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的政治代价：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七大经典作家的思想警示
原创 PUP China 普林斯顿读书汇
Editor's Note
面对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何种财富分配方式才是“足够好”的？我们是否应该以最大程度的平等为目标？还是只需要保证消除贫困，尽管贫富依然悬殊？“贪得无厌”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恶，还是不平等这一“最严重的瘟疫”对人格的腐蚀？
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优秀的思想家都在探索这些难题。在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一书中，David Lay Williams 通过梳理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发现仅仅消除贫困的"充足主义”并不“充分”，因为财富的过度集中不仅会造成经济失衡，更是道德与政治危机的源头。
作为一本思想史著作，本书既揭示了平等观念如何随时代和情境变迁，也提供了分析现实问题的框架。正是在这一点上，思想史研究显示出了穿透现实的力量，当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型不平等，或是全球化的财富分配困境时，历史上的经典思想依然能为当代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照。本书以其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向我们展示了思想如何塑造社会，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重构一个更公正的未来。
文｜赵宇飞 波士顿学院政治哲学专业博士候选人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Plato to Marx
经济不平等如何威胁正义与自由，来自历史思想家的洞见
经济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公共辩论常常讨论的是：它是否是经济体系不可避免的产物，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它。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担心它？本书告诉我们，它一直是西方知识传统中一些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最为关注的根本问题。作者以大胆的新视角分析了柏拉图、耶稣、托马斯·霍布斯、让-雅克·卢梭、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他展示了他们如何将经济不平等描述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以及人格和灵魂的腐蚀者，如何将不受约束的不平等视为对他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如正义、信仰、公民和谐、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威胁。作者对柏拉图所说的"最严重的瘟疫"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见解，并探讨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采用的解决方案。
作者 David Lay Williams，芝加哥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
要“平等”还是“充足”？
2011年10月，“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了。无数美国人聚集在华尔街附近的公园抗议，同时手里举着那句著名的标语：We are the 99%（我们是99%）。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表明，许多美国人已注意到，美国社会中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两年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并相当畅销。皮凯蒂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证实了人们的直觉：二战之后，西方各国的财富不平等日益扩大；进入21世纪，许多国家中最富有的1%人群占据了超过35%的财富，而最底层50%的人群则可能仅拥有不到2%的财富。
面对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派持有警惕的态度，并警告民众和政治家，不平等可能会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二派则比较乐观，认为经济不平等本身并不会导致恶劣的结果，因为真正的症结是贫困，而非不平等。只要让所有人都摆脱贫困，达到一个基本的门槛水平，哪怕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也关系不大。用中国人很熟悉的比喻来说，这一派观点认为，关键是做大蛋糕，至于怎么分蛋糕，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社会政策辩论中，在经济实践中，都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在哲学上，也形成了一套名为“充足主义”（sufficientarianism）的学说，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例如，著名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2015年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一书中，就持有这种观点。在法兰克福看来，“平等”理念只是空洞的修辞，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对于平等的追求会让我们忽视更重要的问题，即“充足”。在该书第一章第四节中，法兰克福举了一个例子，来支持这一说法：假设食物总量为40份，一共有10个人，每人为了维生需要至少5份食物。那么在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充足食物的条件下，可以有8个人活下来。反之，如果追求平等，每人都只得到4份食物，那么所有人都会饿死。法兰克福激动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要平等分享资源，在道德上是荒唐的！”（前引书，第35页）
在《最严重的瘟疫：经济不平等如何塑造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Plato to Marx）一书中，David Lay Williams 显然不同意以法兰克福为代表的这种充足主义立场。作者利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资源，通过分析七个经典作家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回应和反驳了上述立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本书的重点在于强调经济不平等可能带来的政治和道德层面的危害，而这也是本书最核心的贡献。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作者的立场不同于法兰克福等哲学家。作者并不关心给出严密的哲学论证和逻辑推演，或者至少并不以此为本书的首要目标，而是关注经济不平等会造成的实际后果，尤其是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史家，作者的切入角度不同于高度依赖量化分析的经济学家和社科学者。后者虽然可以指出经济不平等在历史中的演变情况，但无法从应然和规范性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展开批判，而这正是政治理论的学科视角所擅长的工作。
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思想史
本书的书名“最严重的瘟疫”（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出自于柏拉图的《法篇》。在《法篇》中，柏拉图用这个词代指内战，而本书作者在提到这个词时，指的则是经济不平等。根据作者在“导言”中的解释，在柏拉图看来，内战恰恰是严重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必然后果，因此将经济不平等称为“最严重的瘟疫”，是相当恰切的（第11页，下文中的页码均指《最严重的瘟疫》一书英文版的页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专门区分了贫穷和经济不平等。贫穷指的是绝对状态，而经济不平等指的是相对状态。一个社会可能相对平等，但普遍贫穷。反之，一个社会也可能整体上比较富裕，但不平等相当严重（当今的美国就是如此）。作者在本书中真正关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全书共有七个章节，分别讨论了柏拉图、《新约》作者（或者说耶稣及其门徒）、霍布斯、卢梭、亚当·斯密、密尔、马克思这七位经典作家。各个章节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作者会交代本章将要讨论的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例如十七世纪的英格兰（霍布斯），十八世纪的法国（卢梭），或十九世纪的德国（马克思）。然后，作者会讨论这位经典作家有关经济不平等在政治、道德、心灵等层面的危害展开的分析。最后，作者会梳理这位作家针对经济不平等给出的药方。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少学者都会考察经典作家的时代背景和生平际遇，作为理解经典文本的参考。不过，《最严重的瘟疫》的特别之处在于，书中系统性地梳理了每位作家所处的时代处境，尤其是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并认为这对于理解这些经典作家的思想形成有着重大的意义。比如，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宗教研究学者，在阅读《新约》时，一般都不会特别关注公元前后拿撒勒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和罗马治下巴勒斯坦地区剧烈的阶级斗争。本书作者则对此展开了详细的梳理（第58-66页），并提示我们，当耶稣提到“饥饿”和“粮食”时，首要的含义或许并非许多后世读者理解的心灵饥饿和所谓的“灵粮”，而是生理意义上的饥饿。并且，这种生理饥饿并不仅限于耶稣门徒，而是在整个加利利地区都普遍存在（第69页）。这种将文本重新还原到时代语境中的努力，无疑有助于我们更直接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避免文本和时代的脱节。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作者在谈到“语境”（context）时，指的并不完全是政治思想史领域中以波考克（J.G.A.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为首的剑桥学派学者谈论的历史语境。后者更加关注经典作家与同时代其他一些往往较不知名的思想家之间的互动，并强调语词含义在不同文本、不同时代中的变化，而《最严重的瘟疫》一书显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上的“语境”。在笔者看来，本书中对于经典作家时代处境的考察，反而更类似于中国古代思想中所谓的“知人论世”传统。
“贪得无厌”带来的瘟疫
在《最严重的瘟疫》中，“pleonexia”（πλεονεξία）这个古希腊语概念始终贯穿全书各章。该词的直接含义是想要拥有更多，或者说“贪婪”（greed）。不过，作者指出，柏拉图、马克思等人使用该词时，指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贪婪，而是“贪得无厌”（insatiable greed）（第17页），即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永无尽头，永远无法满足贪欲。因此，追求财富时的贪得无厌就和其他形式的贪婪（如食欲的贪婪）有本质性区别。毕竟，食欲等欲望仍会受到身体极限的约束。但古希腊人注意到，货币财富的积累不受任何自然极限的约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pleonexia”既是经济不平等的起因，也是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后果。柏拉图指出，贪得无厌会让富人不惜一切代价增加财富，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第29页）。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也会刺激富人进一步追求财富，继续放纵贪欲，“贪得无厌者永远不会满足于他们的财富”（第284页）。
作者强调，贪得无厌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循环往复（或者说正反馈机制），不像充足主义者说的那样无关痛痒，而是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和道德后果。比如，柏拉图借《法篇》中人物之口指出，财富积累会让富人的自恋和自私不断膨胀，他们不但会贪婪地追求更多财富，而且会认为这些财富都是自己应得的，而穷人之所以贫穷则是因为他们不配享有财富。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富人逐渐失去了节制等美德，走向铺张浪费和奢侈淫靡。同时，他们会将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视为理所当然，对穷人的恶劣处境冷眼旁观，同情心也丧失殆尽。这些恶习、败坏、自大和冷漠，最终会导致公民友谊与社会和谐趋于消失，穷人和富人相互为敌，内战随之爆发（第39-40页）。又比如，作者在分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时指出，霍布斯也注意到了财富在道德心理学层面的潜在影响（第117页）。财富积累助长了富人的骄傲、虚荣和暴躁，这些性情又会进一步让他们不愿遵守主权者的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威胁到主权权力（第116页，也可参见第120页）。在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经济不平等有可能会让社会重新陷入到自然状态（战争状态）之中。总之，根据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这些经典作家的判断，如果只关心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而不关心经济不平等问题，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和心灵受到败坏，而且可能引发社会撕裂和政治动荡。
学科对话与回应经典
针对经济不平等问题，本书中讨论的每一位思想家都或多或少给出了自己的救治方案。柏拉图认为，应该把最富有公民和最贫穷公民之间的财富差距限制在四倍之内，并充公多余的财富。与此同时，遗产继承也要有相应的限制（第42页）。《新约》中提倡用安息年和禧年的规定来弥补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裂痕，让卖身为奴者在特定时间重获自由，让出售的土地得以被重新赎回（第79-81页）。另外，耶稣也鼓励“爱邻人”，用爱与慈善来促进社会和谐（第85页）。霍布斯主张应由主权者来重新分配财产，推进教育，促使臣民之间相亲相爱（第132-133页，也可参见第127页）。卢梭认为应该征收奢侈品税，免除穷人的税负，让富人缴纳重税（第164页）。斯密则一方面诉诸神明正义（divine justice），另一方面提倡一种较为温和的累进税（第197-198页）。密尔主张用工人合作社来缓解阶级对立（第245-248页）。另外，密尔提出的政治方案虽然允许人们在生前积累财富，但又规定财富在死后不能代际传承（第253页）。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不平等达到极点后，会走向土崩瓦解（第301-304页）。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以上各种方案不见得在今天都仍然适用，其中有一些在现代人看来不切实际或无法接受（例如作者在第45-46页对柏拉图方案的评论）。不过，对于希望对抗经济不平等的当代读者来说，了解前人在这方面所做的这些努力，仍然很有用处，可以将其视为有益的参考。
本书作者是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者，但他在书中希望对话的对象，显然并不仅仅是本专业内部的专家。作者有意识地和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展开交流，其中既有丹尼斯·拉斯穆森（Dennis Rasmussen）、莱恩·帕特里克·汉利（Ryan Patrick Hanley）等政治思想史学界的当代著名学者，也有法兰克福等伦理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等政治哲学家，皮凯蒂、哈耶克、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等经济学家，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等政治科学家，以及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心理学家。作者在撰写本书时试图跳出狭窄的专业领域，与不同学科的成果和观点开展对话的努力，对于希望介入社会议题和跨学科讨论的政治思想史学者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尝试。
除了跨学科视野外，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具有较强的大众取向，行文相对通俗易懂。因此，本书并不假定读者具有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专业背景，任何受过人文社科通识教育的人士，都可以尝试阅读。与此同时，本书在学术上仍然相当严谨，书末注释非常丰富，各章内容都很充实，哪怕是在本专业内浸淫多年的学者，在阅读本书时相信也会有所收获。例如，书中关于霍布斯的章节，尤其是霍布斯有关不平等的政治后果的讨论，在学术上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令人耳目一新。又如，作者指出，马克思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在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尚无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系统性的研究，这一观察也颇具启发性。此外，书中的另外一些章节即便在学术意义上没有那么强的开拓性，主要基于过去几十年里学界研究的成果展开（例如对斯密的左派解读，以及对马克思的共和主义解读等），但作者在这些章节中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相对完整的思想图谱。读者完全可以按图索骥，根据作者勾勒的脉络，更深入地研读这些章节讨论的经典作品。
批评与反思
不过，从政治思想史的专业角度来看，本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作者在选择列入本书的西方政治思想家时，有高度的倾向性：本书讨论的经典作家，都是经济平等的有力支持者，或者至少对经济不平等的潜在不利后果有着深切的关注和忧虑。虽然本书的主题决定了，作者必然会将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政治思想家作为全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这也很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都支持平等，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平等。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印象并不准确，有许多经典作家都支持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或至少对于经济平等持保留意见。
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洛克的政治哲学在主张自由、财产权和有限政府的同时，也为雇佣劳动提供了辩护，而雇佣劳动必然会导致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更何况，在洛克看来，为了促进人们努力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积极进取，不平等是相当有必要的。换句话说，根据他的学说，经济不平等既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熟悉思想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洛克的学说成为了后来许多当代经济学家构造支持不平等的经济理论的滥觞。另外，托克维尔虽然预言了身份平等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这是天命使然，但他显然对于身份不平等的旧制度充满了怀旧式的留恋。更不用说，尼采、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等思想家都对平等做过犀利的批评。此外，哪怕是作者在书中认为对经济不平等相当警惕的思想家，其实对不平等的看法也并非完全负面的。例如，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充分地论述，在斯密看来，人们会自然地更倾向于同情（或者说共情）富人，而非穷人，而这正是穷人努力致富的重要心理动机，并且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当然，过度的经济不平等确实如作者所说，会扭曲同情机制，降低我们的幸福感，但斯密仍然承认不平等在客观上可能起到的正面作用。
第二，系统性地引入时代背景的因素，确实有助于把各个作家放回到语境中去理解，但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对于思想本身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力，仍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作者承认，二战之后几十年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经济平等，在历史中并不常见，反而经济不平等才是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的常态（第302-303页）。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一些思想家在面对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时，仍然为之辩护，而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家则都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另外，本书中的七位经典作家虽然都对不平等相当警惕，也都注意到了不平等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但为什么他们提出的救治方法如此不同？为什么有些作家主张激进方案，有些则诉诸温和改革？这些不同之处，对于更好地把握这些作家的整体思想面貌，又提供了哪些帮助？
结语
虽然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本书仍然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如前文所述，本书兼具严谨性和通俗性，同时适合本专业内和专业外的读者阅读。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本书尤其值得一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今社会中流行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只要不断发展经济，提高财富总量，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从中受益（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即实现帕累托改善），就无需特别关注分配问题。这种流行看法，与本文开篇提到的只关心做蛋糕，不关心分蛋糕的充足主义立场，并没有本质区别。《最严重的瘟疫》一书提醒我们，这种思路或许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本书中讨论的所有经典作家都指出，认为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社会矛盾，是一种相当不成熟和不负责任的看法。忽视了财富分配不公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和道德后果，最终会重蹈历史上已出现过无数次的覆辙，这一点或许是这本同时具有理论深度、历史视野和现实关怀的著作为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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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Plato to Marx
经济不平等如何威胁正义与自由，来自历史思想家的洞见
经济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公共辩论常常讨论的是：它是否是经济体系不可避免的产物，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它。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担心它？本书告诉我们，它一直是西方知识传统中一些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最为关注的根本问题。作者以大胆的新视角分析了柏拉图、耶稣、托马斯·霍布斯、让-雅克·卢梭、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他展示了他们如何将经济不平等描述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以及人格和灵魂的腐蚀者，如何将不受约束的不平等视为对他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如正义、信仰、公民和谐、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威胁。作者对柏拉图所说的"最严重的瘟疫"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见解，并探讨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采用的解决方案。
作者 David Lay Williams，芝加哥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
本书章节目录
Introduction
CHAPTER 1 Plato: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CHAPTER 2 The New Testament: “The Eye of a Needle”
CHAPTER 3 Thomas Hobbes: “Too Much Abundance”
CHAPTER 4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Ever-Widening Inequality of Fortunes”
CHAPTER 5 Adam Sm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Rich to Oppress the Poor”
CHAPTER 6 John Stuart Mill: “The Widening Breach”
CHAPTER 7 Karl Marx: “The Social Gulf”
Conclusion: The Lessons of Canonical Wisdom on Inequality
PUP 作者简介
David Lay Williams
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经济不平等、道德心理学等。他是 Rousseau’s Platonic Enlightenment,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An Introduction ,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Plato to Marx 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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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喜欢这本书的涉猎范围。它对政治思想史上主要人物的思想不平等进行了真正全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Jeffre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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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ay Williams 为我们所有人做出了贡献，他迫使人们与长期以来一直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东西对抗：对西方知识传统核心的经济不平等的危险进行持续的批判。这是对政治思想史的细致挖掘，也是一本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书。”
——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 McMahon）
《平等：一个难以实现的理念史》一书作者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在智力上具有挑战性的书。基于对哲学著作的丰富历史分析，Williams 关于经济不平等是'所有灾难中最大的瘟疫'的论点，在我们面临资本主义和民主结合的深刻挑战的时刻，无疑引起了共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是我们经济进步、政治稳定和自由的核心。”
——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Graham）
《希望的力量：美国底层青少年的困境与未来》一书作者
“David Lay Williams 为我们提供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经济不平等的全面思想史，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其在政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本富有洞察力的书以引人入胜的细节解释了为什么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应该如何影响来自不同宗教、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人们对正义的信念。”
——Michelle Schwarze
Recognizing Resentment: Sympathy, Injustice, and 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 一书作者
撰写：赵宇飞
责编：陈俊宜
原标题：《学人书评 | 经济不平等的政治代价：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七大经典作家的思想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