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赵南柱：全世界都有“82年生的金智英”
原创 知了君 知了x FUTURE
翻看《82年生的金智英》，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的，年复一年的婚后生活，金智英所做的一切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她学生时期所遇到的一切，相信每位东亚女孩都有相同的经验。该书作家赵南柱在采访中说，她以为欧美女性阅读此书时不会有太多的共鸣，但令她惊讶的是，许多英语国家的女性读者同样产生了深刻共情。她愈发确信：女性之间存在着超越国界与社会体系的共同感知和问题意识。
精英女性也是普通女性
Q:
您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您对性别的敏锐度？
Z:
我从初中到大学读的都是女校。那段时期反而让我很少有机会去思考或意识到自己的性别问题。直到毕业后，我才惊觉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竟如此根深蒂固。性别不同，分配到的社会角色、期待和福利就截然不同，尤其是婚姻、生育和育儿像三座大山般追着女性跑。
正因为我在没有男女区分的环境中长大，我才能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区分本非理所当然，甚至常常导致歧视性的结果。
Q:
梨花女大被视作韩国女性主义的象征，但您的作品却时常描写普通女性。这种“去精英化”叙事是否是有意为之？
Z:
梨花女子大学毕业的女性也好，女性主义者也罢，本质上都是“普通女性”。这两者从来就不是对立的概念。
Z:
所谓“女性主义是精英女性专属”的论调，不过是反女性者惯用的陈词滥调。他们指责精英女性借女性之名谋取私利，却对底层女性的困境视而不见。确实，成功女性更容易被看见，引领讨论的也往往是特定群体。但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从不会只关心符合自身利益的议题——打破职场天花板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选择不育的女性同样在为工作家庭平衡发声，低收入群体的卫生巾补贴诉求也不仅是贫困阶层的问题。
Q:
从电视剧编剧转型为小说家，为何选择将笔触聚焦于普通女性（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无名者”）？
Z:
在我的创作中，我始终避免用阶级、经济实力或社会成就来划分女性。这正是我的小说聚焦“普通”女性形象的原因。但同时，我也竭力确保这些角色不会抹杀每个女性个体所面临的独特困境。
小说这种体裁，通常需要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通过特殊事件的历练展现成长蜕变。但创作《82年生的金智英》时，我刻意反其道而行之。固然是出于对平凡生活的关注，但更希望读者能将自己或身边人代入思考。我通过重组新闻报道和统计数据，塑造了一个极致平凡的女性形象。与其说金智英是内心复杂的典型角色，不如说她更像一个空置的容器——任何女性都能毫无违和感地将自我装入这个框架。
Q:
《82年生的金智英》的灵感是否来自真实事件？韩国社会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女性共鸣 vs 男性抵制）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Z:
小说中的情节并没有直接取材于我个人或身边人的真实经历。我是以统计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从出生、成长、就业到婚育的人生轨迹，再结合女性生活研究报告、访谈专栏、随笔和网络社群的素材，最终塑造出金智英这个形象。
男性读者的强烈抵触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事实上在出版初期，许多男性读者——包括政界人士和公众人物都在推荐这本书。直到在“女性复兴”浪潮中，这部作品被符号化为女性主义文学标杆后，才突然遭遇大规模诋毁。看到那些未完整阅读就急于攻讦的反应，确实令人既沮丧又疲惫。
作品中的女性困境与反抗
Q:
您的作品如《她的名字是》《晚安，高漫妮》常以琐碎日常揭露结构性压迫，为何选择这种“平淡中的残酷”风格？？
Z:
我始终认为，个人的选择从来不是完全自主的决定，它必然受到社会价值观、普遍认知和法律制度的塑造。正因如此，比起那些穷凶极恶之徒的蓄意伤害，普通人循着惯性脱口而出的话语、无意识间做出的举动，往往会造成更普遍的伤害。
单凭个人努力来改善生活和环境是存有局限性的，能带来的改变终究有限。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不仅为了自己，更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比起塑造极端的善恶形象，或是描写特别不幸或幸运的戏剧性案例，我更关注平凡日常中那些普通的善与恶、寻常的幸运与不幸。
Q:
《82年生的金智英》与《她的名字是》中的年轻女性角色（如00后）面临的问题有何变化？韩国年轻一代女性是否真正走向了“觉醒”？
Z:
在这场政治动荡与弹劾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正是年轻女性。在所有性别与年龄层中，年轻女性的参与率具有压倒性优势。从竞选时期就主张废除“女性家庭部”的尹锡悦，上任后持续否认结构性性别歧视的存在，其政策不仅助长厌女情绪，更将这种歧视扩展至政治领域——系统性删除政策文件中的“女性”表述，削减相关预算，对女性权益实施全方位压制。
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女性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社会参与度。无论是投票选举、政党加入，还是线上线下集会与联署活动，这个群体的参与率都遥遥领先。她们正在通过街头抗争和日常实践，奋力突破这个压抑的时代。
Q:
您如何看韩国“脱束身衣”“不婚不育”等激进女性运动与文学中温和叙事的张力？
Z:
我从不认为“脱束身衣”、不婚不育是激进的选择。当经济低迷、就业艰难、生计压力迫使年轻人放弃婚恋生育时，女性还额外面临着性犯罪风险、父权社会氛围和工作家庭难以兼顾的困境，自然对异性关系更加望而却步。这些现实困境先于运动，后来才被赋予标签，逐渐形成社会运动。
因此，即便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叙事看似平静如水，那些角色面临的困境、挣扎与抉择，实则与女性运动存在着深刻关联，甚至本身就是抗争的组成部分。
“这是关乎社会公理
与正义的命题”
Q:
韩国的高压父权制（如职场性别歧视、生育率全球最低）在您的作品中如何被解构？
Z:
我是个习惯凝视现实的人。比起颠覆性思考或提出新范式，我更想通过文学语言让人们与那些“理所当然”的日常性别歧视保持距离——具体记录那些从未被质疑过是否属于父权思维、歧视性言论或不合理处境的生活片段、情绪和对话，以此制造认知不适。就像在《82年生的金智英》里，我事无巨细地描写了节日家庭场景、职场酒局对话和家务劳动流程。
虽然我也会刻画勇于抗争的女性，或描绘体制外生存的故事，但从不认为小说必须肩负颠覆现实的责任。作品不需要提供完美结局或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合上书页后，读者能否持续思考、讨论并付诸行动。
Q:
您认为“金智英现象”是否推动了韩国政策改变（如堕胎合法化、延长产假）？文学能多大程度影响现实？还是只是提供了一个“乌托邦”？
Z:
小说出版后，确实催生了一系列社会反响：以书中故事为蓝本制作的80年代女性生存纪录片，针对82年生女性职场现状的调研报告相继问世，就连徐志贤检察官在发起#MeToo#指控时也援引了书中内容。更有被称为“金智英法”的相关法案被提出。当然，这些变革自有其内在动因，即便没有这部小说也终会发生。但如今回望，能见证《82年生的金智英》成为时代变革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我深感欣慰与自豪——因为这终究是向着正确方向的改变。
Q:
您的作品中男性多为“背景板”或“压迫符号”（如金智英的丈夫、父亲），这是否刻意为之？男性读者如何反馈？
Z:
我认为金智英承受的痛苦并不来自某个具体的施害者。初稿中确实包含家暴、约会暴力等明确加害情节，但定稿时都被删除了。我刻意避免极端人物和戏剧冲突，试图用更温和克制的笔触呈现——也希望男性读者能够不带抵触地阅读。
当然，小说结尾处叙述者精神科医生这个角色颇具深意：他能体谅妻子的处境，却对女同事的遭遇视若无睹。这揭示了社会惯用的共情逻辑局限——当向男性解释厌女现象和性别歧视时，人们总说“想想你母亲”“假设是你妻女”。但这类说教本质上存在缺陷，因为这不该是出于个人好恶的选择，而是关乎社会公理与正义的命题。这正是我想指出的关键。
东亚女性的生存图谱
Q:
金智英的“平凡”为何能引发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女性的集体共情？您如何看待这种东亚女性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共情是否具有地域局限性？
Z:
在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父权氛围依然浓厚的社会里，这部小说确实引发了更强烈的共鸣。最初我甚至怀疑——欧美国家的读者能否理解这个故事？毕竟韩国女性的生存境遇似乎与他们相去甚远。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英语国家的女性读者同样产生了深刻共情。如今在韩国，我们常把那些聚焦婚姻、生育与育儿的海外作品称为'某某版本的金智英'，比如'好莱坞版金智英'、'法国版金智英'——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温柔之歌》和电影《塔莉》《婚姻故事》都被这样类比过。每当此时，我愈发确信：女性之间存在着超越国界与社会体系的共同感知和问题意识。
Q:
您曾提到“写作是替沉默者发声”，在东亚文化中，女性“失语”的根源是什么？
Z:
父权制本质上是一场代际传承的接力——从父辈到子辈，财富、权力、文化传统都在男性谱系中延续，女性则被系统性边缘化与抹除。尤其在儒家文化中，亲子关系被奉为天伦，父亲的权威不容置疑，性别隔离的教条更成为东亚社会性别制度的根基。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女性从未缺席过劳动生产、艺术创造与社会变革，只是她们的贡献或被除名，或被贬低。而今我渴望见证女性成就得到如实记载，女性声音被完整留存，这也正是我作为写作者的使命。
Q: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妻职”“母职”如何异化为女性的枷锁？
Z:
职业成就与自我实现的渴望，女性与男性并无二致。韩国女性高等教育完成率持续攀升，自1980年代出生群体起已反超男性。如今女性在各行各业都承担着重要角色。然而，“女性更擅长家务、育儿、赡养等照料劳动”的性别刻板印象依然根深蒂固——即便在双职工家庭，妻子投入家务的时间仍是丈夫的三倍。这意味着当代女性不得不同时肩负职业追求与家庭照料双重负荷。
曾几何时“阿尔法女孩”“女超人”等标签风靡一时。这种要求女性必须事业家庭双丰收的社会期待，实则是强加于女性的双重标准。我认为，正是这种畸形压力直接导致了当下女性对婚姻生育的普遍抗拒。
Q:
您曾说“金智英们需要愤怒”，但现实中愤怒常招致打压，女性该如何平衡“反抗”与“生存”？您认为东亚女性的解放路径是“个体反抗”还是“制度变革”优先？
Z:
韩国在女性复兴浪潮后，确实遭遇了激烈的反扑。但社会变革从来不是直线前进，它往往要经历“正反合”的辩证过程，缓慢而艰难地推进。若因惧怕压迫而不敢愤怒，现状就永远无法打破。
“个人反抗”与“制度变革”必须双管齐下，难分孰轻孰重。正如卡罗尔·哈尼施在《个人的即政治的》中所说：“最私人的体验，往往就是最政治化的议题。”
不害怕被定义为
“女性主义作家”
Q:
您会担心被标签化为“女性主义作家”吗？这类标签是否限制了创作自由？
Z: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不让任何人因性别而丧失机会与可能，免于暴力与威胁的恐惧”。正因如此，我坦然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女性主义不该是严苛的资格认证，而应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导向。我甚至希望人们能更放松地使用这个词，所以被称作“女性主义作家”并不会让我感到有所负担。
虽然我的小说确实属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但它们绝非仅止于此。任何被称为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都不该被简化为单纯的性别议题——它们同样探讨人性本质、社会矛盾与历史进程，在叙事艺术和情感深度上也有其独特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女性文学常常被狭隘解读，人们只盯着“女性”标签，却忽视了作品的其他闪光点。这种片面的阅读方式，确实让人颇感惋惜。
Q:
您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
Z:
最近我出版了两部青少年小说，目前已在韩国上市。女儿步入青春期后，我开始深入思考青少年的心理世界、日常生活以及亲子关系——这些思考最终化为了笔下的故事。虽然现在没有正在创作或计划中的作品，但下一部小说可能会聚焦一位童年饱尝贫困的女性人生。
金智英们需要愤怒
采访 | Jane
撰文 | Jane
原标题：《对话赵南柱：全世界都有“82年生的金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