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亚马逊的去留与扁平世界的“绅士化”
2017年9月，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宣布寻求在西雅图的总部之外建立第二总部。2018年11月，亚马逊宣布，将纽约市皇后区长岛市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水晶市（Crystal City）选定为其在美国东海岸的联合新总部。但该计划遭到纽约当地社区民众和部分官员的反对。
今年情人节，亚马逊宣布放弃牵手长岛市。此后，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多次与亚马逊总裁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协商，该州政商界也于3月1日联合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亚马逊，大门依然为你敞开》（Amazon, the Door’s Still Open） 的公开信，诚邀亚马逊再度考虑落户。
纽约市的反对：亚马逊的文化、责任与承诺不足
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虽被称作“市”，却只是纽约市皇后区内的一个街区，与著名的曼哈顿区隔河相望。作为“工业弃城”，其一度沦为老旧产房和仓库的集中地。这两年，因毗邻商业与金融核心，交通便利，而办公、居住成本又相对低廉，长岛市发展迅速，亚马逊因此将其视作优选方案。
对亚马逊的进驻，以纽约州州长库默和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为代表的“欢迎派”认为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亚马逊第二总部的进驻意味着25000份工作和280亿美元的税收。但纽约市议会和以工会组织、经济平等组织为主力的社会团体则疑虑重重。
在企业文化方面，亚马逊向来只重视管理层和工程师，对支援工种员工的权益保障不足，技能培训缺位，常通过第三方公司派遣用工的方式规避义务。亚马逊承诺将所有员工的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金，但个别地方仍然有仓库管理员依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维持生活。亚马逊还通过腕表控制员工的上厕所时间。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需工会组织，但亚马逊向来对工会不友好。
在社会责任方面，亚马逊在西雅图深耕近十年，导致当地房价上涨75%，交通负荷上升显著，但其对公租房建设、改善交通系统等公益责任的积极性不高。
过去12年内，纽约新增人口57.6万人，新增住房只有7.6万套，月租金1000美金以下的便宜房源少了42.5万套，月租金2700美金以上的高档房源已达1.1万套，房租居高不下。此外，纽约地铁系统老旧，大都会运输署去年发布的准点数据已跌至65%。若亚马逊进驻长岛，皇后区乃至纽约全市的住房、交通都将面临更大冲击。
皇后区主要由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构成，长岛市的失业率为4.6%，只稍高于全国平均值4.1%。尽管亚马逊承诺将提供2.5万个工作岗位，但其中会有多少分配给当地社区？更大的可能是直接从曼哈顿甚至更远的波士顿招募高科技人才，而把技术含量低、薪资低的廉价工种和由此产生的劳资矛盾留给当地。
无可避免的“绅士化”：弱势阶层的担忧与反抗
上述“重重疑虑”，构成了此轮反抗运动的核心：拒绝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绅士化”。
1964年，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1912—1990）在描述伦敦城改建过程时，首次使用了“绅士化”一词：在伦敦，一个个贫苦劳工区被中产阶级入侵，破落的房舍租约期满后，摇身变成了高雅而昂贵的大宅；“绅士化”的过程一旦展开，就只有义无反顾地加速进行，直至所有作为原住民的劳工阶层都迁出，整个社区面貌彻底改变。学界认为，“绅士化”的本质即“中产阶级化”，其有益之处包括“环境优化”、“物业增值”、“犯罪率下降”及“人均寿命延长”，主要弊端则包括“生活成本上升”、“低收入者被挤出”。
在中国语境下，特别是在今天的京沪等一线城市，通过“产业园建设”、“棚户改造”等方式，越来越多的老旧街区已经“绅士化”或“半绅士化”了。类似亚马逊对西雅图的塑造，北京中关村园区的北扩以及百度、腾讯、新浪、小米等互联网巨头的进驻，让北京西北五环外成为科技人才密集区，当地原住民大多移居；与之相伴随的，是当地房价逼近东三环国贸地区，园区附近的后厂村路成为全市第一堵点。
在微观层面，“绅士化”对传统社区关系的破坏也在凸显：在上海，传统高端小区对低端小区的歧视思维，已经侵入到同一小区内部不同户型、楼层之间；在北京，同一小区内商品房与配建的保障房之间，前者的业主将象征性的绿化隔离铲去，自费加装铁门，以防后者分享小区福利。
去年11月14日，长岛市居民Nick Kolakowski在媒体公开表达自己对亚马逊进驻长岛市将进一步加剧本地“绅士化”的担忧。作为一个工业弃城，8年前，长岛市遍地是被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的小厂房、小酒馆。这几年，高档公寓纷纷取代了小厂房，长岛市的新贵们不出门就可以在楼内完成采购和健身。
Nick Kolakowski的切身感受，其实从侧面印证了长岛市与亚马逊的适配性。早在亚马逊考虑入驻之前，长岛市已经以地产开发的形式，完成了旧城改造的前期准备。换言之，这里的“绅士化”和当地民众的“反绅士化”早已开始。
从数据上看，长岛市的各项指标也都非常合乎亚马逊的标准。它与曼哈顿只有一河之隔，办公和居住成本相对低廉，因而一度是曼哈顿上班族的“睡城”。但受曼哈顿辐射，过去十年，它变身文化产业基地，一百五十多家咖啡馆和酒吧里聚拢了良好的商业氛围。
此外，区域内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4.8岁（皇后区为38.3岁），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95%（皇后区为81%），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6.07万美金（皇后区为6.2万美元），略低于全美的6.13万美元，但25至40岁年龄段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10.63万美元。
这意味着，处于“将兴未兴”之际的长岛市有着大量年轻、高知人群，这能成为亚马逊的人才储备，较为浓郁的商业意识和创业氛围也为亚马逊的落户提供了基础支撑。但也正因这样极强的“适配性”，反对也愈发激烈。但正如卢斯·格拉斯所言，绅士化的过程“一旦展开，就只有义无反顾地加速进行”。
我们或许可以预测，即便亚马逊不来，其他新入驻的公司也会对当地部分原住民产生“挤出效应”，也会吸引高端外来人口，影响区域内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长岛市或许会成为又一个曼哈顿。
新的冲突：民主党的左转与库默的发展观
在此轮围绕亚马逊的争执中，纽约州州长库默一直旗帜鲜明。早在招商阶段，他就给出未来一段时期内30亿美元减免的税收优惠承诺，并开玩笑称，如果亚马逊入驻，他可以“改姓亚马逊”。在亚马逊宣布放弃长岛市后，他表示，若纽约最终与亚马逊失之交臂，将成为其州长任内最大的耻辱。至今，库默仍在苦苦争取。
库默的坚持是有民意基础的。虽然工会组织把亚马逊描述为“不负责任”，但根据2017年8月美国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份调查，全美84%的民众对亚马逊抱有好感。去年12月，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发布的民调显示，多数纽约市民（57%）对于亚马逊入驻持欢迎态度。
除了担忧亚马逊不良的企业形象外，民众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库默承诺的3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针对该点，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显示，46%的民众同意，44%的民众反对。
实际上，早先被亚马逊列入考察范围的多个州，均给出了自己的优惠政策，其中纽约州的优惠幅度不算出格。问题在于，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其总裁贝佐斯亦系全球首富，3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似乎传导出疑似“劫贫济富”的信号。
2017年纽约市人口为862万，其中白人366万，少数族裔为主的外来移民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多数。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无家可归者联盟（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统计，近年来，纽约无家可归者人数达至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顶峰：2018年12月，全市每晚有6.3万人睡在政府提供的临时场所内，其中非洲裔占58%、拉美裔占31%。
考虑到移民群体在纽约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剥夺感”，在民主党人掌控的纽约市，反对亚马逊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比如，“移民的不满”将曼哈顿服务员、拉美裔人亚里山德丽亚·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下称“AOC”）推举为国会众议院中最年轻的女性议员。此次皇后区的“反绅士化”运动中，AOC将移民权益与居住正义议题放在了一起，成为反亚马逊运动在国会层面的代言人。而去年11月，该市议会副议长、民主党人Jimmy Van Bramer被指接受16名地产商累计10.6万美元的竞选捐赠。此后，为讨好选民，Bramer与纽约州参议员Michael Gianaris一起，成为市、州层面反亚马逊运动的核心人物。
2017年，特朗普政府通过的税改方案中提出了“机会特区”（Opportunity Zone）概念，在全美列出七千余个“机会特区”，意图通过对企业利润所得再投资予以优惠的政策，吸引资本，加强对落后地区的长期投资。方案规定，“机会特区”须有较高的贫困率和较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但方案也为各州长留出5%的自由裁量权。
长岛市也被纳入了“机会特区”。不难推测，长岛市是未来的发展重点，这也是库默州长对引入亚马逊如此迫切的原因。
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纽约州1%的人群控制了全州31%的收入。库默则称，这1%的人群贡献了全州一半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在发展经济方面，库默一直坚持“放水养鱼”，多名有意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都曾流露出对富人加征税收的意向，库默却一直持反对意见，他表示：“我爱纽约，但如果要我多付3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我可能会搬去佛罗里达州。”
去年中期选举，库默成功连任，开启了其第三任纽约州州长之路，任期截至2022年，这也给了库默更多的选择权，以将其施政着眼于整个纽约州而不仅仅是纽约市或者皇后区。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保就业、强税收，第二才是“反绅士化”。
世界是平的？
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欢欣鼓舞地说，互联网让印度、中国的年轻人成为了美国公司供应链上的一环，“如果两国都有麦当劳，战争就很难发生”，“eBay会塑造出一个全球社群”。
在尚未进入移动互联的时代，博客、视频让弗里德曼看到了个体的表达权的增强，看到了科技对消解传统权威的前景。他因此预测，“世界是平的”。2011年，中东、北非的社会变革，更是让脸书（Facebook）和推特成为“扁平世界”的又一大力证。
然而，2011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亚马逊、脸书自身都成为了“大公司”，贝佐斯和扎克伯格也都已超越新贵成为“财团”，而“大公司”和“财团”，恰是弗里德曼认为的在扁平化世界道路上应该被逐步消解的对象。去年，因为涉嫌垄断及侵犯知识产权，脸书总裁扎克伯格多次赴国会接受质询。今年，因为在西雅图的不良口碑，亚马逊开拓第二总部的路上也碰了满鼻子灰。互联网“老人们”发现，世界已经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样欢迎自己了。
去年11月16日，美国跨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经济创新集团（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将亚马逊进驻长岛市议题与特朗普政府的“机会特区”政策进行了对比讨论，认为二者有着共通之处。“机会特区”项目的初衷固然良好，但它的有效落地需要社区、地方官员、投资者以及大小机构的共同参与和监督。“绅士化”及其负面影响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关键在于给社区内个体“赋权”。总而言之，“机会特区”和“反绅士化”的关键之处，都在于要充分尊重地方意见。
从这一点上说，无论是库默，还是纽约市议会和工会组织，都是有所作为的。但亚马逊则备受质疑，除了其管理层给出零星且含混的承诺，亚马逊始终未与纽约市除市长以外的人士就相关议题进行具体谈判，这让纽约市议会认为自己在该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在持续数月的民间抗议后，亚马逊只表示“因为社区不友好，不再考虑进驻”。
去年10月，多个亚马逊“第二总部意向州”的经济平等组织联合起来给亚马逊总裁贝佐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我们欢迎工作机会，我们拥抱科技，我们喜欢科技带来的便捷，但是，我们建设了自己的城市，我们想继续拥有自己的城市。我们期待亚马逊提供员工培训项目，允许员工成立工会组织，减少第三方派遣制用工，并满足本社区提出的用工配额。”
至今，世界首富贝佐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