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属于99%人群的女权主义
一本名为《属于99%人群的女权主义：一个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的新书在今年3月由Verso出版社出版。这本只有90多页的小册子，由三位作者共同完成，她们是纽约新学院的哲学助理教授Cinzia Arruzza，普渡大学南亚研究学者Tithi Bhattacharya，以及纽约新学院的政治与社会科学、哲学教授Nancy Fraser。三位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并未能够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体制，而这正是性别压迫的根源所在。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于女权主义的不断侵蚀，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剧，只靠1%的女性去打破所谓“玻璃天花板”，看起来已经让当今的女权主义理论变得越发空洞，并忽视了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妇女的真实处境。在新书出版之际，美国的Broadly刊物采访了Cinzia Arruzza和Tithi Bhattacharya，一同聊聊这份昭告新型女权主义带来的宣言，以及她们对于女权运动、选举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的看法。
2018年11月的时候，日裔美籍作家Mari Uyehara在《国家》（The Nation）上写了一篇文章，称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2013年出版的书《向前一步》（Lean In）已经是“永远地声名狼藉”了。Uyehara之所以得出这份“尸检报告”，是基于《纽约时报》在去年11月刊载的一篇针对Facebook公司的爆炸性报道，报道称该公司，尤其是桑德伯格和CEO扎克伯格，故意淡化并否认俄罗斯“水军”在Facebook平台上日益提升的政治影响力，因为这份报告指出的内容实在令人发指，Uyehara据此认为桑德伯格所立起并代表的那种企业式女权主义招牌将就此倒塌。在Uyehara的文章中，她批评了桑德伯格所代表的“女权主义”的空洞，还援引了其他左翼刊物上对于桑德伯格的批评，称其为“达沃斯女权主义”，指出桑德伯格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打着女权主义的幌子在维护资本主义精英文化。
而据一本新书所说的，正在烟消云散中的不仅仅是桑德伯格的虚伪面目。在《属于99%人群的女权主义：一个宣言》这本书中，三位作者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和Nancy Fraser认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即鼓励女性通过个人奋斗和事业上的成功，来谋求获得与男性相等地位的女权主义，正在逐渐失效。三位作者把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失利称为一通“叫早服务电话”，这通来电提醒人们注意到过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向女性兜售其理念时所出现的种种漏洞——包括在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出现女性的身影，对所有女性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包括称女权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以最基本的形式“赋予权力”；包括你可以在改善女性处境的同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在三位作者看来恰恰是产生不平等和性别压迫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桑德伯格和她的同党把女权主义视作资本主义的女仆”，她们在书中如是说，“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由男女共同组成的统治阶级，由他们来共同施加工作中的种种剥削以及社会上种种压迫的这样一个世界。这可是支配平等机遇的一种宏愿。”
有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各式各样的“She-E-O”——其首倡者Miki Agrawal曾因为性骚扰指控离开了自己创立的、曾经被标榜为女权主义公司的内衣企业Thinx；还有人会注意到各式各样的女权主义帆布袋，以及写着“未来是女性的”字样的T恤衫在到处晃来晃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片虚无荒凉之地，但三位作者却从中寻觅到了生机，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用于定义一种扎根于反资本主义的新型女权主义的空间。她们三人从2017年起开始为“99%人群的女权主义”而奔走，在当时，她们还和其他五名女权主义活动家一起策划了一场集体行动，即“国际女性大罢工”，这场行动在她们看来，提供了为女权主义不再同资本主义合流提供了“再政治化”和“再激活”的基础。
如今她们正在悉心栽培在2017年播下的种子，期待将其培育成为一种跨界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图景，在这之中不会再有任何一人被落下。Arruzza和Bhattacharya在以下访谈中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
从2017年的大罢工开始，这几年来你们一直致力于定义一种“属于99%人群的女权主义”。为什么你们觉得是时候来重新定义当代的女权主义了呢？（译注：2017年的国际女性大罢工遍布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多达30余个国家，在不同国家，女性群体也有着各自的诉求，例如在阿根廷，一些妇女走上街头抗议对女性劳工的残忍虐杀；在波兰，女性们正在抗议政府通过的反堕胎法案；在泰国北部，走上街头的包括普通的母亲，还有性少数群体、性工作者、土著民族、外来移民以及残疾人等。）
CINZIA ARRUZA（以下简称CA）：我们有这样一种预感，就是觉得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开端——在世界范围内，一种潜在的新型女权主义可能会出现。现在我们拥有的女权主义，是关于女性如何自我提高以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论调——但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女权主义。我们想要的女权主义，是要认真去对待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生活所施加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怎样生产出不同的压迫形式。
TITHI BHATTACHARYA（以下简称TB）：我们之所以认为时机成熟，也是因为当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其中一个例证。说到Cinza所提到的打破玻璃天花板，我们过去一直可以观察到，真正要打碎天花板只有1%的女性可以做到，而这1%的成功女性就此被赋予了代表全体女性的权力。我们希望让女性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力，但不是那种一小部分女性当上了CEO，然后开始对其他大多数女性施加暴力的权力。
当我们谈到女权主义所赋予的权力，或属于1%人群的女权主义时，我们经常会想到自由女权主义，而后者在你们的书里被认为是正在崩塌中的。我们是怎样开始注意到自由女权主义所出现的裂痕的？
TB：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大选周期是其中一个高潮时刻，因为它标志着自由女权主义的破产。她在竞选中为华尔街、为战争、为其他种种维持美国资本主义成功的方式摇旗呐喊（译注：希拉里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筹措到的来自华尔街的资金远多于奥巴马竞选时期，而她事实上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一个十足的鹰派）。那是她所传递出的最为基本的信息。与其说特朗普赢得了选举，我们倒更愿意认为是希拉里输掉了这一切。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那些能让工薪阶层及其社区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的机构和基础设施都遭到了攻击破坏（译注：此前在密歇根州，自由化和自由市场机制让超过十万人陷入断水的生活状态）。当你冲击这些医疗卫生设施时，生活的重担还会压在工薪阶层的女性肩上（译注：此前Premilla Nadasen曾撰文讨论家务劳动和新自由主义对女性的劳动改造，在制造业男性工人失业率上抬情况下，越来越多女性也承担起了支撑家庭生计的角色，但很多人是集中在家政劳动，后者缺乏工会支持，也让从业的女性缺少相应法规保护）。然而，我们观察到的是，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们要么不承认这些工人阶级社群所遭遇的困难和斗争，要么则是在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背书。
CA：一些年轻的女性把作为斗争形式的罢工重新提了出来，正是她们加剧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大约在2017年的国际女性大罢工的时候，在第一次妇女大游行时，出现了很多关于什么是女权主义的讨论，同时我想人们对此也产生了很多焦虑情绪。有些人可能担心，过多的诉求可能会让这场运动被淡化了。你们能够简单谈一下，“属于99%人群的女权主义”如何重新定义女权主义，或者“女性”议题吗？
TB：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其中一个议题是堕胎问题。在一个右翼狂热分子和新法西斯主义不断伤害女性身体的世界，当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能说出所有女性都应享有堕胎权利这种观点的话，那很棒。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说到这里就到头了。对我们来说，这恰恰是我们的出发点：要是绝大多数女性无法享有堕胎权利，又或者堕胎的费用太高昂以至于她们无法承担，那这堕胎权又有什么用呢？要是你因为怀孕了要遭到边境警察或者血汗工厂头子的骚扰，那堕胎权要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议题都不应该从堕胎权问题中被剥离开来。（译注：一些反堕胎法案的推行看似慷慨，但即便在美国，在德克萨斯州，女性堕胎所花费的费用远远不是她们的低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的。）
CA：是什么样的女权主义组织为个别国家的女性争取堕胎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同时，却完全不觉得他们国家在世界各地炸死女性是一个问题呢？或者觉得在边境造墙也无所谓？又或者是任由移民妇女在关押中心被强奸？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女性整体的解放，那么我们就不能绕开不去谈论这些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们单独拆开来。
你们也谈到了这种新型女权主义能够克服“‘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顽固又分化的对立局面”。看起来这在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党内初选里也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对立，你们提出的新型女权主义又如何能够克服它呢？
CA：所谓“身份政治”这个概念，一开始是想吸引人们的关注，即让大家知道要是我们想共同为我们的解放而奋斗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忽视各种各样的压迫形式。但（这个概念）就此被带上了歧路，并与阶级议题分道扬镳，让人们开始用一种固化的思维去看待身份议题，使得斗争中的结盟变得不再可能。
TB：其中一些困境其实源自于我们的阵营——就是广义上的左翼，而另一些问题则是新自由主义阵营造成的。在左翼阵营中，有这样一个广泛的设想，即认为阶级议题是可以用来团结工人阶级的空间所在，而压迫则是造成工人阶级内部分化的原因。但事实是，阶级确实是在不同层面被加以划分的。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工人之间的竞争在种族、性别和性向等层面都出现了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分化了我们，但这种分化不应该被左翼视作不加承认就摆脱掉的东西。在工人阶级中，我们并不是完全联合在一起的，但联合是我们通过合作和团结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联合并不是事先就存在的。
我并不想过多谈论最近的选举狂热——但既然你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想有一个新自由主义歪曲了身份政治的明显例子，那就是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译注：美国律师与民主党成员，曾担任第32任加州总检察长，现时是加州参议员。她的父亲为入籍美国的牙买加黑人，母亲是南印度泰米尔人，她一向以印度裔美国人自居）。有色人种的女性参与竞选是很棒的一件事，但（她的参选）并不是为了为每个个体争取权力。她支持在加州，尤其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群中，立法惩罚那些孩子有过逃学记录的家长。这显然就是一种典型的在阶级议题方面空洞无比的身份政治。
尝试在当代女权主义对话变得如此令人担忧的时候，从种种观念中提炼出一个“女权主义者宣言”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TB：考虑到在我们之前写过的宣言，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写这样一个宣言对我们来说还是诚惶诚恐的。实际上那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巨大阴影。我们从两件事情中汲取力量：自从马克思在19世纪写下《共产党宣言》以来，我们的世界改变了非常多。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提供更清晰的视角，而不仅仅是让一场新的女权主义浪潮变得理论化——（新的女权主义）能够做些什么，在这个时代它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本书能够为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提供新的解释方法，那这本书就算获得巨大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