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京不海集续编》出版 | 陈建华：章培恒先生求索文学史的“人性”之旅
《不京不海集续编》
章培恒 著
吴冠文 编
宋文涛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收录章培恒先生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二十余年间论文的《不京不海集》出版。今年5月，其续编《不京不海集续编》出版，由吴冠文教授根据章先生生前所定目录整理而成。共收论著、论文二十四篇，其中既有先生早年成名著作《洪昇年谱》，也收录他数十年间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文，包括与病魔抗争的最后十年所写的十一篇论文。
在内容上，仍是上起先秦，如对《楚辞·大招》的写作时代及其背景的考辨，下迄现代，如对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探讨，既有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的阐述和文学发展演变线索的梳理，均体现了章先生对于中国文学及其古今贯通等问题的精思与卓见。先生治学严谨，注重实证，而又视野广阔，文献与理论素养深厚。本书所收论著与论文，既富于独创性，又展现了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学术风范。
陈建华老师撰写的《〈不京不海集〉读后》以及《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文汇学人》2018年1月5日）等文，均对章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考有过深刻而具体的阐发。他在为《续编》撰写的序言中感怀道：
“先生历经磨难，却始终对未来抱着希望，不倦思考而发为心声，本文追踪先生心迹，也是学习与纪念的一种方式。”
文中还提及，“《续编》所提供的，1979年的《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1984年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和1996年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等文，隐含其知识累积与工作方向，若与《不京不海集》相参照（包括先生与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似能略见先生关于‘人性’——他的文学史的核心观点——的思考轨迹。”
求索文学史的“人性”之旅
文 | 陈建华
《续编》中《洪昇年谱》之后的三篇：《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与《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发表于1964—1966年间，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皆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红楼梦》如帝制王朝封建阶级腐朽没落的挽歌，宝黛之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同样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或黄遵宪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倾向痛加批判，表明作者的正确立场。
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正值“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章先生初出茅庐，锋芒毕露，其批判矛头另有所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行记》、刘鹗《老残游记》与曾朴《孽海花》称为晚清“谴责小说”，评价不低。章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准做了修正性演绎。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中，这几部小说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得到称赞。黄遵宪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诗界革命”的最高成就；他的《出军歌》等作品在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得到好评。这些都代表当时文学史领域的主流见解，尤其是北大集体编撰的《中国小说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青年学者书写的文学史，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在章先生看来，他们的革命立场还不够鲜明和彻底。
凡经历过那一段狂风暴雨的历史的，写些革命大批判文章，不足为怪，在拨乱反正之后，或弃之如敝履，或将之淡忘，更有坚持己见的，亦不足为怪。但是章先生为何编入这些文章？我们知道自198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把文学从“革命”的战车上卸下而走向“人性”的求索之旅，如果把上述《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与《续编》中2005年发表的《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相比较，那么可见他对宝黛爱情的态度变化。他这么做，我想正如他在《关于中国文学的开端》（《不京不海集》最后一篇）一文中针对他过去曾经主张现代文学起始于五四的观点，加了一个注解说明：“我在以前也持此一看法，所以本文同时是对我自己所持有的相应观点的清算”，所以选入这三篇文章，意味着对自己过去的“清算”。而对章先生而言，直面自己的过去，则是一种坚持真理的态度。
这些文章体现了章先生挑战权威的锐气，与“革命大批判”文章不同，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出发，出自真诚的信仰，也是他后来的一贯风格。从学术规范看，对四部谴责小说、黄遵宪和《红楼梦》的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批判，以文本为理据，体现了实证学风与科学逻辑，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辨的能力。
《洪昇年谱》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收稿证明
自从1956年起师从蒋天枢先生，在传统文史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洪昇年谱》即是早年研究的成果；同时在文学理论方面向贾植芳先生、朱东润先生学习并深受影响，由于转益多师，学养上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其实《不京不海集》收入更早的——在1963年发表的与刘大杰先生合写《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刘先生邀请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有关章节，显示对他的这方面能力的信赖。文中抓住金圣叹的思想矛盾，条理清晰，是辩证思维的实践，却反映了某些个人兴趣，如果从后设视点看，埋藏了对文学思想的研究兴趣，贯穿于后来的著作中。文中指出金圣叹的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都有相通之处”，显示他对明清之交的思想史脉络的把握。又称赞金圣叹“相当有力地捍卫了《西厢记》，这和他‘万物自然之曲’说中所包含的个性解放的观点应该是相联系的”。这与当时的反封建观点没什么不同，但“个性解放”的提法颇不寻常，似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观点有关。据文末《附记》：“在原稿上是说金圣叹已经意识到了作者在写作时必须突入人物的内心与人物融为一体，这一段刘先生改掉了，因为我所写的这种‘突入说’其实是胡风的观点。”章先生受胡风一案的牵连，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刘先生的改动是出于好意。不过章先生确实是受了胡风的影响，也显示他在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十分关注与感情、美学关联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
胡风的“突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移情”理论，今天已成为常识。1936年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中国的“物我合一”或“凝神观照”的说法与西方的“移情”理论相通，并介绍了克罗齐等人的相关论述。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被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不无吊诡的是后来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一边详细介绍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和“情景交融”说，一边表示：“这种凭心灵活动来产生现实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企图是克罗齐的全部美学观点的病根所在，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类情况，包括刘大杰删去涉及胡风的文字，如章先生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中说：“在50年代强调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学者即使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似乎包括这类言不走心、欲言又止的情况。
在1978年发表的《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中，已取一种开放姿态。章先生在举例分析李贺的诗歌之后表示：“这样，李贺从生活中取得形象直至诗篇写成的整个过程，也即典型化的过程，在这里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插入一个把形象变成概念、再把概念变成形象的阶段，更没有任何‘主题先行’的可能。所谓‘表象—概念—表象’（或‘概念—表象’）的创作论，在李贺的创作实践中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这里对作家的主观精神的强调其实跟“突入说”是同一思路，而以“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更没有”的修辞表达对“主题先行”这一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的决绝否定，为使文学摆脱政治附庸地位而恢复自身的尊严。虽然在“四人帮”垮台两年多之后，政治气候还不是很明朗，这样的提法仍显得超前，无怪乎有人与章先生商榷，如《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一文所示，王文生把他的理论与胡风挂钩，仍是政治整人的故伎重演，可见思想上每前进一步都来之不易。
章先生赠言复旦中文系1979级毕业生
章先生坚持自己的主张，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水涨船高。其实不受概念主宰的“形象思维”令人想起强调“直觉、时间和生命”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或主张“直觉即艺术”的克罗齐。并非偶然，他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导论》中首先表明文学史以描述“人性的发展”为宗旨，然后在论述文学为什么能打动人心时，引用了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的话：“……艺术家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情感所引起的观念越丰富，情感越充满着感觉和情绪，那末，我们觉得所表现的美就越加深刻、越加高贵。”章先生解释道：“艺术家之‘把我们带到首先表明情感的领域’，也就是使我们‘同情那被表达的情感’。倘若没有这种‘同情’，我们是不会被带到艺术家要我们去的那种‘情感的领域’的。”当然，这也包括艺术家对生活与对象的“突入”，首先得自己感动，才能使人感动，正是这种“同情”的艺术力量成为章先生的文学史的理论支柱之一。
章先生对“形象思维”的讨论，还有一点，与当时众多说法截然不同，就是采用一种历史化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早在《易经》或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已经有了形象思维的理论，这种任何发明古已有之的说法言之成理，但章先生更信赖科学方法与历史真实。他认为如果说形象思维体现为一种“规律”，那么在中国文学中即使到唐代，以李白、杜甫为例，仍未出现，而李贺的诗歌“完全是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显示的。这些形象不仅跟生活本身一样具有个性化的形式，而且比生活中原来的那种样子更鲜明、更生动”。
作出这结论，需要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整体和个人风格的把握，而对文学形式运用历史化方法也是章先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如《论〈金瓶梅词话〉》中以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论述为基准，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两方面追溯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比较，《金瓶梅词话》真实再现了西门庆及社会环境里的典型事件，在它之前的中国小说，“没有一部能够像它那样深切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在典型人物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个个性格鲜明，但章先生指出，这“只是在根据情节需要而设计的事件中注意人物性格的描写”，而《金瓶梅词话》则把人物塑造放在第一位，有些情节对小说整体无关紧要，而对人物不可或缺。在后来的《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见《不京不海集》）中继续讨论写实主义的发展，从唐传奇、《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到《红楼梦》，进一步贯彻历史化方法。
1984年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是回顾古典文学的研究现状而给出一些建议，却关乎他的中国文学的整体企划。章先生以明代文学为例，主张把诗文与戏曲、小说放到文学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不必严分文类的界限。如高启的《青丘子歌》、李梦阳、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的《牡丹亭》与“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指出由于市民经济的发展，这些作品在表现自我意识方面一脉相承，形成“晚明文学革新思潮”。这对于当时的文学史研究来说具有抉幽发微之效。
他说：像晚明文学中的那些把“好货好色”为人的正常欲望来描写的作品，不仅从封建的传统观念来看应予否定，就是依据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观点，那些也都是毫无可取的封建糟粕。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们才能认识到那正是跟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的市民意识的体现，是那时文学中值得赞扬的新的事物，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市民意识的局限。所以，越是进行这样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也就越加成为我们这个领域的灵魂和血肉。
这段表述含有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为人熟知，而章先生引述了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于他的文学史来说，这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基本法则，不仅要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要根据其艺术形式。在判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既要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说明这一阶段的文学跟前一阶段的有什么不同，不但要指出明显的差别，尤其需要分辨同中之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持续，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在后一阶段所出现的反复，只有仔细地剖析其同中之异，才能显示出前后的发展关系”。这不啻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不仅需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的宏观把握，也需要对微观细节的分辨能力，而所谓“反复”，即文学史中“人性”发展的升沉起伏，已在章先生的思考之中。
此后章先生铺开文学史地图，开始布局，从《不京不海集》看《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和《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对以前的讨论加以细化深化，巩固既有阵地，在后来的文学史中晚明文学标志着“人性”发展的“复兴”阶段，固见其重要。另如《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简论宋诗》等，涉及重要时段、块面或主题，前两文具有文化史面向。
发表于1987年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则意味着又一次华丽而引发争议的逆袭，严密的论证中情思飞扬，接二连三抛出新观点，埋下以待深耕的种子。这回触及传统道德，比起使文学摆脱政治的羁绊更为艰巨，所针对的不仅是古代、也是当代的问题。在几部当时流行的文学史中，魏晋文学被认为是追求“形式主义”而遭到贬低，章先生指出其实在历史上从裴子野、李谔到白居易就贬斥魏晋文学背离了为政教服务的方向，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颇有兴味的现象，现实主义本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概念，但当这一概念输入中国后，在具体的理解中，却很容易地跟传统的儒家文学观结合起来了”。先生从思想解放、美的创造与诗人的主观精神方面说明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尊重个人、诗与哲理结合的倾向，是对文学史的重大贡献。另如南朝的“宫体诗”向来以趣味低俗而为人诟病，其实表达了对自然风景、歌舞与人体的美的感受，是一种进步。如萧纲的《咏内人昼寝》真切传达了青春女性的睡态之美，谈不上“色情”。
同时，章先生继续在理论上推进，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证：“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章先生说：“作家是在勇敢地冲破旧的束缚，力图按照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感情来写作呢，还是在神圣事物、旧的秩序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力图使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感情与之相适应？”这是对上面《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中恩格斯的是否“提供新的东西”的论述的加强和补充，更重要的，在最后总结部分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名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又大段引马、恩《神圣家族》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述。
稍后在《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中驳斥“人性即阶级性”时，再次引用《神圣家族》中马、恩同意边沁的“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霍尔巴哈的“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的思想，章先生说：“根据这样的对于人的本性的认识，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也就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个人欲望与自由发展之间相契合，至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发，基本完成他的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理论。
1996年他与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章先生即作《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一文作为回应，首先表示：“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以及近年来关于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是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并交代了文学摆脱了狭隘的阶级性而回归普适“人性”的认识过程。在理论部分以马克思的“联合体”为基础引述了《资本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从而声称：“人自身而非某种政治或道德理念才是历史的主体。可以说，整个人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性的发展史，就是‘人的一般本性’透过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变化而渐进地、持续地最终充分地得到实现的过程。”
这是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长达四万字《导论》中的主要论点，他阐述了人性的历史变化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人性“异化”或“自我克制”的论述为指导，指出中国文学史所表现的既有人类本性的，也有人性扭曲的，呈现非直线、不平衡的发展轨迹。最后总结说：“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是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
如本文有限的追溯，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先生开始对“人性”及其历史“反复”的思考，那么在1996年的《导论》中，这一思考已趋向成熟，且在实践上已产生一定的成果。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中概述自魏晋贵族阶级表现自然人性的文化价值到唐宋的平民士人的兴起，因屈从于专制皇权而造成自我抑制，至元明时期城市经济的繁盛而产生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同样在文学形式方面也随着人性发展的轨迹而呈现起伏之势。这在大体上勾画了文学史“人性”发展的曲折“流程”，比《导论》更为扼要精辟。须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始于1980年代中期，章先生召集一批青年学人，笔者也参加过两次讨论，最后由骆玉明根据各人所写的进行整理和统稿，虽然与几部文学史已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如最后五四与传统的部分体现了章先生的想法，但毕竟时过境迁，与《导论》所说的人性曲折发展的图景存在不小的距离。后来章先生重新组织撰写《中国文学史新著》，这篇《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具有某种宣言书的意义。
先生的最后十年，一切皆围绕新著文学史，鞠躬尽瘁，斗志弥坚。除主持《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写作外，《不京不海集》中《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旨在加强理论建设，如《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与《关于中国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等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打通古今文学和研究方法等重要方面作了理论性阐述。我们来看《续编》中的十数篇文章，兼有考证与论述，珠粒般光芒闪烁。除对“屈原名平”、《大招》、《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考证之外，《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和《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则是有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理论阐述。而在章先生的倡导下，“古今文学演变”成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的一门新的研究领域。
此时章先生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的女性问题。实际上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中打通文学史内在思想筋脉，揭示晚明对魏晋的传承关系。的确，晋人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之语几成晚明文人的口头禅。而章先生则发见女性之声，以《搜神记》中唐文榆、《幽明录》中石氏女为例，指出她们“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精神形态与《牡丹亭》题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是一脉相通的。而《〈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可说是石破天惊，一反《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的陈说，而认为由陈后主之妃张丽华所编。这一论断不仅以严格的资料与逻辑探考为基础，也是对南朝文学作多方考察的结果，其实也是集体讨论的产物（如《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到谈蓓芳《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新著》中提到她的《玉台新咏版本考》等；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合著的《玉台新咏汇校》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中国文学的性别研究如1993年孙康宜、苏源熙合编《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2002年张宏生主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已形成国际潮流，而主张张丽华编辑“艳诗”性质的《玉台新咏》，为中世文学的女性议题开启新的窗口，具标志性意义。
从性别角度看，吴伟业和龚自珍形成对照。明清之交才女辈出，多为歌妓，她们与文士交往留下美篇佳什，是抒情传统或性别研究的话题。在《试论吴伟业的文学创作——以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为中心》中，吴伟业延续晚明文学的流风余韵，在诗歌中悲悼卞玉京等女性的命运，哀婉凄绝，体现了尊重个人的概念，也是对自己无法掌控感情生活的悲悼。与黄毅合作的《龚自珍〈和归佩珊诗〉本事考》揭示龚自珍与其第一个非婚恋人的“影事”始末，至为精微。颇具反讽的是，在这位以尊重自我著称的近代思想家身上，虽对这场恋爱表达了苦痛、多情乃至忏悔，却实际上表现了对爱人的残忍与专横。“所以，这些诗词其实均是男性话语。就此点来说，从女权主义的视点对过去重加审视实有其必要。”文章以此为结语，尤为警辟。这篇文章是对《新著》中有关龚自珍章节的补充，先生晚年在思想上不懈进取，于此可见一斑。
本文节选自《不京不海集续编》一书序言
著
者
简
介
章培恒（1934—2011），浙江绍兴人。文学史家。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后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0年升为教授。先后任职于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分别担任系主任、所长、中心主任。1984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6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曾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其研究重点虽在中国古代文学，但也兼治现代文学，晚年致力于中国文学古今贯通研究。著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不京不海集》，主编《中国文学史》（合）、《中国文学史新著》（合）等，均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编
者
简
介
吴冠文，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2008—2009年和2017—2020年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访学，其间曾担任客座讲师。2022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在《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复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玉台新咏汇校》《庙堂与山林之间：谢灵运的心路历程与诗歌创作》《六朝山水文精读与研究》等书，其中《玉台新咏汇校》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和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讲授“专业英语”“两汉文学”“唐代文学”和“《庄子》精读”等课程。
原标题：《《不京不海集续编》出版 | 陈建华：章培恒先生求索文学史的“人性”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