觉有三点经验值得宣传和借鉴。
一、以普查为基础
张涌泉先生及其领导的团队，从事敦煌写卷整理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穷尽材料。1996年至1997年，他们启动《敦煌文献合集》分类汇辑汇校工作，首先整理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就穷尽了敦煌经部所有文献材料。《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后来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即与此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整理《敦煌文献合集》，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全面普查和系统分类，从而发现不少残卷相互关系密切，很多可以缀合复原。2006年，他们正式启动《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工作。由于准备充分，2007年，张涌泉先生就发表了第一篇缀合复原论文《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认为这些字书碎片经过缀合可证不是敦煌字书，而是西夏黑水城文献《大方广佛华严经音》。该文的方法和结论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敦煌残卷缀合工作自此走上正轨。
敦煌残卷缀合图
二、以理论为先导
关于藏经洞文献的性质，说法很多，一直是敦煌研究十分困扰的问题。张涌泉先生通过穷尽材料和精细研究，认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的场所主要有二：一为“经藏”，是正式的藏经处；一为“故经处”，是从各家寺院收罗而来的“古坏经文”，作为修复材料的存放处。正式的藏经处相当于今天何处有待考证。修复材料的存放处就是所谓的藏经洞。也就是说，藏经洞存放的原本就是佛经残卷，是为大规模修复配补佛经准备的“修补头尾”材料。这与藏经洞文献确以佛经残卷为主，比例高达90%以上，其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可以缀合，是完全吻合的。这样就为残卷缀合构建了一套理论。过去传言敦煌文献“一卷分裂成数卷”，存在为了牟利“故意撕裂”问题，现知多数都是“虫蛀鼠咬、脆裂老化、搬运颠簸等多重因素”所导致。敦煌残卷缀合工作从此进入全面实践阶段。
三、以国家为平台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当年《敦煌文献合集》的启动，就得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时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傅璇琮先生都曾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为本书的运行提供了专项经费资助。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出土文献五大门类仅55个项目，其中就有张涌泉先生负责的两个项目：第一个是《敦煌文献合集》（第291号），第二个就是《敦煌残卷缀合总集》（第292号）。《合集》是《总集》的研究基础，《总集》是《合集》的衍生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残卷缀合总集》是出土文献55个项目中唯一一个缀合复原项目。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相比甲骨、简帛和石刻的缀合，敦煌残卷缀合工作有后来居上之势。
现在，张涌泉等先生撰著的《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上下二册，作为《敦煌残卷缀合总集》纲领性成果率先出版，我感到还有示范的意义。因为，正如郑玄《〈诗谱〉序》所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我们可以根据《研究》，尤其其中北敦5274、斯10844、浙敦136、伯3996、津图126、俄敦3408等三十一号残片缀合而成的令人震惊的《摩诃僧祇律》将近四米长彩色插页，了解《总集》后续成果的基本面貌和巨大价值。因此，我们在祝贺《研究》率先出版的同时，也急切盼望《总集》后续成果尽快问世！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冷门“绝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成功典范
黄德宽
《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两部内容厚重的学术精品的出版，是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对推进新时代敦煌学、汉语史、汉字史和写本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也是落实哲学社会科学“三个体系”建设、发展冷门“绝学”的成功实践。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上下），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这两部大书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下面这些数字：《拼接丝路文明》，一百三十万字，历经十八年，新发现和缀合的残卷近万号，并且为四千多号未定名的残卷定名；《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历时二十三年编撰完成，收录词目约二万二千条,全书五百五十万字，而原来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仅一千五百多条，《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差不多是它的十四倍。这些数字让我深受震撼，也深为感动。这些数字显示，这两部著作都是敦煌学研究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张涌泉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长期沉潜学术、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体现的是他们发展敦煌学的强烈使命意识和学术情怀。安平秋先生说“这是用心血和生命熔铸的两部著作”，我很赞成这样的评价。这两部大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冷门“绝学”研究只有长期努力，持续接力，才能真正做出足以传世的精品力作。张涌泉先生从本科时代开始，先后师从蒋礼鸿、郭在贻、项楚、裘锡圭等当代学术名家。在各位学术名师的指导下，他数十年笔耕不辍，持之以恒，在敦煌文献整理、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尤其是在俗字研究领域真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这两部书的编纂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由张涌泉先生领衔撰著的这两部大书，不仅是他个人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晶，也是其学术团队多年艰苦努力的结果。这两部大书以其丰富的资料、厚重的内容和创新的学术贡献，必将成为传世之作。
其二，在开展冷门“绝学”重大研究课题的过程中，要重视与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数十年来，张涌泉先生带领团队、指导学生，将人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重大研究项目的推进有机结合，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指导的学生许多都已成长为青年学术骨干。比如参加敦煌学研究和残卷缀合的博士、硕士生有六七十位，其中博士论文完成了九篇，还有三十多篇硕士论文，真正做到出成果，出人才，实现了敦煌学研究的代际传承。学术界有人提出敦煌学研究的浙江学派，浙大的敦煌学研究确实特色鲜明，后继有人。这一点难能可贵，值得学习和借鉴。“绝学”要想不绝，关键在于薪火相传，代有新人，张涌泉等先生重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为冷门“绝学”的传承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张涌泉的团队在工作中，左三为张涌泉教授
张涌泉的团队在工作中
其三，冷门“绝学”研究既要重视资料的全面搜集，也要重视运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善于总结和揭示规律，探究研究范式的不断创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收集资料全面丰富，从各类敦煌文献中收集约二万二千条词语，对每个词语的义项进行科学归纳和举例证说，通过按语“探源流”“明规律”“释疑难”，将作者对敦煌抄本文献和字词研究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贯穿于具体词语的阐释之中，从“字”“词”“用”以及写本文献流传特征等多维度开展敦煌语言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创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辞书编纂以及汉语词汇史、汉字史的研究都有启迪价值。《拼接丝路文明》对古文献的复原和价值发掘，是敦煌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在总结前人缀合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该书深入研究敦煌残卷形成的缘由，提出“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涉及“缀合程序”“缀合要素”“注意事项”等方方面面，同时还重视信息技术在敦煌残卷缀合工作中的运用。这些理论总结和方法探索，不仅对敦煌文献缀合和整理研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古代写本文献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两部大书收集的敦煌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系统全面，不仅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在敦煌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上也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两部大书，是当代敦煌学研究和出版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推进冷门“绝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将会对敦煌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
一项令人惊叹的工作
刘波
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组织实施的敦煌残卷系统性缀合研究，是近年敦煌学界广受瞩目的一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2021年3月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其中一期名为《拼接撕裂的文明》，即以张涌泉教授与敦煌残卷缀合为主题，播出以来广受好评。
广泛的关注源于这项工程的重要意义与突出成就。从2006年起，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张涌泉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敦煌残卷缀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缀合成果犹如火山喷发一样，一篇篇、一组组地陆续发表，提供了大量缀合实例，刷新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看法，从而深化了对敦煌文化乃至中古中国的认识。2025年4月，张涌泉等著《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一工程进行了阶段性总结。
一、系统性缀合取得丰硕成果
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很早就起步了，这和敦煌文献大多为残卷、残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百余年前，也就是敦煌学的发端阶段，前辈们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编纂敦煌文献目录的时候，就开始了零星的缀合工作。后来，很多学者都从事过这项工作。但这些缀合工作都是零星的、偶发的，都是单件文献、小专题的缀合，缺乏系统性。大规模、系统性、穷尽式的敦煌残卷缀合，始于张涌泉教授。张教授采用系统性的工作方法，首先开展文献普查，逐一摸清某一种文献的所有卷号及其特点，然后开展缀合工作。这样，就把某一文献所有可缀合的残卷、残片一网打尽，没有遗漏，所得结果就比以往更加全面完整、扎实准确。
对这一点，我个人深有体会。《拼接丝路文明》封面彩印了一件孟姜女变相，其正面为孟姜女变文，背面为变相，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变文写本。它由三个残片缀合而成，分别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国图、法图的两块，我曾在2008年做过拼缀，当时和林世田老师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刘波、林世田：《〈孟姜女变文〉残卷的缀合、校录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2009年第2期）。当然，我们的工作是经验式的，是凭印象完成的缀合，没有拼上俄藏那一块。随后，张涌泉教授的学生张新朋，系统地开展调查和缀合工作，拼上了俄藏部分，找齐了现存所有残片，并且依据更丰富的文本信息，发现它是从左向右读的，在文本解读方面更准确、更深入（张新朋：《〈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文献》2010年第4期）。我们读到张新朋兄的论文，感到非常佩服。
这个小例子说明，系统性的工作方法非常重要，只有系统地开展缀合，才能得到完整而准确的结果。系统性缀合的成绩，无疑也远超零星的经验式工作。这是张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的最大特点，也是其突出成就的源泉。
通过《拼接丝路文明》我们看到，系统性工作的成绩是惊人的，目前缀合总量近万件三千余组，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量。每一组缀合，都需要大量精致细密乃至繁琐枯燥的文献工作作为基础，张教授及其团队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和无穷耐心，是不难想象的。在如此大量的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张教授得出了对敦煌文献的很多新认识，比如认为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是道真修补佛经的材料，藏经洞是三界寺的故经处，藏经洞的封闭则与道真去世及其修补工作结束有关。这一系列观点基于大量残卷缀合并有文献记载的支持，说服力非常强，现在日益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
敦煌写卷刚刚从藏经洞中拿出来的样子
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张涌泉教授对敦煌残卷缀合作了方法论的总结，归纳出十二种缀合方法，即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此外，还提炼了缀合的操作程式，即全面普查、汇聚内容相邻写卷、考察行款书迹等各方面，最后完成缀合。这些方法和程式，来自于大量实践的总结，又经过大量实践的检验，是行之有效、可以复制的工作方法，对后续继续完成敦煌文献的系统缀合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这套工作程式和方法，对其他文献的缀合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知道，出土文献如甲骨、简帛、吐鲁番文书，传世的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客家文书、太行山文书，甚至石刻文献及其拓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问题，竹木简还存在次序散乱需要重新编连的问题。不同文献的缀合和编连，各有其特点，不过基本的方法是相通的。张涌泉教授总结的敦煌残卷缀合程式和十二种方法，足供其他各类文献缀合参考。
三、新技术的应用
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还有一个方面值得称道，那就是新技术的应用。张教授和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合作，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等多种高新技术，建设了敦煌残卷缀合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虽然计算机的工作只是提高效率的辅助手段，其结果必须要经过学者的进一步检验和研究才能确认，不过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结合新技术推进人文学科的研究，恐怕是未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张教授团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们的探索富有参考价值。
张涌泉教授担任学术负责人的“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收录了大量敦煌文献缀合的成果。这个数据库2022年上线，从标题看贯彻了张老师大力弘扬的“写本文献学”，它收录敦煌文献3.9万余件，用数据库的形式面对全社会公布缀合研究成果，发布缀合图版，在现在主流的五六种敦煌文献数据库中，特色鲜明，学术参考价值突出。
四、一点建议
阅读本书，我常常惊叹缀合的精审无误，也常常被其中精辟的论述所打动。不过有个别看法，与本书的论述略有不同。比如关于李盛铎、刘廷琛等盗窃所得的缀合，与他们撕裂长卷以充数的卑劣做法的证据，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本书上编第四章《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中，缀合BD03243与BD14486，认为它们“不像自然脱落（缀接处上端有人工撕裂的痕迹），很可能是刘廷琛故意撕裂而盗取有题记的部分所致”（第179页）。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中，也谈到杏雨书屋所藏李盛铎旧藏有不少可与国图藏卷缀合，比如羽348+BD06510、羽261+BD2609、BD11548+羽136等，认为“衔接处所有裂痕皆呈竖直向下之势，带有人为撕裂的痕迹”（第24页）。
众所周知，李盛铎、刘廷琛在敦煌遗书运京后，利用押运者是其亲属的便利条件，大肆盗窃，并撕裂长卷以充数，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国图所藏多有这类人为撕裂的写卷，最多的甚至撕裂为二十余段，是他们盗窃劣迹的证据。不过，对于李盛铎、刘廷琛本人所存的写卷，是否存在盗窃时人为撕裂的现象，我想还可以再考虑。他们当日盗窃写卷，时间从容，可以细加拣择，因而所获多精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必放弃整车的较好的长卷，而自留撕裂的写卷。从犯罪心理角度分析，我想他们无疑更愿意留下更长更完整的写卷，而把撕裂充数的部分留给公藏。因此，李盛铎、刘廷琛撕裂写卷的证据，应当主要留存在国图藏卷中，公藏与私藏的缀合样例，恐怕不宜作为讨论他们盗窃行为的证据。这一点建议，请张教授团队加以考虑。
敦煌残卷的缀合，犹如愚公移山，道阻且长。《拼接丝路文明》是张涌泉教授及其团队系统工作的初步成果，也是后续进一步工作的基础。我们相信，以本书为先导，这项学术工程将会加速进行、早日完成。我们祝贺张涌泉教授及其团队的不朽成就，也期待张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尽快出版，更广泛地沾溉学林。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馆副馆长）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
原标题：《缀合，让敦煌残卷“骨肉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