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当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还在求学时，海德格尔就是他们的哲学家了 | 纯粹访谈
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
作者：[美]理查德·罗蒂 著 王玮 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
理查德·罗蒂：展望后形而上学文化
采访：迈克尔·奥谢
受访：理查德·罗蒂
哈佛哲学评论·迈克尔·奥谢（以下简称“哈佛哲学评论”）：什么是“诗化”的文化？
罗蒂：在一种诗化的或者说是后形而上学的文化中，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共同律令干涸了，消散了，这个律令是要为人们的思想找到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适合于万物的基础，而且它独立于人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而在“诗化”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人类的生活和世界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而不对上帝或对“实在的本质”负责。
哈佛哲学评论：你是否看到我们在向这种文化发展？
罗蒂：我认为，自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在欧洲和美国的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倾向。在美国有爱默生和惠特曼，在欧洲也存在着浪漫主义挥之不去的影响。
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它似乎是富有的、有闲的精英阶层的产物，这些人有时间为这些事情担忧，有时间想象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类精英存在更长的时间。
哈佛哲学评论：这种精英阶层特有的反讽的和诗意的世界观能否为大众所有？
罗蒂：能。我认为，在工业化的各个民主社会中成功地进行的世俗化，就显示出了这种情况。那种16世纪和17世纪的观念，即人绝对不能离开宗教，已经成为错误的观念了。启蒙运动的前提实现了：你能够拥有这样的社会，它有社群感，但没有宗教上的认同，当然也没有对上帝的过分关注。如果你能够成功地世俗化一个社会，那你也就能正确地使其去形而上学化。
哈佛哲学评论：我们的哲学教授都接受过形而上学和类似思想领域的训练，他们目前在这种文化中可以为什么目的服务呢？
罗蒂：我认为，他们在过去是为这样一个主要目的服务，即帮助我们克服旧的常识、共有的旧的言说方式以及过去的词汇；改善这些东西以适应新的发展，如启蒙运动、世俗主义、民主政府，还有牛顿、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
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让哲学教授来做，这就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把新旧事物交织在一起”，目的是把一些新奇的事情、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与道德常识融合为一体。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撰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内容是怎样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变成我们道德常识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篇文章准确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哲学家对这一过程有帮助作用。
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作者：[美]理查德·罗蒂 著 黄宗英 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4-09
哈佛哲学评论：那么，哲学家是否为这种协调一致的世界观的专业策划者？
罗蒂：是的，哲学家或许总是起到这种作用，其原因是，在文化中总是有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需要有人驯化和改良，并且与过去结合在一起。
哈佛哲学评论：你是否把文化的去先验化视为政治卷入的诱因？哈贝马斯等人认为情况正好相反。
罗蒂：我确实把它视为一种卷入的诱因，杜威也这样看。杜威说，如果你对真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有用的东西就是真理，那么，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它对谁有用？这个问题是福柯提出来的。然后你又问了一个具有政治性的问题：你想让它对谁有用？你想为谁做事？你想善待谁？这些问题都是先于哲学的问题。那么，你就能够让民主政治制定哲学目标，而不是让哲学制定政治目标。
然而，哈贝马斯似乎认为，如果你没有哲学当路标，告诉社会和政治往哪里走，你就停滞不前了。
哈佛哲学评论：你是否怀疑像哈贝马斯那样的人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即大量谈论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价值，可以在没有语言之外的合理性规范，即没有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情况下进行。
罗蒂：我不怀疑。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贝马斯认为它不能进行。他有这样一个观点，每一个论断都声称拥有普遍有效性，如果你放弃这种论断的思维方式，你就不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或者不能认真地对待交往，或者不能认真地对待民主。我没有在其中看到推理过程。这种情况就像希拉里·普特南在声称我们需要一个有“实质内容的”真之概念时所持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它。
哈佛哲学评论：也许这个概念意在包含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论担负一定的责任。
罗蒂：是的，但我觉得这在责任的归属问题上绕远了，这是不必要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与我们对话的人负责，而不是对理性、或对世界、或对普遍性的要求、或对其他什么事情负责。
哈佛哲学评论：是否存在一种方法来改变目前这种教育或文化传播方式以实现这种责任感？
罗蒂：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有许多这样的变化已经实现了，这种情况表现在替代科学的文学出现了。此时此刻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科学和文学中间的位置。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哲学将衰落于二者之间，并将被知识界忽略。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英语世界中的哲学并不重要，其原因是非科学的文化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越了文学。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分析哲学家具有一种怀旧情绪，怀念往日以科学为本的时代。
哲学与自然之镜
作者：[美]理查德·罗蒂 著 李幼燕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3-06
哈佛哲学评论：那么，你认为当今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有什么问题？
罗蒂：现在仍然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要某些人占据从前由牧师占据的位置。物理学家往往被提名担任这一角色，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接触实在本质的人，这种实在用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话说，就是与人的需要和利益脱离的实在。这种需要牧师式人物的倾向是不幸的，我认为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不能肯定这种科学崇拜有多严重。但你确实仍然能在当代的一些辩论中发现这种崇拜，譬如，在约翰·塞尔（John Searle）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辩论中。
哈佛哲学评论：哲学的情况是否正在发生改变？
罗蒂：至少在英语国家里，我没发现。虽然分析哲学以专业性自居，但它不断地扩展与所谓硬科学的联系将会十分困难。在母语为非英语的哲学中，这种联系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两种传统很难融合在一起的原因。
哈佛哲学评论：希拉里·普特南在他的《复兴哲学》（Reviewing Philosophy）中，分析了你批判理性的某些部分，声称“罗蒂的相对主义是修辞性”。他这样评价你的工作，你觉得舒服吗？你打算让你的工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罗蒂：主要是劝说。我不太在乎把它称为修辞还是逻辑。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努力使人们脱离那种与强大和非人性化的东西有联系的概念。我更喜欢的理性是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而不是普特南的，原因是戴维森对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的看法比普特南更深入。
哈佛哲学评论：你的工作是否是奠定一个基础，让其他人在上面做建构。它可以建立一个学派吗？
罗蒂：我没有这样的希望。建立学派相对容易。你可以提出问题，让一代人能够乐于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专业追求。但你不能确定，你真的是做了有益的工作，还是仅仅鼓励了经院哲学。
像德里达这样的人，我特别喜欢的是他没有真正的弟子。德里达在美国有许多模仿者，我觉得，他们之中没有人有可取之处，但德里达确实是无法模仿的。不存在“德里达难题”之类的东西。他没有交给任何人做任何工作。哈罗尔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是如此，我对此很佩服。
哲学与文学和政治
作者：[美]理查德·罗蒂 著 黄宗英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哈佛哲学评论：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你的工作有助于拆除一些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然而，你赞成的那种反讽者的世界观，似乎把公共和私人的严格二元论推向了极致。你说，我们应该阅读某些作者，如尼采和德里达，以丰富我们的私人体验和诗化体验，而其他人的一些著作，如罗尔斯和密尔，也应该阅读，以便在自由民主体制中充当一个好公民。这种区分合理吗？如果我们的私人信念与充满信息的社会格格不入，那我们的私人信念有什么内容呢？
罗蒂：我认为私人信念是不能够与公共环境隔绝的，私人信念具有渗透性，可以说影响着人们针对他人的行为方式。关于做出区别，我是这样想的，公民身份、公共责任或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的语言不是原创性的、自我产生的语言。
但我们认为是诗人的那些人，他们想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因为他们想发明一个新的自我。有这样一个倾向，人们尝试把诗的效果视为可以和参与公共话语的活动相结合。我认为二者是不能结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互动。
像尼采、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德里达这样的人，当他们建立私人词汇和私人的自我形象时，如果与公共话语有相关性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尚不清楚。但几个世纪以来，它有时被证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哈佛哲学评论：例如，如果有一位海德格尔的读者，他不仅为海德格尔作品中独特的“揭露世界（world-disclosing）”的成就所打动，而且还被海德格尔把Being（存在）看作人的基本目的这个观点所吸引。这种吸引在公共行为中怎么体现呢？
罗蒂：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值得人们记住的，是20世纪50—60年代，那些大家感兴趣的欧洲人的想象力都被海德格尔设法抓住了。当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还在求学时，海德格尔就是“他们的”哲学家了。只有上帝晓得他们对海德格尔的建构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不阅读海德格尔，我们是无法撰写20世纪思想史的。这就像在黑格尔时代，对黑格尔有16种不同的反应方式，现在，对海德格尔也有16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我认为，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给我们留下的“真正的”信息是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哈佛哲学评论：但在《偶然性、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一书中，你是这样写的：“作为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往好里说是索然无味，往坏里说就是虐待狂”。你在那里讨论所说的海德格尔，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在意义上是否有所不同？
罗蒂：我认为，企图从海德格尔、德里达或尼采那里获取政治信息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企图是什么样的，它们并不成功。希特勒企图从尼采那里获得政治信息，尼采也许会因此而胆战心惊。企图从德里达那里获得政治信息的人们也完全是落俗套。我觉得人们不值得为此费心。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人物始终对公众是无用的。拥有伟大的想象和以察觉不到的方式改变传统，这些在公共事务中都起到了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作用是自始至终的。我们只是不知道是怎样起作用的。
哈佛哲学评论：你既然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俗化不断加强的时代，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国家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这种宗教上的右派呢？它确实对我们的公共政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情况似乎表明，传统宗教和其他形式的非反讽信仰仍然在我们的公共领域中良好地存活着。
罗蒂：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中产阶级受到惊吓并处于防御状态之时。人们由此设法把社会分成绵羊和山羊，以便使某些人充当替罪的山羊。美国中产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经济前途感到恐惧，对国家的经济前途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感越强，人们就越多地着眼于各种异端教派、准法西斯运动之类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归类为“狂热的右翼”。
哈佛哲学评论：除了经济复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吗？
罗蒂：我的预感，是只要中产阶级的收入长期处于下降趋势，只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繁荣与短缺的正常循环就不太重要。我认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逆转这种情况。我没有任何乐观的建议。
哈佛哲学评论：那么你对前途是悲观的，是吗？
罗蒂：我没有充分的信心说在经济方面，一切都有确定性，但对我来说，关于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怎样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生活标准产生影响的任何预言，都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我认为，只要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处于危险之中，民主政府就处于危险之中。
实用主义哲学
作者：[美]理查德·罗蒂 著 [美] 林南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2
哈佛哲学评论：你曾把自己描述为“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派”。有了这个自我定位，你是怎样看待当代知识界左派的？他们的思想先后被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所充实。
罗蒂：这个定位（“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派”）被认为是一个笑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机智的矛盾修饰法，但其他人没有感到它的幽默。
我认为，真正存在的左派有两个。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力图调整马克思主义，使它适合于朴素的、社会民主的和改革者的左翼政治。我觉得我自己属于这个左派，它等同于在美国所谓的老左派，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民主左翼，以《异议》（Dissent）杂志为中心，其中有欧文·豪（Irving Howe）等人。
我认为还有的左派是没有的，如福柯的左派，它不想成为改革者，不想成为社会民主派。弗里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就是这种左派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看不到它们在美国有什么实用价值，它们似乎只是让左派看起来很荒谬。
哈佛哲学评论：你认为当代福柯式的知识界左派对美国大学有什么影响？你同意如今通常针对左倾知识界提出的批判吗？
罗蒂：福柯的左派在美国大学教师中大约占2%，除了充当一个靶子吓唬右派以外，它不是很重要。它使得右派对美国大学产生大量的仇恨情绪，因为它瞄准的是这极少数人。
哈佛哲学评论：在有代表性的美国大学里，吸引人文学教师的政治中心是什么？
罗蒂：还是左翼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以及改革派，但福柯派制造的更多的是噪音。
哈佛哲学评论：1994年秋，你写了一篇社论，内容是弗吉尼亚州参议院选举，你在其中的分析表明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的候选人身份是弗吉尼亚人的价值危机的征兆。人们在诺斯身上发现的那种旧式的“男子汉”的美德与你在当代美国中产阶级身上看到的文化特质有可比性吗？它是否产生于同一种恐惧？
罗蒂：是的，当时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和部队军官大约是同时成了坚强和纯洁的人物。人们认为，他们决不会有道德弱点或者其他弱点，因此也就决不会是坏人，即自由派。他们是反对软弱、糊涂和迂腐的知识分子的坚强卫士。
哈佛哲学评论：今天，美国实用主义向我们提供了什么资源？
罗蒂：在哲学教授中间，美国实用主义以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形式，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途径，使我们能走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这个无聊的问题，这个问题被人们重复谈论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戴维森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摆脱自从康德以来一直折磨着哲学的那种在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的摇摆。我认为，戴维森从语言的角度重新撰写了詹姆斯和杜威从经验的角度所做的工作。
实际上，我刚刚阅读完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的著作《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他认为，戴维森将保持那个摇摆不停地进行下去，因为没有人接受戴维森的这样一个观点：信念大都是诚实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哲学教授，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戴维森的观点。
在哲学专业以外，我认为，实用主义延续了爱默生和惠特曼的理想主义的、向前向上的传统，这个传统视美国民主制为最伟大的发明，是一切善事好事的源泉。
偶然、反讽与团结
作者：[美]理查德·罗蒂 著，徐文瑞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3-01
哈佛哲学评论：这就是科尔内尔·威斯特（Cornel West）在《美国对哲学的逃避》（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中所说的那种爱默生的自然神学。
罗蒂：是的，我认为威斯特在政治和精神的维度上给了实用主义一个很好的说明。
哈佛哲学评论：你经常谈到英美哲学教授不愿意接受不按照已有定论的问题来划分的哲学。怎样改革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以改变这种情况？
罗蒂：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认为，哲学教授被束缚在英语世界里。而本科生也许真的愿意更多地倾听尼采和其他欧洲人，但哲学教授们却感到这样做对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是很糟糕的，会诱使他们向非理性主义、文学和非科学的思想发展。如果哲学教授不能克服这个障碍，我认为他们将使自己陷于困境。
因此，在英语世界里的哲学系正在把自己与大学的其他系分割开来，这种做法最终将使哲学系衰落。我希望他们停下来。
哈佛哲学评论：在《实用主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中，你提出了我们可以结束在“哲学”这同一个名分下，讲授两个不同学科的局面，一个是大陆思想和文学批判，另一个是科学取向的分析哲学。这个判断现在还成立吗？
罗蒂：是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与文学批判关系不大，它更多地与历史相关。在英语世界之外，哲学教授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哲学史的训练。在欧洲，只要你能把从古到今的哲学史的故事讲好，你就是一个好的哲学教授。
这样的专业训练与英语世界里的专业训练有很大不同，在英语世界里，你被指定紧跟“预印本文化”（preprint culture），而且要花费时间接触该领域中新的热点问题，因此，很难想象，两种训练能走到一起。两组学生在研究生院接受的训练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到了他们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另一组学生在操心什么。
哈佛哲学评论：你认为你自己接受的哲学教育中，哪部分是最有价值的？
罗蒂：哲学史，这些知识大部分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那里的哲学史就是原原本本的历史。哲学系的领导是一位哲学史专家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他总是叫你认真地学习。如果你不会熟练背诵大量的哲学史内容，就拿不到硕士学位。假如我没有被迫阅读所有这些作者，我就读不懂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我就会后悔。
另一方面，如果我没有我们现在称之为分析哲学的背景，我就不能评价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和唐纳德·戴维森，我也会后悔。
（本文原题为《理查德·罗蒂：福柯派制造的更多的是噪音》，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他者的精神生活）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罗蒂在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罗蒂的主要著作在国内出版的有：《哲学和自然之镜》《真理与进步》《偶然、反讽与团结》《筑就我们的国家》等。
原标题：《理查德·罗蒂：当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还在求学时，海德格尔就是他们的哲学家了 | 纯粹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