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 | 建立“广义叙述学”: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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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伏飞雄 科学人文在线

学科发展 | 建立“广义叙述学”: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

本期导读

2008 年,赵毅衡先生于国际叙述学界如何应对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叙述转向”挑战的问题语境中,提出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的具体方案,从符号叙述学的立场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叙述底线定义与叙述分类原则。这个建议为我们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试图表明:“广义叙述学”是“经典叙述学”一项未竟的事业;“经典叙述学”甚至“后经典叙述学”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已无法完成广义叙述学之学科理论的建构。

学科发展 | 建立“广义叙述学”: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

(一)

综合西方学者,如赫尔曼、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kia Fludernik)等的看法,我们倾向于把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分为这样三个阶段:20 世纪 20~30 年代德俄“形态学”模式、英美“现代小说理论”阶段,即前经典叙述学阶段;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德国、美国、以色列、荷兰等以结构主义为范式的经典叙述学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后经典叙述学阶段。叙述学的命名者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把叙述学(narratologie)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此书是要讨论“一般的叙述结构,而不是一本书的叙述结构”。换言之,对《十日谈》“叙述语法”的探讨只是作为他阐发其叙述理论的例证。这种理论取向也突出体现在法国其他叙述学家身上。作为较早认识到叙述普遍存在的理论家,罗兰·巴尔特不但研究了叙述作品的结构,还对“神话”“时装体系”“摄影”“摔跤比赛”“博物馆展览”“广告”等的符号叙述进行了符号学的探索。A. J. 格雷马斯认为在电影语言、梦的语言和形象绘画等地方也存在叙述结构,他操心的是,怎样尽可能扩大叙述分析的应用领域,怎样使研究中出现的局部模型变得更形式化,进而完全从“普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叙述作品的叙述结构、叙述语法的成分等等。克洛德·布雷蒙(Claude Bremond)则从符号学角度,运用逻辑方法探索所有叙述作品之叙述的可能逻辑。热奈特对“批评”与“理论”谁服务于谁的问题相当纠结,但还是企图通过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逝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个小说文本来探讨“叙述理论”(“叙述话语”),并以“方法论”作为其书的副标题。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与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理论基础都源于 20 世纪初德国的形态学。这种形态研究范式采取有机模式来理解世界的结构,注重对部件“合成”为复杂的、更高级别的有结构的整体研究,尤其重视对从整体到部件的“分布”的研究。对于普罗普来说,他关心的是“俄罗斯神奇故事”的结构形态,但他认为“按照角色的功能来研究叙事体裁”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故事样式,甚至应用于整个世界文学中的叙述性作品(尽管结论须受严格限制)。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研究角度,打破文体界限,关注艺术文本与非艺术文本差异的立场,极其看重艺术文本形式结构分析的态度与方法。赫尔曼对此有着十分精当的概括。

俄国形式主义者力图建立种种文体模型来尽量涵盖各种散文形式,包括叙事体裁的全部类型……形式主义者关注更高层面上的叙事结构……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关注焦点的扩展是现代叙事理论史上的一次关键性发展。新焦点的出现推动了叙事理论与小说理论的分离,研究者的注意力从一种具体的文学体裁转移到所有话语,甚至可以说,转移到所有按照叙事原则组织起来的符号活动。形式主义者为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布雷蒙和巴特等人的跨文类乃至跨媒质的(transmedial)理论探索开创了先例。

对“经典叙述学”做出较大贡献的其他国家的叙述学家,如米克·巴尔(Mieke Bal)、查特曼、施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F. K. 斯坦泽尔(F. K. Stanzel)等,基本都沿袭了法国叙述学的理论取向与方法,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了对叙述学研究对象的关注。巴尔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叙述文本”的理论,即研究由语言符号组成的叙述性文本。她也对叙述文本的构成要素作了说明。查特曼主要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叙述的构成要素(事件、存在者),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叙述之能指与所指所包含的三个要素(事件、角色、情景细节),也简要谈到不同媒介的叙述类型。里蒙-凯南指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叙述(新闻报道、历史书、小说、电影、连环漫画、哑剧、舞蹈、闲聊、精神分析记录等等),并在简要辨析叙述作品与非叙述作品、虚构叙述作品与非虚构叙述作品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把“叙事虚构作品”定义为“叙述一系列虚构事件的作品”。斯坦泽尔也试图为所有可想象到的叙述结构勾画出综合的类型学。

问题在于:既然把所有叙述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是经典叙述学的理论逻辑,那么,还有必要提出广义叙述学吗?看来,非常有必要对经典叙述学的理论建构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

1. 从事实上说,整个经典叙述学阶段并没有完成研究所有叙述类型的目标

由于语言研究远远领先于人类其他交际符号的研究,经典叙述学家们几乎没有涉及非语言符号叙述的领域。巴尔特对时装、摄影、广告的研究,也基本基于报纸、杂志、广告等的文字叙述。巴尔的“文本”定义,就直接排除了非语言符号叙述。同时,由于研究口语表达的困难,他们只探讨了书面语言叙述,而没有研究同样属于自然语言的日常口头叙述。对以书面表达为媒介的叙述来说,也主要局限在神话、民间故事、小说等文学叙述类型(个别人也研究电影、连环画等)。里蒙-凯南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限定于虚构叙述作品。

人类的叙述表意,无疑与其媒介、形式、语境等密切相关。这些叙述的“形式要素”具有自身的“形式的内容”,往往内在规定了某叙述类型所要表达的意义。比如说“历史叙述”研究,学术界至今争吵不休。究其原因,就与承载历史的媒介、形式(比如口传)、语境紧密相关。在研究上取得进展的,也多以研究这些承载要素为突破口。如此看来,如果还没有对一些叙述盲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不能说是在为所有叙述类型建立叙述结构或语法。另外,事实证明,小说叙述学不可能完全成为叙述学的“公分母”。它的“模式”无法对所有其他符号叙述类型完全有效(比如音乐叙述、计算机中的叙述、历史叙述等,尤其是历史叙述)。

2. 经典叙述学中具有“总体理论”性质的部分并未得到充分展开,一些基础概念也未得到基本阐明

法国叙述学理论建构有两种趋势。其一以托多罗夫、热奈特为代表。他们结合具体小说文本推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叙述文本分析工具—具体操作方法、术语与概念等。其所概括出的叙述语法之理论性、普适性是较为有限的。热奈特的“理论”与“批评”的犹豫似乎是这一点的极好注脚。托多罗夫注重文学批评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二以巴尔特、格雷马斯为代表。他们的叙述学理论可称为“叙述符号学”,强调从普通符号学层面来研究“符号系统如何以叙述方式来表达意义”,建立叙述模型。格雷马斯强调普通符号学先于语言学,认为“叙述结构模型属于符号学总体经济内部的自主机制”,它的“普遍性完全由其符号语言属性得以保证”;认为“没有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就很难建立一套公理系统来支撑叙述结构”。巴尔特尤其强调建立叙述模型对于研究不同叙述类型的重要性,叙述分析之演绎逻辑的必要性。这样,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总体叙述理论”占有很大比例。

经典叙述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自觉偏向“小说叙述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趋向,或者说有偏重批评而非纯理论建构的取向。这尤其体现在法国叙述学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叙述学家身上。他们的叙述学理论,多与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E. M. 福斯特(E. M.Forster)、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韦恩·布斯(Wayne Booth)等为代表人物的英美两国现代小说理论,以及受此传统影响的美国新批评思想整合。在这种理论语境中,他们多接受热奈特、托多罗夫的影响,并比较系统地发展了他们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弗卢德尼克选择以热奈特的影响来展开经典叙述学发展史的论述。

巴尔特与格雷马斯的一些基本观念、术语,也得到了其他叙述学家的广泛运用与讨论,格雷马斯曾抱怨叙述学界“凡话语皆叙述”,“叙述性”被掏空了内涵。这个抱怨无疑是经典叙述学“事业未竟”的最基本表征(多“意会”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因为,“叙述”与“叙述性”是两个事关叙述学大厦基业最为基础的概念。

3. 从理论上说,经典叙述学也完成不了为所有叙述类型提供叙述文本分析工具的任务

从逻辑上说,法国叙述学的理论范式或预设,似乎可以使之完成其目标。也许源于这种自信,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格雷马斯就预言“一门一般叙述学已经在望”,另外,托伊恩·梵·迪克(Teun van Dijk)也对积极建立一门“广义叙事学”投以极大的热情。然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局限,无疑也是经典叙述学无法超越的。

赫尔曼指出,法国经典叙述学把句子层面的语法范畴拔高到话语层面,是大有问题的。话语并非句子的简单相加,它的表意已经涉及语言学句子层面之外具体的交流实践了。叙述话语的表意、表意结构、表意形式,由于交流实践的介入,已经超越了经典叙述学家从语言学句子层面所构建的叙述表意结构模式。这也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之后发生于西方语言学界重视意义、语境、文本等因素的“语用学”革命所证实。这样,从语言学句子语法层面所构建的“叙述图式”,就很难对“叙述”本身行使完全有效的描述与说明功能。

经典叙述学是在“文本自足”理论预设的前提下,抽象、静态、逻辑地甚至主观地为种种叙述材料“预构”认识结构的。然而,这些结构并非事物本身的结构。从理论上说,“文本自足”本身就足以导致叙述话语的分析完全排除叙述话语的生产与接受,从而排除生产主体与接受主体。这样,只能从文本内部结构的层面来探讨叙述的构成要素,对之做出静态的描述。如此方式描述的叙述话语,既不能全面描述“叙述”本身,也很难具有实践意义。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接受来说,这也是一大弊端。

另外,经典叙述学的这种结构逻辑或逻辑结构,也无疑弱化甚至遮蔽了“时间性”这个对于叙述来说最重要的向度。没有时间性,这样的叙述结构的确也就只具有逻辑合理性,而无法对实际的叙述做出客观描述。对此,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有着深入的研究。从时间向度出发,以“现象解释学”的立场,他对普罗普、法国主要叙述符号学家的叙述结构图式重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最终他认为,正如“法则论解释”不能取代“叙述智力”,逻辑化的解决办法也不适合于叙述学。

再有,经典叙述学沿袭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叙述传统,排除了戏剧这一叙述类型。经典叙述学家之一的普林斯在其所编纂的《叙述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中就认为,戏剧所描述的事件,不是被叙述的,而是直接呈现在舞台上的。这也就逻辑地排除了当下这个时间点所发生的叙述之叙述类型。无疑,从根本上说,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叙述”与“叙述性”这两个事关叙述学大厦基业的概念的问题。但由于结构主义叙述学无法在理论上给予解决,也就事实上宣告其建立“一般叙述学”的难产

(三)

在笔者看来,“后经典叙述学”实在是一个“大拼盘”。之所以这样说,不在于它打破了经典叙述学的结构主义范式、形式论立场,引入了新的认识论、方法论,或西方其他文论思潮,而在于它对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叙述转向”诸多成果的吸收。它已经发生理论“内爆”,而不再完整地沿袭传统“叙述学”的理论架构。

就说上文提到的“叙述”与“叙述性”这两个术语。无疑,真正把它们视为人类经验表达的最基本形式,从范畴层次上加以深究的,还是“叙述转向”之中或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们,比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利科、阿瑟·C. 丹图(Arthur C. Danto)、F. R. 安克施密特(F. R. Ankersmit)等。这两个范畴在他们那里才真正得到基本阐明。这得益于他们的理论视野。如此看来,包括赫尔曼、弗卢德尼克、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等在内的西方新叙述学家囿于“文学叙述学”门户之见,实在没有必要。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很难对文学叙述学做出进一步的阐释。颇有意味的是,在他们所阐述的叙述学发展史中,都事实上涉及了它们。然而,他们这种对待西方“叙述转向”成果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态度,断然不能为涵盖各个学科的叙述提供有效通用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以及一套通用的术语。

考察至此,传统意义上的叙述学学科理论的局限已经非常清楚,建立“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十分明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脏水、孩子一起泼掉。经典叙述学或后经典叙述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或经验,比如其跨学科研究范式、符号学学科在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其分类尝试、所提出的一些基础术语和观念等,无疑是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坚实基础。

本文原标题为“从叙述学发展史看建立‘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刊载于《当代文坛》2011 年第6 期。本文在原论文基础上略作了修改。

本文摘编自《意义形式论辩义集(叙述学卷)》,本文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伏飞雄,标题和内容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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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意义形式论辩义集”系列文集是对赵毅衡意义形式论学术思想的延展、应用、商榷。本“叙述学卷”,从国内外近千篇围绕“广义叙述学”(或“符号叙述学”)学术观念展开的论文中遴选了 16 篇论文和 1 篇访谈文章,根据一定逻辑集结编撰而成,分别涉及符号叙述学的理论内涵与体裁拓展、核心概念与内在的形式特征,以及新类型的符号叙述典型范例。这些编选的论文,或深入一个专门领域,或拓展,或争鸣,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符号叙述学”的可探讨性和可探索空间。

本书广泛适用于语言、文学、艺术以及当代传媒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也可为语言及文化学者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参考。

主编简介

胡易容,教授、博导,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四川大学)副主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华文化传承与全球传播数字融合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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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科发展 | 建立“广义叙述学”: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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