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院士...
本文原标题：《聚焦“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院士谈新时代“双一流”建设之道》
嘉 宾：吕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访谈人：杨亚辉（《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品牌拓展中心主任）
时 间：2019年3月4日下午3:00
地 点：中国教育报刊社中央演播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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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辉：大家好！欢迎来到“两会E政录”！我是主持人、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杨亚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继“985”、“211”工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在教育领域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双一流”建设正在影响着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将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格局、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新时代怎么建设好“双一流”，为此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吕建，来到我们的演播大厅，为我们论道“双一流”。欢迎吕校长！
杨亚辉：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5年10月颁布实施，三年多来，“双一流”建设正稳步加快推进。您是大学校长，是“双一流”建设的推动者、建设者、实践者、参与者，您如何看待“双一流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意义？
吕建：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务院与三部委“双一流”文件出台以来，预示着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又进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
“双一流建设”从整体上提升了我们高等教育的水平，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方面具有重大的支撑性作用和历史性的变革意义，可从新方位、新理念、新转变、新成效、新绩效等视角来加以理解。
从新方位的视角，“双一流建设”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攻坚克难，改革创新，为中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提供了有力支撑，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
从新理念的视角，通过“双一流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遵循、行动指南、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其基本内涵，我认为大致可从一条主线、两个追求、两个立足、两个支撑、三线交汇、四个自信、一个平台、一条路径、三个抓手等方面来加以解读。下面我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解读。
所谓一条主线，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所明确的旗帜、方向、道路、目标前行。所谓两个追求，就是指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所谓两个立足，就是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所谓两个支撑，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所谓三线交汇，就是要探索“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所谓四个自信，就是要以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支撑，来创建“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所谓一个平台，就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在国际舞台上，以国际坐标和世界标准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力争形成引领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范式。所谓一条路径，就是回归高等教育的立德树人本原，着力内涵发展，彰显优势特色，通过改革和自主创新，创出各具风格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集群。所谓三个抓手，就是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和提升质量。
从新转变的视角，通过“双一流建设”，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高高校教学水平与创新能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高等教育的四个回归、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等方面，对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加以剖析与破解、改革与创新、探索与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不断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化、硬指标、外延式”向“高质量、软实力、内在式”的方向转变，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式从“象牙塔式”和“孤岛式”办学不断走向“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协同式、互动式办学，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从新成效的角度，“双一流建设”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断爬坡过坎，向纵深推进，从而使高等教育的体系不断完备、结构不断优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落实，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科技贡献率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最终使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跟跑走向并跑与领跑。
从新绩效的角度，高等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中国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在QS、ARWU、THE、ESI、NI指数等各种国际排名中取得了明显进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模式，在现实中已经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并终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杨亚辉：您认为什么样的大学是一流大学，什么样的学科是一流学科？
吕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学的发展问题。
倍受尊崇的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处在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在我理解，那就是说，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她不是孤立的，是要基于自身的传统与其所处的区域、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进行交融、互动的。在互动的过程中，大学既服务于外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即“科教兴国”；也依托于外部发展环境，即“国兴科教”。“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这两者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
正如剑桥大学前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在其《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所阐述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另一位中国学者在《学术是大学的逻辑基础》中进一步阐述：“大学的变革史，其实就是在保持大学传统和回应社会需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的历史。当这种张力的平衡被打破时，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大学变革与‘范式转换’。历史纵轴上连续的大学范式转换，构成了大学发展的谱系。今日之大学的图景，就是大学在由传统走向未来过程中的现代截面。”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从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早期大学专注于人才培养，到柏林大学提出教学和科研相统一，再到威斯康星大学倡导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大学职能、治理体系乃至范式的演进，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已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迈入了社会的中心，成为了创新的“发动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大学必须回应时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思考“大学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本原问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九个坚持的要求，积极探索新时代大学发展的新范式、新模式、新体制、新功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发展之路，创建“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从而更有力地支撑并推进中国的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创新强国建设。
杨亚辉：近年来，通过实施“985工程”“211工程”，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得到了有力提升。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差距主要在什么方面？建设“双一流”难点在哪里？
吕建：说到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视角，我们的大学还不能很好满足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以及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等三大需求；从宏观的发展视角，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在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等方面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追求，在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实现转型发展；一句话，我们的大学需要在不断满足三大需求的过程中下大力气逐步推动从“指标一流”到“公认一流”的转变。
从实施的角度，主要难点在于如何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视角来选择合适的抓手，这样的抓手既要符合中国现代大学百年来发展所积累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的坚守要求，又要符合新时代新作为的创新发展要求，破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校风格”命题中“一条主线、两个追求、两个立足、两个支撑、三线交汇、四个自信、一个平台、一条途径、三个抓手”如何落地的难题，实现“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的内在协调与转型发展，力求避免可能出现的“上热、中温、下冷”等困境。
在此意义上，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来考虑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下一步的主要追求应该是要转型、要范式、要特色、要内涵、要模式、要机制、要绩效；以新时代背景下的双一流建设的加快发展，来推动高等教育“慢变量”的内涵式发展。
其中核心的要点是如何摒弃浮躁和功利！这就需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用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的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大学评价机制，力争做到“统一与分类的平衡、现在与未来的平衡、传承与创新的平衡、主观与客观的平衡、能力与结构的平衡、过程与结果的平衡、内涵与指标的平衡、引领与支撑的平衡、规模与产出的平衡”，给大学发展以足够的空间与时间，通过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速度变化、动力转换等来实现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引领高等教育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从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
杨亚辉：“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是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的，南京大学如何围绕这一核心推进“双一流”建设？
吕建：世界一流大学都蕴含有本土文明的底色，植根独特的文化土壤，有自身使命和价值观，有深沉而远大的抱负，能够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提供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一百多年前，美国高等教育界同样讨论过如何办好大学、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Eliot）（被誉为“哈佛之父”，在任40年校长，1869～1909年）有一句名言，“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敏锐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镜子。美国新型大学不是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自然地结成的硕果；是美国接受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无双的。”
1956年，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就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道路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到了60年代，匡亚明担任南京大学校长时就倡导校园要有“四种空气”，即“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娱空气。”随后，他进一步提出要把大学建设成为“具有高水平的第一流大学”、“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和“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等奋斗目标。
进入新时代，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这个核心，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以“四个意识”导航、“四个自信”强基、“两个维护”铸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为目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服务江苏，坚持改革创新，以“着力内涵发展，彰显南大特色，引领发展方式”为办学思路，吸取国内外一流大学建设的成功经验，登高望远、居安思危、问题导向、勇于变革，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着力破解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与难题，推进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两大转变，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生态体系和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实现立德树人、卓越研究、一流队伍建设三大突破，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南大风格”的发展道路，早日建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一个南大”，力争在范式引领、内涵提升、特色聚焦、模式创新、机制落地、绩效凸显方面取得成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杨亚辉：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础，您认为如何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才能让学校办学优势更加突出？
吕建：学科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主要抓手与切入点，多元融合的学科生态体系是一流学科得以不断涌现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所大学的学科生态体系向上承载了“一条主线、两个追求、两个立足、两个支撑、三线交汇、四个自信、一个平台、一条途径、三个抓手”等“中国特色”的具体落实，向下具体体现了“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等“世界一流”的具体表征。学科生态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一所大学在进一步明确“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在“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等方面的自我演化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互动，从而不断促进高峰学科涌现。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要建设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文理工医协调共生、支撑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南京大学拥有包括文理工医等门类、覆盖面较广、学科实力较为平衡的学科体系。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结合南京大学实际，通过内涵发展、凸显特色、分层建设、交叉融合，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学科整体发展的手段，实现学科生态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和发展。
根据文理工医特色发展的总体战略，南京大学按照三层次构建、优化学科生态布局：第一层次，通过文理交融、理工融合,探索优势基础学科向现代应用学科、高新技术学科和新兴工程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机制。第二层次，通过“十百千工程”，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形成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优势学科群。第三层次，聚焦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凝练重大科学问题，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形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团队，力争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基础和应用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应用领域瓶颈问题解决方案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世界一流的学科高峰。
杨亚辉：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吕建：一流的人才培养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既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代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南京大学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育一流人才的历史使命，植根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内涵发展，按照“理念传承+模式创新、构筑一流人才培养‘四梁八柱’，价值引导+知识传授、擦亮一流人才培养鲜明底色,学科+专业+课程、充实一流人才培养优质内涵,机制保障+文化营造、打造一流人才培养‘三全’生态”的方式，着力建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总结南京大学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根本标准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实践维度不断扩大。在下一步的双一流建设实践中，我们将按照立德树人是纲，纲举目张的思路来统领一流大学建设；具体而言，按照“立党的领导统总体发展，立方向自信创一流范式，立初心使命推内涵发展，立理想信念促凝心铸魂，立交叉融合攀学科高峰，立科研转型凸支撑作用，立师德师风建一流队伍，立以德为先置成长基因，立育人体系促全面发展，立服务需求展家国情怀，立开放合作聚八方资源，立改革开放建内生动力，立统筹协调促标杆形成”总体思路来形成一流大学建设的立德树人大格局，努力将南京大学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杨亚辉：您是著名大学的掌门人，也是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问一个推进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方面的问题。“双一流”建设中，大学如何才能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吕建：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升级，大学等各类科研机构的科研方式也必将加以转型升级以与之相适应。在此意义下，需要发展一种开放、公正、长效的、能够反映科学研究创造性工作特征的、以创新质量和贡献程度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与之对照，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1）“短期、形式、数量”等外在性、管理型的评价体系与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内涵不相符合，难以全面有效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本源；（2）“片面、简化、封闭”等程序性、泛客观的评价方式不能全面反映科研人员的实际贡献与创造性，其评价结果难以被广大科研人员所接受；（3）“频繁、多样、功利”等资源化、绩效式的评价使用方式与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过程性特点不相符合，难以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持续性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需要在正确定位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良性互动方式基础上，完成从（强竞争性经费为主的资助方式、“GDP式”导向为主的评价方式、求生存竞争式的发展方式）为特征的“大规模发展阶段”逐步向以（宽松式经费为主的资助方式，内涵式导向为主的评价方式，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特征的“高质量提升阶段”过渡。在大规模发展阶段，项目获取成为一个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得以生存的关键，通过各种评估并取得好成绩成为其发展的动力，多出成果与快出成果成为其主旋律。而在高质量提升阶段，需要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为导向和驱动力，以相对独立的学术精神为支撑，建设宽容失败、摒弃浮燥、潜心学问、持之以恒的环境，使得做重大问题、求长远发展、塑学术特色、展自身价值开始成为科研人员发展的主旋律和自觉行动。
当然要完成上述转变决非易事，要充分认识科技评价体系转变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以价值导向与评价体系协同转变为主线，动态平衡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从评价体系与执行环境两个层面抓落实，以对机构评价的转变来带动对个体评价的转变。
当然，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党和政府已经对此高度重视，出台各种文件来推动解决科研方式与评价方式的转变；许多大学与研究机构也在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吕建：实际上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已经通过遗传与环境的视角间接说明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JohnHennessy）教授说：“大学必须向前看，必须勇于审视未来及其带来的机遇。这种维持老与新、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是大学几百年来所面临巨大挑战，同时也是大学校长们在演讲中的重要主题。”
南京大学在117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重视本科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历次重大改革，都是在继承中有创新，在创新中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例如，在过去一个世纪，南京大学就进行了三次教学革命。这些改革可以归纳为民国时期的“三合一”、80年代的“三元结构”和21世纪的“三三制”教学模式。“三合一”是指陶行知在南高师开展的“教学做合一”，期间在全国率先推行“选科制”（即“学分制”）。“三元结构”表示围绕“课堂教学、学术活动、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建立的新模式。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到大学要为社会多元化的需要提供“杰出人才”，开始了“三三制”改革探索，就是把本科教育的四年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按照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和多元培养来开展。
通过“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方式，南京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得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2014年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2018年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5项。当前，南京大学按照“稳中求进”与“进中突破”的发展基调，正在积极探索新时代人才培养体系的2.0版，持续推进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内涵提升，持续推进教育部博硕两项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凸显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的优势与特色。
吕建：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史的学者们可能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一流的大学对于一流的国家的支撑作用有目共睹，它们为世界文明发展、为国家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18世纪的英国大学、19世纪的德国大学、20世纪的美国大学，都对所在国家的发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在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南京大学及其前身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谋国家之强盛、求科学之进步，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追溯南京大学的发展史，每逢国家和社会处于艰难时期，南京大学都有不凡的表现，体现出大雄无畏、舍我其谁的“做得大事”精神。早在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就提出大学要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要“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1978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誉为“东风第一枝”，奏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1999年，6位南大校友荣获“两弹一星”功勋称号。2018年，3位南大校友被党和国家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就我个人而言，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后不久，我就提出了在南京大学层面实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南京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展开家国天下的大格局。具体说来，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以“修身（推进综合改革，适应新时代）齐家（全面实施服务江苏战略）治国（办人民满意高等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平天下（建设“第一个南大”）”的理念、举措与实践，立德树人、服务国家、提升质量，进一步拓展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思想空间、谋划空间、行动空间和成就空间，推动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两大转变，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生态体系和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实现立德树人、卓越研究、一流队伍建设三大突破，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南大风格”的发展道路，早日建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一个南大”，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当然，以上仅仅是我在南京大学的管理实践中的所感所悟，也可能挂一漏万，难免有偏颇之处，仅供大家参考。
杨亚辉：正如吕校长所言，“双一流”建设正处于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刚才吕校长也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治校之道和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真知灼见。我相信，通过抓住机遇、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在本世纪中叶，一定会有一批中国的大学昂首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业。感谢吕校长的精彩分享！
吕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南京大学
视频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美编＆责编：张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