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本文选自《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伊朗裔作家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讲述了她在自己的客厅里建立的“私人课堂”——与女学生一起阅读《洛丽塔》。
“总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的影子，一个唯有通过虚构方可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的男女主角不至于彻底绝望，这个世界成为残酷人生中的避风港。”
文学不仅应与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也应成为一个如此的避风港。欢迎留言分享你的阅读体会。
▲阿扎尔·纳菲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曾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自由伊斯兰大学以及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教授西方文学。
01
德黑兰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
1995 年秋，辞去上一份教职后，我决定纵容自己去圆一个梦。我挑了七位最优秀最用功的学生，邀请她们每星期四早晨到我家来讨论文学。她们清一色是女性——在我私人的住所开男女合班的课风险太大，即使讨论的不过是小说。我们的课堂虽是男性止步，但仍有一名男学生锲而不舍，坚持伸张他的权利。于是他，也就是尼玛，私下照样阅读指定的作品，并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到我家来讨论我们正在看的书。
我时常玩笑似的以斯帕克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提醒学生，并问：“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因为我生性悲观，相信到头来总会有人背叛我。娜丝琳曾调皮地回答：“你自己说过，到头来我们都会背叛自己，成为出卖自己基督的犹大。”玛纳则强调我并非布罗迪小姐，而她们不过就是她们自己罢了。她让我想起我常挂在嘴边的叮咛：无论是什么情况，千万别把小说当成现实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而是真相的顿悟。不过假如要违背自己的告诫，选一部最能反映我们在伊朗生活的小说，那绝非《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或《一九八四》，而是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或更贴切的《洛丽塔》（Lolita）。
我们的周四晨间研讨会进行了两年，我在德黑兰的最后一夜，有几个朋友和学生前来道别，顺便帮我打包。当我们将屋里所有的东西打包，当所有物品和色彩褪成八只灰皮箱，像精灵幻化成烟、缩进瓶中后，我和学生们衬着餐厅光秃秃的白墙，合拍了两张照片。
那两张相片此刻就在我眼前。头一张有七个女人，她们倚墙而立，按当地法律规定，穿戴黑袍黑头巾，全身包得密不透风，只露出脸蛋和双手。第二张照片还是同一批人，同样的姿势，倚着同样的墙壁，唯一不同的是，她们除去了外层的包覆。她们因缤纷的色彩而有所区分，因衣服和头发的颜色、式样与长度而独特，就连那两个仍戴着头巾的女孩看起来也不太一样了。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论晴雨，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来我的住处，当我目睹她们卸除非穿戴不可的面纱长袍、绽露琳琅满目的色彩时，每每不能自已。学生们走进房间之际，卸除的不只是头巾和袍子。每个人的轮廓和形状逐渐浮现，起居室的窗户框有我深爱的艾布士山脉。起居室里的天地成了我们的避风港、我们自给自足的小宇宙，嘲笑着眼下现实世界的城市里一张张被黑头巾裹住的怯懦面孔。
这课程的主题是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阅读波斯的古典文学，如《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创作女王山鲁佐德（Scheherazade）的故事以及西方的经典之作——《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黛西·米勒》（Daisy Miller）、《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当然还有《洛丽塔》。我边写书名，回忆边随风席卷而来，惊扰了这他乡异地秋日的宁谧。
此时此地，在这频频出现于我们课堂讨论的另一个世界，我坐着重温和学生（后来我都称她们为“我的丫头”）在德黑兰一个看似阳光灿烂的房间读着《洛丽塔》的情景。但若要一窥《洛丽塔》中诗人罪犯亨伯特的内心奥秘，我需要诸位读者在脑中想象我们的存在，否则我们便不是真的存在。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想象我们在最隐私的秘密时刻，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间，聆听音乐、坠入情网、漫步街道，或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然后，再想象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赶入地下，见不得光。
今天我之所以会写纳博科夫，是为了庆祝我们即使在德黑兰的逆境中依然读了纳博科夫。我选择他小说中我最后教授、也藏有许多回忆的一部。我想写的是《洛丽塔》，但此时我必须重提德黑兰的往事，才能写出有关这小说的一切。这是德黑兰的《洛丽塔》，不仅《洛丽塔》给德黑兰换上一种不同的色调，德黑兰也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的小说，将它转化为“我们的《洛丽塔》”。
02
起居室内有另一个小说世界
于是9月初的某个星期四，我们初次在我的起居室聚会。她们来了，我先听到门铃，一阵停顿后，传来街边大门关上的声音。接着我听见脚步声，先爬上迂回的楼梯，再经过我住所门口。我朝前门走去，眼尾余光扫到旁边的窗子透出一片天。每个女孩一到门口就脱去长袍和头巾，有时会左右甩甩头，顿一顿，才走进起居室。只不过此刻眼前并没有起居室，唯有回忆嘲弄的幻影。
起居室比我家中任何一处更能显示我四处迁徙、有如借来的生活，基于经济需要和个人选择，我将不同时空搜集而来的家具陈列在一起。奇怪的是，这些不搭界的成分却营造出一份均衡和谐，公寓中其他房间即使经过刻意装潢，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母亲每每看见一幅幅靠墙摆的画，一瓶瓶搁置地上的花，以及没挂帘子的窗，就无法忍受。我迟迟不愿挂上窗帘，后来有人提醒我这里是伊斯兰教国家，窗户必须挂上窗帘，我才勉为其难挂上。母亲总是感叹：“你到底是不是我生的？从小我没教你要保持整洁吗？”她的语气原本正经八百，但同样的唠叨反复了这么多年，如今几乎已成为亲昵的仪式。我的小名叫阿飒，她总说：“阿飒呀，你已经是大人了，淑女要有个淑女的样子。”然而她的语气却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年幼、脆弱而顽固，即使在回忆中听见她的声音，我也知道自己从未达到她的期望，成为她费心要我做的淑女。
当时我并没怎么注意那间起居室，如今它在我心目中却地位特殊，成为珍贵的回忆场景。那是个宽敞的房间，布置着零星的家具和装饰。角落的壁炉是我先生比冉异想天开的杰作，墙边摆着一张鸳鸯椅，我在椅子上铺了一条母亲许久前送的蕾丝罩。有张浅桃红色的长沙发面对着窗户，搭配两张同系列的椅子和玻璃桌面的方形铁桌。
背对窗户的那张椅子是我的老位子，窗子底下有条叫作阿萨尔的死巷，窗户对面则是以前的美国医院，医院原本小而高级，如今却喧闹拥挤，专门收治退伍的伤患残兵。每逢“周末”（伊朗的周末为周四与周五），小巷子便挤满上医院看病的人，他们携家带口，仿佛来野餐似的。邻居引以自豪的前院遭到严重的蹂躏，夏季尤其凄惨，因为他所钟爱的玫瑰常被顺手牵羊。我们听得见孩子的喧哗、哭闹和嬉笑，他们母亲的怒吼也夹杂其中，一面叫唤孩子名字，一面扬言要处罚他们。偶尔会有一两个孩子按了我们的门铃就跑，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施故伎。
母亲住这栋公寓一楼，我住二楼，弟弟住三楼，不过他去了英国，三楼经常是空的。从二楼望去，我们看得见一棵大树的树梢，以及城市房舍尽头的艾布士山。这条街、医院和它的病患已被逐出视野，从底下传来的零碎噪音才让我们隐约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从我的座位看不见我钟爱的山脉，可是在我座位对面、餐厅最远的那堵墙上，挂着一面父亲送的椭圆形古董镜，镜中的反影让我得见即使在夏季依然白雪覆顶的艾布士山，并观察树木变换色彩。这去芜存菁的景致总让我觉得那嘈杂声并非来自底下的街道，而是来自遥远的异地，其始终不断的嗡嗡声是我们在那数小时内，与不愿面对的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
对我们全体而言，那间起居室成为犯规的场所，无异于梦幻国。我们围着摆满花束的大茶几而坐，悠游进出我们所阅读的小说世界。回首前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所吸收的一切令我诧异，套一句纳博科夫的话，透过小说的魔力，我们正要体验何谓化腐朽为神奇。
03
梦想中的课堂
上课第一天的清晨六点，我已经起床，兴奋得吃不下早餐，只随便喝点儿咖啡，然后慢条斯理冲了个舒服的澡。水顺着我的颈子、背部、双腿而下，我站在那儿仿佛生了根，又好似轻飘飘。多年来，我头一次感到期待却没压力，不需要像白天在大学教书时一样忍受那些磨人的仪式，被迫穿规定的服装，表现出应有的行为和克制的举止。因为这堂课我所要作的准备是截然不同的。
伊朗的生活如四月天，阴晴不定，反复无常。政府当局一会儿怀柔，一会儿高压，让人无从捉摸。当时在经过一段相当平静和所谓自由的时期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严苛的政治氛围。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这些人制定更严格的法令，当时大学里已规定必须男女分班，还惩处了不听话的教授。
从 1987 年起，我就在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任教。该大学被点名为全伊朗自由色彩最浓厚的学院，据说教育当局有某位官员故作夸张，问阿拉梅大学的教授是否以为自己住在瑞士？“瑞士”已成为西方堕落腐败的代名词，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程或活动，都会以“伊朗并非瑞士”来奚落一番。
压力最大的是学生，我听他们没完没了地诉苦，却爱莫能助。女学生因为上课迟到跑步上楼、在走廊上嬉笑、和异性交谈而动辄得咎。有一天莎娜姿在我们讨论快结束时，哭着冲进课堂。在啜泣间，她向我们解释迟到是因为门口的女警卫从她包包里搜出腮红，痛斥了她一顿，打算赶她回家。
我为何突然放弃教学生涯？我问过自己无数次。是那所大学的水准每况愈下？别的教授和学生态度日渐冷漠？还是每天都必须和反复专横的规章法令搏斗？
我用丝瓜络擦过皮肤，忆起大学当局接到我辞呈时的反应，不禁一笑。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骚扰我、限制我，监视我的访客，控制我的行动，不核准我早已合格的终身教职，可是等我递出辞呈，他们却又忽然可怜起我来，不让我辞职，令我大为光火。学生扬言要罢课，让我稍感快慰的是，我后来发现，尽管校方威胁要秋后算账，学生们仍以行动抵制了顶替我的教授。每个人都认为我会屈服，最后回心转意。
又过了两年，他们终于接受我的辞呈。记得有个朋友告诉我：“你实在不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不让你辞职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没资格主动求去，他们才有权决定你的去留。”这样的专制蛮横令我忍无可忍。
朋友曾问：“以后你要做什么呢？”枯坐家里吗？我总告诉他们，我可以再写一本书。但其实我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我刚出版了一本有关纳博科夫的著作，其对我生活的影响仍余波荡漾，至于下一本书的轮廓，我脑海中只有若干模糊的概念。最起码我可以暂时继续从事我所喜爱的波斯古典文学研究，不过有一个已在我心中酝酿多时的计划，才是我的优先考量。多年来，我一直很想成立一个特殊的班，一个能让我自由发挥的课堂，而不必像在共和国政权下教书那么缚手缚脚。我想精挑细选几个全心投入文学研究的学生来参加，那些由政府钦点，或纯粹因为被其他科系拒于门外才选择英语文学，或认为拿到英文学位对未来生涯有助益的学生，不是我要的。
在伊朗教书，一如其他行业，必须在政治的现实和法令的专制下低头。当政者强迫我们关切的细枝末节，往往严重破坏了教书的乐趣，假使大学官僚最重视的，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发丝是否整齐，试问老师如何能好好教书？当教职员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葡萄酒”一词尽数删除，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有位画家朋友点醒了我。她初以写生为主，题材多半是废弃的房间、荒芜的屋舍和被丢弃的妇女照片。后来她的作品转趋抽象，在最近一次个展中，她的画面上只剩大片的叛逆色彩，例如我起居室的那两幅，只见幽黯的色块上缀着小小的蓝点。我问她怎会从现代写实主义转为抽象主义，她说现实已变得黯淡荒凉，令人无法忍受，如今我只能画出梦想中的色彩。
梦想中的色彩。我自言自语从淋浴间跨出，踏上冰凉的地砖。我喜欢。多少人能有机会画出梦想中的色彩？我套上宽大的浴袍，从水温暖的怀抱进入浴袍贴身的保护，感觉很舒服。我赤着脚走进厨房，在我最喜欢的红莓图案马克杯里倒了些咖啡，然后忘情坐进走廊上的躺椅。
这堂课就是我梦想中的色彩，开这堂课需要主动脱离已转为横暴的现实。我极度渴望抓住自己少有的乐观心情，因为在心底深处，我并不知道这计划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有个朋友说：“你知道自己愈来愈封闭，如今又和大学断了关系，你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将只局限在一个房间内。你在这儿会有什么发展呢？”我踱进卧室更衣，心想躲进自己的梦里可能是危险的，从纳博科夫作品中的疯狂梦想家金伯特和亨伯特身上，我早已了解这点。
我挑选学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背景并未列入我的考量。这样一个在个人、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混合团体，居然能对共同的目标与理想始终如一，使我日后将其视为这堂课的一大成就。
我特意挑选这几位女生有个原因，她们身上都带着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她们是一般人所谓的独行侠，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别。我之所以欣赏她们，不仅因为她们的求生能力，也因为她们踽踽独行的人生。玛纳曾建议，何不称呼这课堂为“自己的空间”，呼应伍尔夫“自己的房间”。
那第一个早晨，我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挑选衣服，试过各式各样的衣服后，终于选定红色条纹衬衫和黑色灯芯绒牛仔裤。我仔细化妆，涂上鲜红色唇膏。正在戴小小的金耳环时，我突然慌了起来。万一不成功呢？万一她们不来呢？
千万别这样！我央求自己，拜托拜托，至少把所有的疑惧往后挪五六个小时。我穿上鞋，走进厨房。
04
在德黑兰街头
在那起居室之外，我如何能创造出这另一个世界？我别无选择，只能再度诉诸读者的想象力。我们来想象其中一名女生，譬如莎娜姿好了。她正要离开我家，且让我们跟踪她。她道别后，套上黑袍黑头巾，遮住橘色衬衫与牛仔裤，将黑头巾绕在脖子上，以盖住黄金大耳环。她将不听使唤的几缕发丝塞到头巾底下，把笔记收进大袋子里，背起袋子，步出门口到走廊上。她在楼梯顶端停顿一下，戴上薄薄的黑色蕾丝手套，掩住涂了颜色的指甲。
我们尾随莎娜姿下楼，出了大门到街上。你可能会注意到她的步伐和动作已经改变，对她而言，没被看见、听见和发现最好。她走路时不抬头挺胸，反而垂着头直盯地下，连过往的行人也不瞧一眼。她走得很快，带有坚决的意味。德黑兰及伊朗其他城市的街头都有民兵巡逻，白色丰田巡逻车上坐着四名持枪的男女，有时后面还跟着一辆迷你巴士。他们叫作“神的血肉”，巡逻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莎娜姿之类的妇女规规矩矩戴上面纱，没化妆，没和父兄丈夫以外的男人并肩走在公共场所。她会经过墙上的标语，那些标语均摘自霍梅尼和一个叫作“真主党”的组织的原话：男人打领带无异于巴结美国；戴面纱保障妇女的安全。标语旁边有一个妇女的炭笔素描：她的脸没有五官，被黑色的罩袍裹住。姐妹们，捍卫你们的面纱；兄弟们，守护你们的眼睛。
如果她搭上公共汽车，那么公共汽车上的座位男女有别。她必须从后门上车，坐后面分配给妇女的位子。然而在最多可搭五名乘客的出租车上，男女却像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迷你公共汽车上也是，有许多学生向我抱怨在迷你公共汽车上遭到蓄胡敬神的男人毛手毛脚。
读者也许会问，莎娜姿走在德黑兰街头时，心里想什么？这经验对她产生多大的影响？最可能的情况是，她尽量让思绪与周遭环境保持距离。也许她在想弟弟，或身在异乡的情人，以及他们即将于土耳其见面的情景。她是否拿自己和母亲在她这年纪时的处境来比较？母亲那一代的妇女能无拘无束走在街上，自由自在与异性同行，加入警力部队，担任飞行员，活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妇女法律下，这点是否令她愤愤不平？新颁布的法律是否令她感到屈辱？革命后结婚年龄限制从十八岁降到九岁，以及石刑再度成为对通奸与卖淫的惩处，这种种是否令她蒙羞？
在将近二十个年头中，街头已俨然转变为战场，不服从规定的年轻女性被扔上巡逻车，押入监狱，除了遭鞭打、罚款，还可能被迫洗厕所，尊严扫地。可是一旦离开监狱回到街头，她们故态复萌。莎娜姿是否觉知自己的力量？是否意识到，自己每个偏离常轨的动作对公共安全的挑衅，可能让自己陷入多大的险境？她是否在想革命卫兵何其脆弱，十八年来巡逻德黑兰街头，必须忍受像她这样和其他世代的年轻女子走路、说话、露出一小撮头发，只为显示她们尚未心服？
我们已经抵达莎娜姿的家，追踪就在她家门阶上告一段落。进门后，也许她表面上得应付弟弟，但心里却想着男友。
这些女生，我的丫头们，全都兼具真实的历史和编造的过去。尽管她们的身世截然不同，统治她们的政权却企图分离她们的个人身份和过往经历，令她们始终摆脱不了当政者给她们的穆斯林妇女印记。
不论我们是谁，我们已成为别人梦想中虚构的假象，至于我们信仰什么宗教，愿不愿意戴面纱，遵不遵守某些教条，根本不重要。一个严酷的阿亚图拉，一个自我标榜的哲人之王，前来统治我们的国度。他所打的名号是，他的一段过去遭剥夺窃取，如今他要以那段虚幻过去的形象重塑我们。纵容他如此对待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事实是否可聊以自慰？或者我们宁愿不记得这点？
05
为日常生活辩护
不可思议的是，当所有可能性都被剥夺了，再微小的开口也可能成为极大的自由。当我们共处时，我们觉得自己几近绝对的自由。那第一个星期四的早晨，这种感觉便弥漫于空气中。我对这堂课已有构思，也选了不少的读物，但同时我准备让这堂课来塑造我；准备让“小提琴”填满“虚无”，并以“琴声”改造“小提琴”。
我时常自问，是我选择了这班的学生，还是她们选择了我？没错，当初邀她们参加时，我心中设有若干门槛，但如今回头看，创立这堂课的似乎是她们，是她们通过某种隐形的机制，引导我塑造出此刻我心目中的起居室轮廓。
以最年轻的雅西为例，她就在第一张照片中，脸上有种渴望的神色。她俯着头，脸偏向一边，犹豫着不知该选择什么表情。她包着白灰色的薄头巾，于喉间松松打了个结——算是对家族严格的宗教背景形式上的敷衍。雅西在我最后一年教书时，来旁听我为研究生开的课，当时她才读大一。学长们令她心虚，她认为他们较年长资深，不但学养比她丰富，英文比她好，智慧也比她高。尽管她对最艰涩教材的领悟，胜过许多研究生，研读教材也比多数人用功且乐在其中，她却唯有处于戒慎忐忑的不安情绪下，才觉得安心。
在决定离开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约一个月后，雅西和我站在绿色校门前，如今我对这所大学最深刻的记忆，便是那道绿色大门。有好几年的时间，每个上课日我都得穿过大门至少两次，我却依然想不起它确切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那道铁门仿佛具伸缩性，仿佛有魔法，不需靠墙壁支撑，守护着校区。不过我倒记得它的周边，大门的一边是宽敞的街道，似乎直接通往山里，另一边面临一座属于波斯暨外国语文学院的小花园，园中有波斯玫瑰及其他本土花卉，分布于龟裂的装饰用喷泉四周，喷泉干涸的中央则立着一尊残破的雕像。
我对绿色大门的深刻记忆多亏了雅西，因为她在自己的诗中提过。那首诗的名字是《我喜欢的东西有多渺小》。她在诗里描述了她最喜欢的东西——橘色背包、彩色外套、和表哥的那辆一样的单车——还形容了她有多么喜欢从绿色大门进入大学。绿色大门出现在这首诗和她其他的写作中，成为一道神奇之门，引领她进入生活中不准她接触的一切平凡事物的禁忌世界。
然而那道绿色大门，却是她和我所有的丫头不得而入的。大门旁有个挂着帘子的小门，那是个引人侧目的怪东西，因为它根本不该出现在那儿：它以不速之客的傲慢权威张大了口。所有女学生，包括我的丫头们在内，从这小门进到一间黑暗的小屋接受检查。上过那第一堂课许久之后，雅西叙述了自己在检查室的遭遇：“他们先检查我的穿着打扮对不对，包括外套的颜色、制服的长度、头巾的厚度、鞋子的式样、袋子里的东西、哪怕是最浅的淡妆的痕迹、戒指的大小和它招摇的程度。这些都检查过了，我才可以进入大学的校园。同一所大学也有男生就读，大门连同各宽阔的入口、徽章和旗帜，对他们是慷慨开放的。”
那个小边门是无限的挫折、屈辱和忧伤的根源，其目的原在使所有女生变得平凡、隐形，结果却适得其反，令她们引人注目，成为外人好奇的焦点。
想象雅西和我站在那扇绿色大门前，彼此靠得很近，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笑声。她正在谈论教伊斯兰道德学与翻译的老师。他太太才死了三个月就娶她的妹妹，因为男人——说到这儿雅西压低声音——男人有特殊的需要。
然后当她开始描述他最近上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差异课程时，语气转为正经。此刻她装成这个面团脸的小男人，站在黑板旁，一手拿粉红粉笔，另一手拿白粉笔。他在黑板一边写下斗大的“伊斯兰女孩”白色文字，并于中央画下一条垂直线。在另一边，他以粉红色粉笔写下“基督教女孩”几个大字。经过一阵尴尬的沉默后，他终于说：“一边是处女，洁白无瑕，为丈夫守身自爱，而且只为丈夫献身，端庄贤淑是她力量的来源。至于另一边，呃，除了不是处女之外，没什么好说的。”令雅西惊讶的是，坐在她后面那两个女生都是伊斯兰学生协会的活跃分子，居然咯咯笑起来，并窃窃私语着：难怪越来越多穆斯林改信基督教。
我们就站在大马路上开怀而笑——这是难得的时刻，我很少见到雅西收敛起迟疑腼腆的微笑，露出纯粹调皮的神情。在她多数照片中，我都没见到这种笑容。她在照片里，多半与其他人保持若干距离，仿佛由于自己在班上是小辈，知所进退。
学生们几乎每天都有这类的故事可说，我们听了好笑，却又感到气愤，尽管我们在聚会、喝咖啡、排队领面包和搭出租车时，已经重复说过无数次。仿佛只要反复诉说这些故事，就能让我们多少掌控得了这些故事；我们非难的语气、动作，甚至歇斯底里的笑声，似乎降低了这些故事对我们生命的钳制。
那次开怀亲昵的相聚，我请雅西陪我吃冰激凌。我们去了一家小店，面对面而坐，中间摆着两大杯咖啡脆皮糖衣冰激凌，心情顿时转变。我们即使不算肃穆，也变得正经起来。雅西出身于开明的宗教家庭，她家曾深受革命所害。他们觉得，伊朗不但未秉持伊斯兰的信念，反而背道而驰。革命之初，雅西的母亲和姨妈加入了一个先进的穆斯林妇女团体，当新政府开始把矛头转向昔日的支持者时，该团体被迫转入地下，雅西的母亲和姨妈躲藏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位姨妈有四个女儿，全都比雅西年长，也都支持一个反对团体，这个反对团体极受信仰虔诚的年轻一辈伊朗人欢迎。姨妈的四个女儿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全被逮捕、拷问和囚禁。出狱之后，每个人都在一年内结了婚，几乎是随便找个人就嫁了，仿佛急于和昔日反叛的旧我做个彻底的切割。雅西认为她们撑过苦牢的煎熬，却逃不了传统婚姻的枷锁。
在我看来，雅西是道地的叛逆分子。她没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或组织，青少年时，就违抗家族的传统，不顾强大的反对，毅然选择自己的音乐。在她家是不准听任何非宗教音乐的，即使收音机也不行，但雅西一意孤行。她是小小的灰姑娘，住在可望却不可及的宫殿阴影下，爱上看不见的王子，而那王子总有一天会听见她的音乐。
她的叛逆不仅止于此：她没在适当的时机，嫁给适当的追求者，反而坚决离开家乡夕拉兹，到德黑兰上大学。如今她有时住姐姐和姐夫家，有时住在具有狂热宗教倾向的叔叔家。这所大学由于学术水准低落，道德价值可鄙，意识形态狭隘，令她大失所望。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家里更局促，因为在家至少还能置身于亲情与学术的气氛下。失去亲情的温暖，令她在德黑兰经常彻夜难眠，她思念父母与家人，也为自己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内疚。后来我发现，她的愧疚感正是引起她长期严重偏头痛的主要原因。
她能怎么办？她不信政治，也不想结婚，但是她对爱情感到好奇。那一天，她坐我对面，手里把玩着汤匙，解释着为何对于她们这样的年轻人而言，人生再普通不过的举动都成为小型的反动和政治的违抗。她这一生都受到保护，从不许离开家人的视线，从没有私人的角落可以让她去思考、感受、做梦和写作。她不可以独自结识年轻男子，家人不仅谆谆教诲她如何在男人面前循规蹈矩，似乎以为他们也可以教导她对男人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她说：“在你们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对我来说既陌生又奇怪。”
她能过我这种人的生活吗？自食其力，牵着心爱的人散步，也许还养只小狗？她不晓得。这就像她脸上的面纱，虽然对她不再有意义，但少了它，她会感到失落。她一直戴着面纱。她是否乐意戴？她也不知道。我还记得她说这话时的手势——在脸前挥一挥，仿佛要赶走看不见的苍蝇。她说她无法想象没戴面纱的雅西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影响她的举手投足？别人会怎么看她？会不会变聪明或变笨？除了她最爱的奥斯汀、纳博科夫和福楼拜小说，这些也是她的执迷所在。
她再度重申自己不会结婚，绝不会。她说对她而言，男人永远存在于书中，她愿意与达西先生共度此生——但即便在书中，也没几个男人让她看得上眼。这有什么不对？她想和叔叔舅舅，和我一样去美国，母亲和姨妈无法成行，但叔叔舅舅们得到了机会。她能否克服一切障碍去美国？她要我给她建议。她们全都要我提供意见。但我能建议她什么？她从生命里所得到的比她所渴望的少得多，我能给她什么意见？
现实中，我不能给她什么，于是我把纳博科夫的“另一个世界”告诉她。我问她有没有注意到纳博科夫大部分小说，如《斩首之邀》、《斜纹章》（Bend Sinister）、《埃达》（Ada）、《普宁》（Pnin），总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的影子，一个唯有通过虚构方可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的男女主角不至于彻底绝望，这个世界成为残酷人生中的避风港。
以《洛丽塔》为例，这是叙述一个十二岁少女走投无路的故事。亨伯特企图将她转变成他幻想中的样子和他死去的旧爱，结果却毁了她。这故事最迫切的真相不在十二岁女孩被老色鬼强暴，而在一个人的生命遭另一人剥夺。假设亨伯特没吞噬洛丽塔，我们不知她后来会如何，然而这部小说，这部完成的作品却满怀希望，甚至是美丽的，不仅为美的事物辩护，也为平凡的日常生活、一切洛丽塔和雅西遭剥夺的普通乐趣而辩护。
进入状态后，我突然灵光乍现，补充道，其实纳博科夫是在报复我们自己的唯我主义；他在这方面报复了霍梅尼、雅西的追求者和那面团脸的男老师。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去塑造别人，但纳博科夫透过对亨伯特的描写，揭发了所有侵占他人生命的唯我主义者的行径。雅西有无穷的潜能，不论是贤妻、教师或诗人，她可以成为自己想做的人，最重要的是她想要什么。
接着，我把我最喜欢的纳博科夫的故事说给她听，故事叫作《魔术师的房间》（The Magician’s Room），不过他原本想取的名字是《地下男人》（The Underground Man）。这故事叙述一位才华洋溢的作家兼批评家，最爱的是小说和电影。大革命以后，他所热爱的一切都被禁止，遁入地下。于是他决定只要共产党执政一日，便不再写作，不再谋生。他很少离开他的小公寓，有时甚至几乎饿死，若没有忠实的朋友、学生和父母留下来的一点钱，他恐怕早就饿死了。
我仔细形容了他的公寓，里面光秃而苍白，包括墙壁、瓷砖，甚至厨房的橱柜，都苍白得醒目。起居室里唯一的装饰是门口对面那片空墙上的一大幅画：画的是树，厚重的颜料和不同的绿色调层层叠叠，虽没光线，树却隐隐发光，仿佛映照出某个发光体的明亮，那发光体并非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内部。
魔术师起居室里的家具包括一张棕色沙发、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搭配的椅子。有张摇椅似乎搁浅在起居室和餐厅之间，而一条早被遗忘的旧爱送的毛毯随意扔在摇椅前。“地下男人”在这房内，在那沙发上，接见精挑细选过的访客。他们包括著名的制片人、编剧、画家、作家、批评家、昔日的学生与朋友。他们全都为了自己的电影、书籍和情人的问题，来请教他的高见；他们想知道该如何钻法律漏洞，如何瞒骗审查的大剪刀，或如何继续搞秘密恋情。他为他们塑造作品和人生，耗时费日讨论概念的架构，或待在剪辑室修剪影片。他建议某些朋友如何与情人言归于好，又建议某些人若想把书写得更好，就该去谈恋爱。他几乎读遍苏联所有的出版物，对于国外最新或最优秀的电影与书籍也有所涉猎。
许多人希望成为他地下王国的一分子，但他只挑选少数几个通过他秘密考验的人。他开出所有条件，再根据个人的理由来决定接受或拒绝对方。他帮助朋友所要求的回报是，不准公开认出或提起他的名字。有不少人因为违反了这项要求，被他列为拒绝往来户。我记得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之一是：“我想被遗忘，我不是这社群的一分子。”
雅西脸上的神情鼓舞我塑造和创造我的故事，她提醒了我，小时候，父亲在夜里和清晨上班前坐在我床边编织故事时，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他生我气时，他要我去做某件事时，他想讨好我时，这些日常相处中平凡的点滴细节，都被他转化成故事，以倏然的惊悚与战栗令我听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我没告诉雅西的是，这位对国家而言如武装叛军般危险的魔术师，并不存在——起码不存在于小说中。他是真实的，他住的地方离我们用长汤匙漫无目标搅拌高杯的地方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
那就是我决定邀雅西来参加这一班的经过。
06
我们是洛丽塔吗？
我请读者想象我们正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部小说叙述一个男人为了占有、俘虏一名十二岁少女，间接导致她母亲夏洛蒂死亡，并将她当成禁脔长达两年。读者可能不解，为何是《洛丽塔》？为何要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并非洛丽塔，当权领袖也不是亨伯特，伊朗更非亨伯特所谓的海滨公国。《洛丽塔》不是对共和国政权的批判，但它反对一切极权思想的本质。
我们看亨伯特在洛丽塔母亲死后，到洛丽塔的夏令营接她，而她尚未获悉母亲死讯那一段。这一幕是两年禁锢的序曲，两年期间，年幼无知的洛丽塔随着她的监护人兼爱人，漂泊过一家又一家的汽车旅馆：
让我暂且回味那情景里所有琐碎命定的细节：丑老太婆霍姆斯开了张收据，搔搔头，拉开书桌抽屉，把零钱倒在我不耐烦的手掌上，再整齐摊开一张纸钞，快活地说：“……还有五块钱！”女孩们的照片；俗丽的蛾或蝴蝶，仍活着，牢牢钉在墙上（“自然教学”）；营区营养师镶框的证件；我颤抖的手；效率高的霍姆斯所制作的桃乐莉·海兹7月表现成绩单（“佳；偏好游泳与划船”）；树声鸟叫，还有我剧烈的心跳……我正背对敞开的门站立，一听见她的呼吸与说话声从身后响起，顿感热血涌上头部。
尽管这称不上《洛丽塔》最可观的一幕，却充分展现纳博科夫的技巧，而且我认为整部小说的核心就在此。纳博科夫自称是画家般的作家，而这一幕正诠释了他话中的含意。之前已发生过的事件（夏洛蒂发现亨伯特出轨及接下来的冲突，导致夏洛蒂意外致死），和预知更多可怕的事将接踵而至，两者之间的紧绷张力，蕴藏于整段描写中。纳博科夫将琐碎的物品（镶框证件、女孩的照片）、普通的报告记录（“佳；偏好游泳与划船”），与私人的感受与情绪（“我不耐烦的手掌”“我颤抖的手”“我剧烈的心跳”）并列，预先为亨伯特恐怖的行为和洛丽塔孤苦无依的未来埋下伏笔。
在这看似写景的场面中，普通的物品因穿插了情绪而失衡，揭露亨伯特罪疚的秘密。从此以后，亨伯特的颤抖与悸动将时刻伴随他所有的叙述，不论看来多微不足道的风景、时间与事件，都将染上他个人情绪的色彩。读者是否如同我的丫头们，也感受到，由于亨伯特表现得像个正常的丈夫、继父和人类，其行为与情感中所隐含的邪恶更可怕？
另外还有那只蝴蝶——或蛾？亨伯特分辨不出两者，其轻忽的态度暗示他在道德上对其他事的冷漠，并具体反映在他对夏洛蒂儿子的夭折和洛丽塔夜泣的麻木不仁。有人说洛丽塔是狐狸精，她的遭遇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些人可别忘了她夜里总是靠在强奸和囚禁她的人怀里啜泣，因为诚如亨伯特忧喜参半地提醒我们，“她无处可去”。
这使我回想起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亨伯特没收洛丽塔生命的情景。读《洛丽塔》最先令我们震撼的是——其实那也在第一页——洛丽塔居然以亨伯特造物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她只有惊鸿数瞥，他告诉我们：“令我着魔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创造、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也许比洛丽塔更真实……没有意志、知觉，缺乏真正的生命。”亨伯特钳制洛丽塔的第一步是替她取一个反映他内心欲望的名字。就在第一页，他预示她于不同情况下的各种名字，“罗”“罗拉”，以及他怀中永远的“洛丽塔”。我们也得知她“真正”的名字是“桃乐莉”，即西班牙文中“痛苦”之意。
为了重新创造她，亨伯特必须抹杀洛丽塔真实的过去，代之以他自己的版本，将洛丽塔转化为他年轻时失去的旧爱安娜贝·李。我们认识洛丽塔是间接通过亨伯特，得知她的身世，也是通过她的叙述者／侵犯者的过去或捏造的过去。这就是亨伯特自己与许多批评家（包括我的学生尼玛在内）所谓的亨伯特对洛丽塔所作的唯我化（solipsization）。
然而她有自己的身世，纵使亨伯特抹杀她的过去，企图孤立她，我们仍不时瞥见那真实的过去。这片段的匆匆数瞥，在纳博科夫的技巧处理下，与亨伯特对过去全方位的沉溺相对照，更为显著。洛丽塔身世堪怜，父亲过世，弟弟两岁夭折，如今母亲也离她而去。如同我的学生，洛丽塔不但失去过去，也缺乏过去，成为他人梦想中捏造的产物。
在某一方面，伊朗的真实过去在窃据者的眼中仿佛不存在，就像洛丽塔真实的身世在亨伯特看来已幻化于无形。洛丽塔的身世、欲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在亨伯特渴望将一个十二岁的野丫头变成情妇的妄想面前，必须黯然失色。
一想到洛丽塔，我就想到那只被钉在墙上、半死不活的蝴蝶。蝴蝶并非显著的象征，但它的确暗示亨伯特以同样的方式困住洛丽塔；他要她这活生生的人变得动弹不得，要她舍自己的生命就他给的静止生命。在读者心目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人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唯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
这就是我阅读《洛丽塔》的角度。我们于课堂上一再讨论《洛丽塔》，讨论中融入了学生深藏的忧伤与喜悦。就像信纸上的泪痕，这一次次深入内心隐私的尝试，逐渐改变了我们对纳博科夫的讨论。我更常想到那只蝴蝶；使我们紧密相连的，正是囚犯与狱卒间这份反常的亲昵关系。
文字丨选自《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美] 阿扎尔·纳菲西 著，朱孟勋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图片丨部分图片选自电影剧照《在德黑兰读<洛丽塔>》（2024）《洛丽塔》（1997）
原标题：《我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