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释上古简，还待知音人
“2025年5月8日1时45分，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90岁。
裘锡圭历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在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方面造诣极深，他的著作《文字学概要》与《古文字论集》在学界深受赞誉。他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在古文字这一“冷门绝学”中开辟新天地。”
复旦青年记者 陶纯熙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何未晞 薛乔涛 编辑
兴之所起，持之以恒
年少时期，裘锡圭便与历史文献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清代史的情有独钟，诱使他用父亲和自己多年积攒起来的几百本文学书籍，从旧书店换回了《清稗类钞》、《贼情汇纂》等书。1952年的夏天对他而言意义非凡，彼时，他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古史分期问题。在这一热点背后，裘锡圭敏锐地察觉到出土古文字资料对研究上古社会性质的重要价值，从而催生了他学好古文字的强烈愿望。
▲裘锡圭先生 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时摄/ 图源：网络
在没有复印技术的时代，裘锡圭读古文字学书籍主要靠从图书馆借，读书全凭抄写。大学四年期间，他常常利用午休、晚间及周末等休息时间，在学校里读书抄书。就这样，他抄录了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和《殷契粹编》的考释以及胡先生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等书，还摹录了《殷虚书契后编》《续编》和《殷契粹编》诸书所印甲骨拓本的绝大部分。这些先秦文字的学习与积累，为他后续的古文字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本科毕业后，跟随胡厚宣教授，裘锡圭以复旦研究生的身份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一所的先秦史组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等待分配时，裘锡圭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认出了殷墟甲骨文里表示刖刑和椓刑的两个字，以这两个字的考释为主，写成《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后，裘锡圭与同为教员的朱德熙先生在学术上有了深刻的交流，两者合写的《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2期上。受朱先生的影响，裘锡圭在这一时期大量阅读玺印、陶文的著录书，边读边抄卡片，积累研究的资料，这些阅读也为日后研究秦汉文字作了一些准备。
文革期间，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运动中，教员们都是改造对象。裘锡圭在每周六晚饭后到下周一早饭前这段时间里，除了吃饭，其余时间常常一人独守空屋，写古文字考释笔记，不到极疲倦时绝不肯入睡，即使躺下，也常常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接着工作。由于太过疲劳，在每周一上午全班的学习会上，他有时忍不住打瞌睡，曾经好几次被领导学习的工宣队员发现，受到严厉训斥，还为此写过书面检查。在裘锡圭197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古文字考释文章中，这些笔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孜孜不倦的苦读中，裘锡圭落下了眼疾，1970年代后期，在阅读书报的时候，已然觉得铅字的笔画发虚，却被校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误诊为白内障。到了1990年，明显加重的眼疾已然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他不得不去找校外的大夫诊治，经由妻子的堂姐介绍，裘锡圭找到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工作的黎晓新大夫。黎大夫诊断其为低压性开角型青光眼，经过长期治疗，裘锡圭的病情才稳定下来。
▲裘锡圭先生 吴湛（摄）/ 图源：网络
上下求索，探寻马王
研究古文献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年岁久远，掩埋于历史之尘沙的复杂字形须经反复辨认、仔细推断才能有所发现，与此同时，还需要面对其他科研任务的压力和紧迫的时间限制。凭借着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在探寻古文字的途中，裘锡圭先生取得了累累硕果。
裘锡圭毕生致力于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古文字研究，先后发表了《战国文字研究（六种）》《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等多篇文章。他为出土文物竹简帛书的整理做出了突出贡献。参与了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后佚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又与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中的李家浩先生一起为湖北省博物馆整理了望山楚墓竹简与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资料。商务印书馆于1988年出版的《文字学概要》则主要反映了他关于汉字学的观点。
▲《文字学概要》/ 图源：网络
而裘锡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当属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的整理。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的发现，是二十世纪考古界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其中三号墓出土了五十余种帛书，共计十多万字，不少是幸存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浩劫、业已沉睡两千余年的佚书，还有现存古书的不同版本，皆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材料。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图源：网络
在早年求学时，裘锡圭就意识到，古文字考释上的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
整理简帛的过程更是如此，工作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很多曲折，在重新整理期间，又面临着复杂的材料和紧迫的时间限制。在回忆起整理工作时，裘锡圭谈到：“我们整理的都是老东西，马王堆出土至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当年出土时帛书全都泡在水里，破损比较严重。”“你看我们这个书的扉页上印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样的项目都有时间限制，如果晚了就没有钱了，所以出版社非常着急，我们压力也非常大。”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三方合作，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完整地总结了四十余年来对马王堆简帛文献出土的整理和研究。
诲人不倦，师风长存
裘锡圭先生不只是一位一流的学者，更是一位赤诚的老师，他所关怀的，并不仅是他个人的古文字道路，更是与后生学者们共同搭建的历史文脉。他曾如此称赞马王堆简帛整理团队中的青年人：“他们对这份工作特别有感情，当然也很有兴趣。比如说陈剑，他看到其他人在整理时可能有的字释错了，或者可以拼上一个碎片，马上会和同事分享，没有什么其他考虑或是顾忌。”
在一个浮华的年代，裘锡圭仍然坚持着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谢浮躁、守恒心，而他也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后辈们寄予同样的期待：“现在人热衷于争名夺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里的青年同志能做到踏实工作、互相帮助批评建议，我就感到比当时（七十年代）更可贵......今天处在学习和研究岗位上的青年们，你们现在的条件，总的来看，比我们的青年时代已经好得多了。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克服困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与时代相称的好成绩来。只有这样，我们这一代的遗憾才能多少减轻一些。”
探寻古文字背后的奥秘，需要有“敢坐冷板凳”的决心，需要有踏实钻研的恒心，在这方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回忆到：“裘锡圭先生是我们的榜样，他把学问当成高于一切的东西，一切以学术为依归，他的心地很纯良，每天什么也不想，现在进到养老院了，今年90岁，每天还是工作2~3个小时，每天工作时间雷打不动，你什么事不能耽误，他学风对我们后辈影响很深。”裘锡圭以一己之身，展示了学术研究工作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这种纯学术研究工作是不受时代风潮，不受名利诱导，作为一个终身事业，全身心投入的工作。”
在严肃认真的学风之外，裘锡圭先生对待晚辈则颇为亲和。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段厚省教授提及他们过去的私交：“曾有幸和裘老师夫妇住一栋楼。最初是因为小朋友放学回家遇到老先生夫妇进出楼道门厅，小朋友体贴地给老先生夫妇开门关门，他们成了忘年交，我们两家也因此熟悉起来。自那后，老先生夫妇便称呼小朋友‘小精灵’，老先生也很认真的把小朋友当做晚辈，时常鼓励学习，谆谆教诲。2013年九月，老先生还签名赠予小朋友一本书《文字学概要》。去年小朋友办事，老先生还专门托人买了一套礼物寄来，并附一封信，仍然是谆谆教诲。上一次去养老院看老先生，他患有膀胱癌并已双目失明，但仍然坚持每天工作两小时。”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侯体健教授找出了20年前裘锡圭先生曾赠予他的书：“那时我是出土文献中心助管，最主要的工作是帮裘锡圭先生收发信件，跑腿打杂，是书馨公寓的常客。裘先生知道我是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的，就指着《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说，里面还是有些和古代文学相关的文章，比如那篇谈《神乌赋》的。他又从书柜里找出几本旧作，签名赐下。”而其中最特别的一本，是裘先生原先准备送给德国汉学家瓦格纳的书籍，侯体健教授回忆：“不知何故，这本书没送出去，于是裘先生问我：‘把它涂了再送给你，没关系吧？’我忙点头‘没关系，没关系’。把这些书找出来，又读了几篇能读懂的，恍然如20年前聆听裘先生教诲。”
▲裘先生的赠书/ 图源：侯体健教授
作为古文字学大家，裘锡圭先生的学问与为人，并非书斋中的一盏孤灯，更是惠润万物的细雨，在历史纵深处，他严谨做学问，力图贯通新旧资料，使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真实，而在日常点滴中，他则以如璞玉般温润、如高山般坚毅的学人之姿，将学术之风传递给一代代后学。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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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未释上古简，还待知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