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对外事调研的要求（下）
作者：裴默农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代外交官。1950年任中国驻印度使馆二秘兼领事；历任外交部礼宾司、办公厅处长，第一亚洲司专员、副司长。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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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对外事调研的要求（上）正文周总理常用“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诗句教育外交人员认真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期间，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一再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部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1964年1月，周总理在访问几内亚时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厂和火柴厂。他对驻几内亚使馆一位年轻同志说：“非洲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陆，在非洲工作大有可为。你们要立足于几内亚，放眼全非洲，要热爱非洲、熟悉非洲。你知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两句诗的意思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周总理转身对陈老总和黄镇说，“可惜喽，我们有的高级干部还不懂这首诗的含义呢。”他们清楚，这是周总理不点名地批评一位老同志不愿出使非洲。
他经常教导外交人员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而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他说要活动，但不要什么都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交朋友、要调查。他还说，为了进行外交活动，首先必须学习，必须由学习进入活动。
1950年7月，夏衍在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上作工作报告。1955年7月，外交部第一任亚洲司司长夏衍改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总理视夏衍为亲密的战友。夏衍到文化部上任前夕，总理找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因为文化部也有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所以谈话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总理说：“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谈了许多问题，其中着重讲的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遵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
夏衍认为，周总理从新中国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等等，总是以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
在外事接待工作中，这位老作家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批评。文化部接待的外宾，按惯例都要事先拟好接待计划，上报总理办公室，有的计划还提出希望总理接见的要求。夏衍以为周总理日理万机，不可能亲自批阅。事实上，凡涉及请示报告，周总理是无一放过的。他常常亲笔在接待计划上一条一条地批注，提出想要了解的问题；有时甚至深夜打电话，要夏衍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当面汇报。
1956年，为了接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周总理把夏衍和阳翰笙找去面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我会见，那就得让我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你们这个计划也未免写得太简单了，团长只写了职务和年龄，过去的经历、专业，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有没有到过中国，哪一县市的人……全是空白。中国文艺界有京派、海派，日本也有关西、关东学派之分。你们随便送个报告，很轻松，你们主动，使我这个要会见他们的人就陷于被动了。”
他指着那份用红铅笔画了问号的文件说，“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位？是美术家还是音乐家？中日还没有建交，得不到使领馆的帮助，为什么不问问廖承志他们呢？为什么不问问西园寺公一呢？”
夏衍说，会见过周总理的外宾都说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除了他的才华和丰富经验之外，也与他在会见之前有针对性且细致入微地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他会见外宾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政治思想倾向，还会问到对方的籍贯、健康状况、家庭，乃至个人性格和兴趣。
1956年5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率领代表团访华。左起：中岛健藏、田汉、欧阳予倩、西园寺公一。在会见中岛的时候，廖承志也在座，他说了一句“中岛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周总理就对夏衍说：“你不是也喜欢集邮吗？可以把你的集邮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
周总理不但对文化部提出上述要求，对包括外交部的所有涉外部门也都有同样的要求，所以类似事例是多不胜举的。
“跃进”号货轮周总理对发生涉外的意外事件要求采取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允许轻率处理。1963年，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海域沉没了。当时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
周总理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亲自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船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总理认为“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他随即派海军带着潜水员到沉船现场，潜入海底勘察，终于查明真相。事实证明周总理的判断正确。
周总理和柯庆施同志与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全体潜水员合影。1967年6月，我驻东德使馆的一辆汽车同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我方死伤数人。当时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使馆一些同志未弄清情况就怀疑甚至断定是一起政治谋害，擅自向驻在国外交部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查明事故原委。调查组离京前，总理特别叮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调查的结果表明，那并不是一次政治谋害事件，而是一次车祸，而且主要责任在我方。
在调查研究方法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周总理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中得到极大启发。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外事工作者必须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在重要的时刻，重温周恩来总理关于外事调研的论述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他所提倡的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原标题：《周恩来总理对外事调研的要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