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哲哉:靖国神社是日本国家政治意志的产物

[日]高桥哲哉 著 黄冬兰 译
2019-03-20 17:52

靖国能代表日本的文化吗?

靖国神社不祭奠的敌方的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也绝不会予以祭奠,这就是靖国。

靖国神社的前身东京招魂社在1869年6月举行第一次合祀仪式,祭奠自幕府末期以来死于内战的“官军”,也就是明治新政府军的3588名阵亡者。在那以后,包括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之后,直至今日,祭奠在这里的内战中的阵亡者,只有“官军”即新政府军的死者,而“贼军”即前幕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死者则不包括在内。1869年7月,兵部省规定东京招魂社每年举行4次例行大祭:1月3日(伏见战争纪念日)、5月15日(上野战争纪念日)、5月18日(函馆投降之日)和9月22日(会津藩投降之日)。把东京招魂社的祭礼定在平定“朝廷之敌、贼军”的日子,这表明了明治新政府把“朝廷之敌、贼军”作为敌人从靖国神社中排除出去的方针,也决定了靖国神社在此后的地位(今井昭彦《国家不予祭奠的死者——以白虎队员为例》,国际宗教研究所编《有必要设立新的追悼设施吗?》,鹈鹕社,2004年)。

即使同为“日本人”战死者,靖国神社也要把与当时的“政府”即天皇一方为敌的战死者排除在外。这种“对待死者的方式”,与对待会津之战(这次战争决定了戊辰战争的胜败)阵亡者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脉相承。会津藩投降后,在会津若松城下为“官军”诸藩的阵亡者建造了一座墓地,墓地的灯笼上铭写着下面一段话:

明治元年春,奥羽、北越诸侯抗王命,天皇赫怒,命太宰帅、兵部卿二亲王率勤王诸侯之师讨之。兵部王自北陆,有栖川王自东海往平匪徒。秋九月,两道之师会于会津,围若松城,攻战有日,遂奏平定之功,而战殁者亦不少。因葬尸于此土,寿石以记其概,且使后世知忠义之勇有若人,是奖励之意也。

与此相反,新政府下令禁止埋葬会津藩3000名阵亡者的遗体。会津藩武士町野主水在《明治戊辰殉难者之灵奉祀之由来》一文中这样写道(前引今井论文。引文中的“西军”指明治政府军,“东军”指会津藩的军队):

当时,西军下令绝对不准碰任何一个东军阵亡者的遗体,违抗者严惩不贷。因此没有人敢埋葬东军阵亡者的尸体。尸体被狐狸鸢鸟等啮食,日渐腐烂,惨不忍睹。

这令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争夺忒拜国王位的波吕尼克斯、厄特克勒斯两兄弟战死后,他们新即王位的叔父克瑞翁厚葬厄特克勒斯以示彰显;相反,禁止埋葬和追悼波吕尼克斯,尸体任凭鸟兽摧残。

厄特克勒斯为保卫国家而战,战功赫赫,死于敌手。因此建造坟墓,为其举行最高级别的葬礼。反之,他的兄弟波吕尼克斯以亡命之身归来,放火图谋焚烧父祖之国、神氏之殿。(中略)故此通令全国,不准建墓埋葬,亦不准为其哭泣哀悼。将(其遗体)暴露在外,任凭鹏鸟、野狗啖食,使其蒙羞以儆戒众人。

我(克瑞翁)绝不允许不逞之徒以邪压正,从我手中获取荣誉。只有衷心为国者才能从我手中得到荣誉,无论他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吴茂一译,岩波文库,1961年)

两兄弟的妹妹安提戈涅违背代表国家意志的克瑞翁的命令,埋葬了波吕尼克斯,由此拉开了一系列悲剧的序幕。这些都是读者所熟悉的情节。

江藤的议论在这里也暴露出了深刻的矛盾。

在日本中世纪和近世,祭奠在日本和外国的战争中阵亡的死者时是怨亲平等的。在“日本人”之间发生的战争中,类似的例子就更多了。如平重盛在紫金山弦乐寺,藤泽清在净光寺(游行寺)中修建的敌我供养塔,足利尊氏修建的灵龟山天龙寺,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修建的大平山安国寺,以及北条氏时修建的玉绳首塚等等。“在中世纪以后的日本,每次战争结束后,获胜的武将一定会为敌我双方的阵亡者举行‘大施饿鬼会’,修建敌我双方供养碑。”(载圭室谛成《葬礼佛教》,大法轮阁,1986年)

与此不同,靖国神社连死于“内战”的敌方阵亡者也不予祭奠。要想把靖国神社的这种“对待死者的方法”说成是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以来”“日本人”“对待死者的方法”一脉相承的话,就必须把上述这种祭奠敌我双方阵亡者的历史从“日本人”“对待死者的方法”的历史中排除出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靖国化了的这种“日本的传统”不是“日本固有”的传统,倒和古希腊忒拜国王克瑞翁“对待死者的方法”一模一样,也和美国南北战争后修建的阿灵顿墓地——这里只埋葬获胜的北方军队的阵亡者,不埋葬南方军队的阵亡者——十分相似。江藤试图通过强调“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日本人“对待死者的方法”与美国人“对待死者的方法”之间的差异来为靖国神社辩护,但是,靖国神社不同于日本中世纪、近世的祭奠敌我双方阵亡者的传统,却与美国的阿灵顿墓地相似,对此,又该怎么解释呢?

关于靖国神社不祭奠内战中的敌方阵亡者这一点,其实江藤也意识到了。他说:“国内的死者以后可以通过请愿而受到祭奠。”发生在明治初期的“佐贺之乱”中的“叛军”阵亡者,虽然在佐贺出身的议员们的努力下在大正初期“恢复了名誉”,但“想被祭奠在靖国神社里,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所以“顾虑重重,没能说出口”。“现在事情过去很久了,或许能受到祭奠吧。”

想受到祭奠却又因为“顾虑重重,没能说出口”,在“事情过去很久”之后,要是拼命“请愿”的话,“或许能受到祭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性的祭奠啊。它与“死者之魂和生者之灵的交汇”“与死者的共生感”“镇魂”等等“文化上的”“感觉”相去甚远。在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江藤无意中道出了一点,那就是,在靖国问题上,与死者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文化上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政治关系。不管怎么说,从1869年东京招魂社创建到现在,大约14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靖国神社无论是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时代,还是在战后成为宗教法人之后,从来没有祭奠过一个与“天皇的军队”为敌的战死者。靖国神社如此排斥敌方的战死者,原因就在于它是超越“文化”的国家政治意志的产物。

在说“假惺惺地祭奠敌我双方的死者,有必要做这种伪善之事吗?哪一个国家不是按照本国的风俗文化来祭奠自己国家的战死者呢”等话的时候,江藤把以“元寇”入侵之后的北条时宗、丰臣秀吉“朝鲜出兵”之后的岛津义弘为首的日本的武将从怨亲平等的思想出发祭奠敌我双方死者,都一概说成了“假惺惺”的“伪善”行为。在不祭奠敌方阵亡者这一点上,靖国和上述这些日本的历史是脱节的。在排斥本国的敌方战死者这一点上,它和阿灵顿墓地很相似。在排斥敌国的战死者、只祭奠本国的战死者这一点上,它不仅和阿灵顿墓地相似,也和英国的阵亡者纪念碑、法国的无名战士之墓、澳大利亚的国立战争纪念馆以及韩国的国立墓地“显忠院”、国立战争纪念馆等相似。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日本的传统不是靖国式的,也不是说日本自古以来都是以“怨亲平等”的方式祭奠敌我双方死者的。中世纪、近世对战死者的祭奠并不都是怨亲平等的。实际上,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时代到靖国神社,在如何对待死者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前后一贯的传统。在生者与死者的关系问题上,也不存在什么日本式的前后一贯的传统。

西方世界的情形也是如此。事实上,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各国都热衷于祭奠本国的阵亡士兵(载乔治·莫赛《英灵—被创造的世界大战记忆》,宫武实知子译,柏书房,2000年)。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盛行为“为祖国而死”(pro patria mori)的士兵们举行彰显仪式。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以往在西欧世界(在极权国家出现之前),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理所当然地被认为都是人(而且除了是人之外什么都不是),因此,即使被杀死的敌人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拥有受到追忆的权利。阿基利斯曾亲自前往埋葬赫克托耳,连专制政府都尊重死去的敌人。罗马人允许基督教徒为殉教者撰写传记,教会也把异教徒列入人类的记忆之中”(载《极权主义的起源3·极权主义》,大久保和郎、大岛香译,美篶书房,1981年)。可以说,《安提戈涅》描写了两种“对待死者的方式”之间的对立。

靖国神社

特殊的死者们

如上所述,靖国神社与死者的关系,是与特殊的战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战死者中把敌方的战死者排除在外,而且从本国的战死者中把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平民排除在外之后的与战死的日本军的军事和文职人员(以及协助日本军作战的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不是出自江藤所说的“文化”,而是出自国家意志,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靖国问题,从根本上说便是行不通的。

有人会说,靖国神社里有一座“镇灵社”,里面不是祭奠着“没有祭奠在靖国神社正殿里的魂灵,以及世界各国的战死者和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的魂灵吗”(靖国神社主页),还有什么问题呢?他们会说,镇灵社里祭奠着在战争中死去的日本的普通百姓,以及在内战和对外战争中死去的敌方的战死者,所以靖国神社绝不是只祭奠日本军的军事和文职人员的神社。

然而,这种说法到底有多大说服力呢?

1965年7月,在靖国神社的一个角落里建起了一座名叫镇灵社的小祠。它孤寂地伫立在无人光顾的黯淡的角落里,仿佛是专门为对付“靖国神社是只祭奠日本军的军事和文职人员的神社”这一批评而施的障眼法。

在靖国神社作为国家机构发挥其本来职能的大约90年的时间里,不存在镇灵社;在日本战败后的二十几年间,也不存在镇灵社。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镇灵社不是靖国神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在镇灵社建成之后,靖国神社里“祭神”的数目并没有增多,仍然是正殿里的大约250万,镇灵社里的“魂灵”并不包括在内。说是“世界各国的战死者和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的魂灵”,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次战争开始算起。单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者加起来就有7000万人,要是把从19世纪下半叶到现在的战死者加起来的话,总数大概远远超过1亿了吧。一个神社拥有如此惊人数目的“祭神”,还有什么意义?

虽然镇灵社里也“祭奠”着“魂灵”,但是其规格不可能与正殿里祭奠的“魂灵”相同。假如规格相同的话,那么,把正殿里的“祭神”“合祀”到镇灵社里不就行了吗?但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假如规格相同的话,那么,反过来,只要履行与250万“祭神”相同的手续,把知道姓名的镇灵社的“魂灵”“合祀”到正殿里就行了。但是,这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世界各国的战死者和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的魂灵”成为靖国神社的“祭神”,而且被称为“英灵”,这一天大概不会到来吧。

总之,靖国神社的“祭神”不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日本国家政治意志的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

(本文摘自高桥哲哉著《靖国问题:理解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参照系》,黄冬兰译,孙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