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安托瓦内特·福克：我们的运动是不可逆的
【编者按】：
安托瓦内特 ·福克 (Antoinette Fouque)，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女性出版社的创办者，“妇女解放运动”（M.L.F.，1968）的发起人之一。不同于波伏娃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所代表的普遍主义性别平等观，福克开创了本质主义女性学，认为必须首先承认“人生而有两性”这一基本事实。本文是福克30年前的今天在法国妇女大会上的讲话，收录于《两性：女性学论文集》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今天是1989年3月8日，我们齐聚在索邦大学的阶梯大教室里，为的是庆祝两大事件：——3月8日，国际妇女节，现在世界各地都要庆祝的节日；——19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与《人权宣言》颁布200周年。
1857年3月8日，纽约，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揭露她们受到剥削的事实。她们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从每天13小时降为10小时），并且要求与男性享受同等工资待遇。
1910年，为了纪念那些美国妇女，也为了每年有一个节日可以让妇女们提出她们的诉求，克拉拉·蔡特金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一年之后，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了这项提议。从此，3月8日便成为了国际妇女节。
1982年3月8日，我们在此召开了反对厌女症的第一届妇女大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如埃及、玻利维亚、美国、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伊朗、科西嘉、苏联、爱尔兰，不同社会阶层，以及拥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妇女见证了对于女性歧视与压迫的反抗，并且她们宣称有必要进行独立的女性斗争。
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具颠覆性的机构，也就是索邦大学。为的是，通过把这两个日期联系起来，从此时此刻开始，妇女解放与民主化可以重新焕发活力，令更多的女性受益。
21年前，在法国的活动只有两三位女性参与，后来发展到数万人。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今天在场的所有男男女女发起了妇女联盟的倡议，不管台上台下，他们都将在此次研讨会上畅所欲言。
有人说，一个思想体系的确立需要30年的时间。我认为，一场像妇女解放一样的运动也至少需要同样多的时间，就算不是彻底地，也至少是长期不懈地去战胜最古老的压迫，也就是所谓的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不过在如今，我更愿意把父权制称作是子权制（filiarcat）或兄权制（fratriacat），因为正是通过一些新的结盟，一神论、政治和象征权力的联盟才会继续将我们女性排除在法律权利、居民权利和话语权之外。
在新千年到来前，我们还剩下最后10年，去完成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所谓的完成，就是说我们要将所做过的尝试变成最终的目标。同时，尤其是要将接力棒传递给我们的女儿辈。
如今，尽管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影响文明进程的所有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男女关系不可逆的转变，但是却很少有人坚持将这一转变，这一自去殖民化和欧洲帝国衰落以来最根本的转变，归因于妇女运动。
今后公正的史学家都应该承认，妇女运动早在1968年之前就积极参与争取避孕自由的斗争，使计划生育等现存的制度重新焕发活力。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哲学滋养并改变了当代的精神分析以及文学思潮。最后，它还催生了其他运动：“避孕及堕胎自由运动”（M.L.A.C.）的男男女女继承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使命，力求使堕胎合法化，同时传播避孕知识；“自由选择协会”（Choisir）则回到我们最初思考的一个主题，敦促法律将强奸定为犯罪。
党派和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想要尽快拉拢、终止或者改变这项运动，为此他们将女运动合法化，并在过去的15年间一次又一次确立制度化的女权主义。1974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创立了妇女事务部，并由密特朗的支持者弗朗索瓦丝·吉鲁担任部长；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创立了妇女权利部，由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伊薇特·鲁迪担任部长。正是女权运动的影响力让更多女性得以在政府机构担任要职，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们仍要借助君主、党首、父亲、兄弟或朋友的力量。最后，在1974年的薇依法案投票后，女性获得了为自己做主的权利，而正是女权运动本身以及它对女性刚刚得到的权利的不懈守护，使得我们在传统上一直保守的选民在1981年首次站到了支持社会进步的党派一边。
无论是工会主义者还是精神分析学家，只要平心而论，都应该承认女权运动在道德和思维方式上引领的自由与独立之风，其影响力覆盖了欲望、性、情感以及经济、职业、政治等方面。最近几年“独身激增”成了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右翼人士对此没完没了，但与他们所宣传的不同，这种孤独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更多的女性认为与其和一个暴虐的伴侣一起生活，不如独居。与日俱增的独身行为是对愈演愈烈的自恋主义的有效回应。自愿的独身实际上取代了千年来的奴役。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以降，每个女性都力图表明，她们不但有权拥有“自己的房间”，还有权拥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话语权”，为的是让历史承认世上存在两种性别，承认异性的存在，这种异质性是人类绚烂多彩、绵延不绝的基石。
“妇女解放运动”紧随1968年革命的脚步诞生——我之所以继续称之为“革命”，是因为我们从此确实步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妇女解放运动”则始终需要和与主流对抗，或者说和这项革命中的反动势力、直白点说近乎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对抗。继自由和平等之后，这个新时代在“五月风暴”中发现了博爱的含义，事实上它也开启了一个人们相亲相爱的同时也自相残杀的时代，而女性由于自身的不同，愈加被排除在外，她们从来不曾、也许永远都不会被平等对待。从“五月风暴”中放肆的涂鸦，到电视上男明星的自恋都说明这个正在酝酿中的新时代对于女性而言可能比资本主义之于工人还要糟糕。
1968年为之后的时代、至少是整个21世纪开启了一个新方向，而“妇女解放运动”跟它唱的是反调，它给自恋的男性带来了致命的创伤，这也是继弗洛伊德所归纳的三次创伤，即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精神分析革命之后的第四次创伤。这就是我从前所说的象征革命。要破除那些类似的深入人心的成见，这些成见否认有两种性别、否认人类的繁衍需要三方的参与且历来阻碍实现男女均等。
“妇女解放运动”从最初的集会开始，运动中的母亲，待产的母亲的概念，像我们从1968—1970年就开始说服的那样，尝试让“让妇女从母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并一再强调她们不是“只为儿子而活”，“父亲是不存在的”，动摇了建立在菲勒斯至上的幼稚、自恋的男人无所不能的观念。而“妇女解放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也恰恰在于它危及男性自恋的无所不能的观念。这和弗洛伊德说过的“精神分析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因为他在发现潜意识时也动摇了自我。我们不但在理论上攻击父亲和儿子，也在用实际行动攻击他们，我们拒绝继续做他们阉割情结的对象，换言之，拒绝歇斯底里。当他们认为已经将我们禁锢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过去我们就一直在那里。
内部存在的困难也不少。我们女性，这一文明的被排斥被禁锢者（用雅克·德里达提出的一个概念来说），我们既要从我们自身的根源去分析我们的关系，同时还要前进、思考、行动，每时每刻作出几个矛盾的举动，朝多个方向、多个复杂的（如果不说是自相矛盾的）计划迈进。当初是，或许现在仍是，为平等和/或差异斗争的时候。这些斗争的确让人头疼，的确让人心疼。我们只有几个人认为没有平等的差异只能产生心理的倒退和政治的反动；而没有差异的平等只能产生贫瘠化的趋同，一部分性心理的缺失。
随着运动的加速和扩大，或相反，停滞和困顿，排斥起源而不是融入起源的倾向就会加强。人们不让我们有时间去理解、去建构，他们让我们感到惶恐，让我们灰心，催促我们回答，把我们隔离起来，把文明的运动贬低为一种庸俗的潮流，给我们指定了平等的范围，就像我们命运的绝境，同样，他们还会把千篇一律的自恋主义作为唯一的（欠）发展道路强加给我们。
什么时候女性曾让一个一直处在撕裂中的世界血流成河？和每天在无论哪份报纸上都能看到的暴力，尤其是针对她们的暴力比起来，她们所谓的语言暴力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对女性的斗争这么不宽容，而每天一个大党派内部男性之间的明争暗斗却被视为民主的象征？似乎任何差别都不被允许。我们应该是很完美的。我们“全错了”。
不用惊讶，妇女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抵挡不了这种合谋、这种被边缘化的策略，以致于有时候它表现出反议会制的态度。所有的胜利果实都被夺走了，它一天天沦为歇斯底里的女人的聚居地。那些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被认为是低贱的、可笑的、夸张的、放纵的、暴力的；而那些合法的女权主义者、已婚妇女或名门闺秀，则被赋予了尊严、威望和权力。今天，我们可以衡量这些特权是多么具有欺骗性，这些权力是多么脆弱。为了书写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为了有新的突破，我们多么需要上升到认识论和政治的高度，去承认妇女运动的丰富多彩，承认和而不同的女性群体，承认她激发灵感的活力、充满生机、独立创新。
今天，除了有千百年来的压迫和歧视，还免不了我们女性最初的胜利受到了疯狂的镇压。在法国，每天都有人贬低、剥削、排斥、强暴、殴打女性，常常是毒打，以所谓的激情之名残害女性。
女性运动的发展是失衡的，在南方和东方，一些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对文化和宗教身份的诉求简单粗暴，用至高无上的身份之名造成各种差异之间的竞争，除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差异——性别差异，把女性排除在权力领域之外，因此也剥夺了她露脸的机会，使她们处在代表人数不足的境地，事实和表象之间的差距每天都在扩大，光说不做的现象成了女性前进的阻碍和威胁。
进入“菲勒斯”时代是“68风暴”的一大症候，这一点现在看起来昭然若揭。极端的是，自恋的自高无上的权力通过一种不宽容的思潮的兴起表现出来，我们可以预见，在这一场为了权力、为了纯粹的威严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这种不宽容不仅仅只针对宗教领域。在自由、平等的时代之后，人们在谈论博爱、团结、宽容的时代。而且“别碰我的哥们儿”跟“别碰我的小说”等表达遥相呼应又格格不入。说到宗教，在刚开始谈到人权问题时，米拉波认为深发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并不是来这里宣扬宽容的。在我眼中，对宗教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致于试图表达这一思想的‘宽容’一词，在某种意义上都显得有点霸道和专制，因为只要存在有权力去宽容的权力机关，就会妨碍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既然可以宽容，那就意味着它也可以不宽容。”100年后，1882年，勒南谈到政教分离时，毫不畏惧地断言：“政教分离，就是国家在各种宗教之间保持中立，包容各种信仰，迫使教会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服从这一原则。”从基要主义到“菲勒斯世俗化”，宽容和不宽容让法律都有点晕头转向了。
到处，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女性境遇都越来越糟糕，倒退是令人担忧的，甚至有一些对女性有利的法律被废除了。但是在世界各地，女性都是清醒的、警惕的、勇于抗争的。
我们希望庸常习见的野蛮行径会终结。在泰国，为了反对买卖和诱骗幼女卖淫，当地一些女性创立了一个基金会去收容并教育受害的幼女。在中国，她们成立了妇联去推动人权的完善。在美国，几十万名女性聚集在华盛顿为了重申自由选择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也就是堕胎的权利。在其他一些地方，一些女性甚至走上了政坛。在法国，女性在创造机会，在走上领导岗位，在斗争：医院里的女护士、女助产士，幼儿园里女保育员都动员起来了，不仅为了提高工资待遇，还为了得到对她们工作的认可和尊重。
到处，我们都在继续抗争。这是一场不可逆的运动。
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让我们的斗争和行动变得合法。不论对哪个协会和党派而言，《公约》不仅意识到了现状，而且还采取了行动，它宣告“对妇女的歧视违反权利平等和尊重人的尊严的原则，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本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妨碍社会和家庭的繁荣发展，并使妇女更难充分发挥为国家和人类服务的潜力。”
1983年法国对《公约》进行了修订，为女性赢得新的权利、新的自由再接再厉。
为了结束一种“衍生的力比多”“衍生的法律”“衍生的身份”，从今往后我们应该致力于让语言、象征体系和权利领域的立法者都重视我们几点最根本的诉求。必须做到：
1.在《公约》中，要写上“所有人，不论性别、种族、宗教信仰，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神圣的权利”；
2.在“女权宣言”的基础上制定法律总则；
3.新的权利就要有对应的新的义务：抽出私人时间参与并肩负起政治职责；
4.只有承认了女性特殊的生产对人类的贡献，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女性肩负繁衍人类的全部责任，但却因为这一生产被忽视、被排斥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一项充满象征意义的生产活动，因为女性会说话，生出来的也是会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人类生产（anthropoculture）。但是女性的这一劳动被排除在所有社会、经济、职业、政治、文化范畴之外，成了最受奴役、归功于一家之主而他却最不必付出辛劳的工作，既没有工资可领，也得不到认可，而生育创造的是人类最大的财富：是会思考的造物。作为生育工具，因为生育被贬低，女性遭遇了双重的不公正的待遇，不仅是在职场上，而且是在发明创造上，虽然所有创造者都从生育行为模式中得到灵感和借鉴；
5.继续提升自我，掌握资讯，重视传承和自我完善；开拓新的认知领域，新的科学领域，打通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壁垒，创建一个认知学的新领域：“女性科学”，从女学到建立一个专门的法律体系。
为民主化而奋斗，就是为了让法制国家认识到对生育的歧视，正视由此引出的想当然的看法，而不是去制定一种理想化的平等，这种平等过于简单、扎根在同化的普世性之上，成为一条永远触不到的逃逸的地平线。让我们现实一点吧：现实就是人生而有两性，放弃这一原则，从长远看，势必会产生非常惨痛的后果，虽然在当下可能会有一种快感。
和过去相比，今天我们女性的行动应该更丰富，把平等的概念落到实处，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不一样的身份，学会适应，但不自我否认，学会介入，同时回到我们最初、最原始的身份——性别身份，而不是去压抑它、排斥它，或者站在男性的立场去无视它；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欣赏自己，而不是将一部分的自我摈弃，或者变成一盘散沙；应该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心理和生理共同创造的所在；应该认为我们的肉体在思考会说话的人，当她生育的时候她也在创造；最后应该认为有生育功能不是一个缺陷。它也许是无比美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未来的财富。
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试图借3月8号这个机会，让女性运动重焕活力，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女性运动不会停下脚步。今天的活动有几百、甚至几千男男女女参加，让我们成功的希望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几个月来，在世界各地，在阿根廷，在智利，在阿尔及利亚，在中国，女性行动起来了，走在民主斗争的最前线。就在预示这一希望的1990年代，我们创建了女性民主联盟。
为了妇女解放我们已经奋斗21年，我们已经做了10年推进民主化的工作，为了最终确立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用成熟的心态去迎接21世纪和新千年。因为这一民主化的工作只会让女性群体受益。
我们继续前进，一边前进，一边推动民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