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舌：社会报复与政治儆戒 | 王子今

原创 王子今 文史哲杂志

摘 要

新朝在民众武装暴动的冲击下败亡。王莽被斩首，又分裂其身，传其首悬于宛市，时人或“切食其舌”。据说这是因为王莽多以言语欺骗世人的缘故。汉代社会舆论可见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人士对于“利口”“巧辩”者取贬抑态度，是值得重视的政治文化现象。王莽以巧妙的言行表演博得声望，最终掌握了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但是新莽王朝的短促覆亡，也与王莽“好空言”“好为大言”，借用儒学经典“以文奸言”的表现有关。王莽舌故事作为身体史情节所提示的政治儆戒意义，是行政史和宣传史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原 题 | 王莽舌：社会报复与政治儆戒

原 载 |《文史哲》2025年第2期，第34-43页

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创立新朝，年号“始建国”，即以当月为正月。公元23年，地皇四年九月，新莽政权在武装暴动的冲击下迅速败亡。反叛者斩杀王莽，又分裂其身，传其首悬于宛市。在反新莽政治势力的中心，据说人或“切食其舌”。有人解说，这是因为王莽多以言语欺骗世人的缘故。汉代社会可见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有影响的知识人对于“利口”“巧辩”行为取批评态度，舆论往往予以贬抑。这一政治文化现象值得重视。王莽以巧妙的言行表演博得极高声望，最终掌握了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史籍所谓“虚名”“专伪”等，揭示了他的言语特征。而新莽王朝的短促覆亡，也与王莽“好空言”“好为大言”，借用儒学经典所谓“以文奸言”的政治行为风格有关。王莽舌的故事是身体史值得注意的情节，其中所提示的政治儆戒作用，有久远的历史意义，行政史和宣传史研究者都有关注的必要。

一、一个身体史故事的政治文化意义

面对反抗新莽政权的起义武装，王莽死于长安宫中渐台。《汉书·王莽传》记载：

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王邑、王林、王巡、蹛恽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讙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莽时不食，少气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莽就车，之渐台……下晡时……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传莽首诣更始，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汉纪·孝平皇帝纪》文字略异：“十一月戊申朔，汉兵入城。城中人皆降。[莽]避火前殿……王邑兵尽乃还，父子守莽。下晡时兵众上台，邑等战死。……莽藏室中地隅间，校尉公孙宾就斩莽头，军人争莽身，支[分]节解，肌肉脔切。遂传首[诣]更始于宛。”其中没有“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的情节。《汉书》“或切食其舌”，《通志》写作“或窃食其舌”，“窃”或许是“切”字之误。

应当注意到，据《汉书·王莽传》，十月三日庚戌下晡时“杀莽”，《汉纪》则说“十一月”，《资治通鉴》则记述为“九月”。“三日庚戌”斩首，三天后，反新莽军主力入城，“六日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新秩序得以初立，随后，“传莽首诣更始，县宛市”。从王莽死到“莽首”“县宛市”，前后当有六七天的时间。以秋冬之际的天气，“莽首”应已开始腐坏。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发生“或切食其舌”情形，体现了“百姓”对王莽的深切仇恨。即班固所谓因其“佞邪”“恣睢”，“害遍生民”以致“中外愤怨”。

班固这番话见于《汉书·王莽传》文末“赞曰”。班固总结了王莽的政治人生，其中说王莽“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又指出“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对于其言行表现，称“肆其奸慝”，“奋其威诈”，“诵《六艺》以文奸言”。班固指出：“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人们关注愤怒的“百姓”“或切食其舌”的原因，会考虑到王莽“其祸败”，许多是通过言语实现的。清人尤侗《看鉴偶评》卷二写道：“莽之鼓惑人心者，先以虚名欺之，后以小惠诱之也。及其败也，众共诛之，提击其首，切食其舌，即此称功颂德之百姓耳。”表达愤怒的“百姓”，正是此前深受王莽欺骗者。有人切割其舌食用，反映出民众对王莽反复无常、虚伪轻浮的政治表演的厌恶。

“斩首”“传首”“悬首”，作为对严重罪行予以惩治，并示众宣传的方式，见于《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夏四月，诏曰：‘……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北阙，封义阳侯’”。《汉书·傅介子传》记载，傅介子率使团至楼兰，刺杀楼兰王，“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所谓“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即包括“斩首”“传首”“悬首”程式。此后另一比较著名的史例，即《汉书·元帝纪》所记对匈奴郅支单于的处置：建昭三年（前36），“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其事来自甘延寿、陈汤的建议：“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当时曾经“事下有司”讨论，而对于是否“县头槁街蛮夷邸间”，存在不同意见。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然而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汉元帝诏“将军议是”，即最终确定悬首“十日”。匡衡、繁延寿的意见“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指出在“传首”的程序中，已经起到了“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宣传效应。而王莽首所“更历”，由长安至“宛市”，也有类同“以示万里”的意义。当然经行的路程，没有“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那样遥远。居延汉简可见简文“诏伊循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十人女译二人留守余”（303.8），这是传楼兰王头“更历”敦煌的文物实证。

二、“断舌”史例

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共提击之”，特别是“或切食其舌”，是比较极端的侮辱尸身行为，显然不符合匡衡等强调的儒学经典“《月令》春‘掩骼埋胔’”的原则。

所谓“或切食其舌”对“舌”的处置，针对的是这一身体器官的语言功能。《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廉颇语“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郦食其“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刘邦斥骂娄敬“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以口舌得官”，《汉书·娄敬传》作“以舌得官”。《汉书·扬雄传下》说：“娄敬委辂脱輓，掉三寸之舌。”这些典型事迹，都讲述了政治生活中以“舌”“口舌”“游说”形成影响，得以成功的情形。

我们还可看到其他有关“舌”的身体史故事。有人指责游侠郭解，郭解的追随者竟然杀害言者，并断其舌。“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争执，御史大夫韩安国对武安侯说：“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齰舌自杀。”司马贞《索隐》：“案：《说文》云‘齰，啮也’。”说咬断舌头自杀，应是以为“舌”即罪端。《汉书·刑法志》说汉初法制：“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对于“诽谤詈诅”的语言行为，罪行惩治的方式是“断舌”。《后汉书·崔寔传》：“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也说“断舌”是对“诽谤詈诅”一类言语犯罪的刑罚方式。郭解客杀害批评郭解者，“断其舌”，是以私刑方式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史例。

人身残害事件之断舌实例，有《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记载广川王刘去杀害修靡夫人陶望卿，“割其鼻唇，断其舌”。刘去“为望卿作歌”，言：“谅非望，今谁怨！”“断其舌”的残忍行为，或许与其“怨”的表情和言语有关。董卓用酷刑残害所“诱降”“反者”：“卓豫施帐幔饮，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这里“断其舌”史事，体现出处理地方政治事件的残厉手段。

三、新莽历史“大转变”与王莽“乱亡”

《汉书·王莽传》“赞曰”可见班固对王莽政治人生转折的评价：起初“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参与执政后“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而后“成篡盗之祸”，“颠覆之势险于桀纣”，最终“祸败”“灭亡”。新莽时期在两汉之际，其实也显现了历史转折阶段的急遽变化。吕思勉即提示我们注意这一迹象。他在其名著《秦汉史》的第一章“总论”开篇就写道：“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他还曾经说：“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也就是说，就社会组织言，或者就文化言，都应当注意两汉之间的大转变。在过去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中，有学者也曾强调两汉之间“为大界”的意义。如周谷城和张维华就认为“西汉是奴隶制时代，东汉则是封建制占了主导地位”。而两汉之间的大转变同王莽的历史表现有密切的关联。

对于王莽新朝短促覆灭的主要原因，《汉书》可见如下说法。《百官公卿表》：“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又《五行志》指责其“贪虐”：“王莽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祸云。”

《汉书·王莽传》“赞曰”则对王莽“祸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叙传》又写道：“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述《王莽传》第六十九。”班固的分析，除指责其“恶”“虐”之外，更强调其“诈”“奸”，突出批判王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伪稽黄、虞，缪称典文”的宣传手段。

匈奴单于舆对更始二年冬“使匈奴”的更始政权使团也说：“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则强调北边民族关系的破裂既是新莽败亡的表象，也是“莽卒以败”的重要原因。

四、“莽好空言”，“好为大言”，“诵《六艺》以文奸言”

王莽成由其“言”，败亦由其“言”。

王莽是靠其巧妙的宣传方式赢得声誉，逐步提升其政治地位，最终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汉书·元后传》说，“莽日诳燿太后，言辅政致太平”。“诳燿”形容其语言能力，也渲染了这种能力的政治效应。“言辅政致太平”，说个人宣传取得成功的方式，即把握了执政集团上层的政治愿望。《汉书·律历志》记载，“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所谓“燿名誉”，“燿”字再次出现，指王莽通过特殊的言语手段得到非常高的声誉。“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王莽“燿名誉”的言语功夫，实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后“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汉书》还记载：“章下有司，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群吏毋得与公同名。出从期门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后大车十乘。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韨。’”据说，“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上书者前后数十万人。人数统计至于个位，大致可以体现这一信息的真实性。

《汉书·王莽传》说到王莽“好为大言”的情形：“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

而王莽最终的败亡，也正是由于政治语言表达所谓“空言”“大言”“奸言”不能与行政实践相一致，最终败露，成为毁伤政治信誉的主要因素。

王莽“慕古法”，“好空言”，给予支持者的信诺往往不能兑现，“多封爵人，性实遴啬”。前引所谓“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所谓“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也都逐渐被行政史的真实所戳穿。王莽政治宣传之“欺惑众庶”“反戾饰文”的实质为世人所察知。

起初，“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然而后来则逐渐丧失了社会支持力量，最终走上政治绝路，如前引班固所说，“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例如王莽推行的“王田”制度，其设计、推行和贯彻确实可以被指责为“空言”“大言”。《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下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据说“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所谓“制度又不定”，包括法令反复无常，“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实际上变更了原先强力推行的制度。

“莽之制度烦碎”受到史家明确的批评。《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王莽篡位，改汉郡县名，普易之也。”《后汉书·隗嚣传》李贤注：“莽州郡官名改无常制，乃至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人不能纪也。”另一种改易则使民族关系显著恶化。“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王莽舌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对王莽“空言”“大言”“奸言”的激烈的社会报复。

五、秦汉行政史料中的“喉舌”“口舌”

社会舆论对于王莽宣传逐渐透彻的认识，与国家行政与社会生产生活长期形成的复杂关系，以及“百姓”对于高调宣传、偏执宣传、虚伪宣传的反感有关。

舌，按照《说文解字·舌部》的说法，“舌，在口所以言别味者也。从干口”。段玉裁注：“言下各本有也。剩字，者依《韵会》补。口下曰，人所以言食也。口云食，舌云别味。各依文为义。”对于“从干口”，段玉裁说：“干，犯也。言犯口而出之，食犯口而入之。”所谓“舌，在口所以言别味也”，似乎强调“舌”的功能在于味觉。然而，如果按照段玉裁“言下各本有也”的说法，即“舌，在口所以言也，别味也”，则首先说其“言”的功能，其次说其“别味”的功能。其实，“言犯口而出之，食犯口而入之”，也是从一“出”一“入”，说“舌”兼有“所以言也，别味也”两种功用。

在秦汉政治生活中，舌“所以言也”的功能在史籍文字中多有表现。“舌”首先被看作应用于政治宣传的人体语言器官。比如，文献多见以“喉舌”称说政治言辞的表达和传递。《史记·五帝本纪》：“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张守节《正义》：“孔安国云：‘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司马贞《索隐》：“《文耀钩》云‘斗者，天之喉舌。’”《汉书·百官公卿表》引《尧典》说：“《书》载唐虞之际”官职，“龙作纳言，出入帝命”。颜师古注：“应劭曰：‘龙，臣名也。纳言，如今尚书，管王之喉舌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李贤注：“《前书》曰，纳言，虞官也，掌出纳王命，所谓喉舌之官也，历秦、汉不置，王莽改大司农为之。”《后汉书·郎传》：“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李贤注：“北斗魁星第三为机，第五为衡，于天文为喉舌。李固对策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有北斗，主为喉舌，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出纳王命也。’”《后汉书·刘恺传》“历位出纳”，李贤注：“出纳谓尚书，喉舌之官也。”《后汉书·周荣传》载陈忠上疏明确写道：“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李贤注：“尚书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对策曰：‘今陛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北斗为天之喉舌，尚书亦为陛下之喉舌也。’”所谓“李固对策”，见于《后汉书·李固传》：“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李贤注：“《春秋合诚图》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语。’宋均注曰：‘斗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导宣君命，喻于人，则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条理。’”《后汉书·左雄传》又可见“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的说法。帝王的“喉舌”不仅在于“掌出纳王命”，“导宣君命”，还有“以理舌语”，“以理舌口，使言有条理”的责任，于是有“匡弼之益”。

与“喉舌”近义者，又有“口舌”。《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曰口舌。”司马贞《索隐》：“宋均云：‘敖，调弄也。箕以簸扬，调弄象也。箕又受物，有去去来来，客之象也。’”张守节《正义》：“敖音慠。箕主八风，亦后妃之府也。移徙入河，国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乱；月宿其野，为风起。”所谓“为风起”及“国人相食”“天下乱”，都言灾变与社会动荡。司马贞《索隐》解释“口舌”，则说言语的负面政治作用：“《诗》云‘维南有箕，载翕其舌’。又《诗纬》云‘箕为天口，主出气’。是箕有舌，象谗言。《诗》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谓有敖客行谒请之也。”刘邦拟废太子，诸老臣反对，吕后恐，求张良相助。张良建议借助“四皓”的影响力。“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里所谓“口舌”只是中性的表述。苏秦故事所见“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廉颇蔺相如故事所见“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娄敬故事所见“以口舌为官”等，都透露出对于以“口舌”能力取得政治权位的鄙薄之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关于宰予“利口辩辞”之言。又写道：“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述汉文帝视察虎圈，上林尉不能正常述职，而虎圈啬夫“对上所问”“甚悉”，因“口对响应”令汉文帝满意，于是准备越级提拔。然而张释之批评“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以公认的“长者”“言事曾不能出口”为例，警告不能唯“口辩”任人。并且举秦史短促而亡教训以为儆戒，反对“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司马迁有关张释之事迹的记述，倾向性是明显的。他表达了对“谍谍利口捷给”行为的鄙薄，甚至高度肯定某些“口吃”即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的人士的重要文化贡献，尤其赞赏“（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而周昌“期期”之语，则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可亲的憨直画像。孔子所谓“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倡导重实事而轻虚言的儒学传统。这一传统在西汉时期得以继承，体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时代精神。对“莽好空言”“好为大言”，“诵《六艺》以文奸言”行为的反感和否定，是当时社会文化主流的态度。

总之，“莽首”被悬于宛市，百姓“或切食其舌”，体现出对其“空言”“大言”“奸言”的激烈反抗。

六、“王莽头”收藏

前引“传莽首诣更始，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之说，“其舌”是“莽首”的一部分。“舌”从“莽首”分离，通过“切”的方式。前引“窃食”的说法，“窃”如果并非“切”的讹写，应体现以暗中取得的方式实现。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导致一些重要的国家收藏毁伤。《晋书·五行志》记载：“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晋书·张华传》记载：“武库火，（张）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所谓“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或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都是皇家收藏。这些文物入藏武库应有历史纪念意义，相关迹象是早期博物馆史研究者理应予以关注的。

张华出于维稳优先的考虑，首先指挥“固守”，“然后救火”，消防措施延误，导致重要文物的损失。“王莽头”“汉高祖断白蛇剑”或说“汉高斩蛇剑、王莽头”，都是重要的政治史文物。所谓“孔子屐”作为行走用物，当时曾经是礼制标志，其实也可以看作王朝珍贵的秩序象征。元康五年武库火灾，《宋书·五行志》也有记载：“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履，汉高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可见史家对这一事故的重视。

“王莽头”，应当是头骨收藏。入藏西晋武库时，很可能已经有所处理。《晋书·王敦传》记载，王敦为丞相、江州牧，又自督宁、益二州，移镇姑孰，自为扬州牧，以地方强势“侮弱朝廷”。晋明帝亲御六军讨敦，“十道并进”，“水陆齐势”。王敦病死，因“滔天作逆”，“发瘗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其首“悬于南桁，观者莫不称庆”，“敦首既悬，莫敢收葬者”。郗鉴提出处置王敦尸首的意见，涉及“昔王莽”的先例：“尚书令郗鉴言于帝曰：‘昔王莽漆头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诛杨骏等，皆先极官刑，后听私殡。然《春秋》许齐襄之葬纪侯，魏武义王修之哭袁谭。由斯言之，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臣以为可听私葬，于义为弘。’”据说“诏许之，于是敦家收葬焉”。所谓“昔王莽漆头以輗車”，明确说王莽头骨经过了髹漆处理。《宋书·臧质传》可见有关臧质“枭首”处置的意见：“录尚书江夏王臣义恭、左仆射臣宏等奏曰：‘臧质底弃下才，而藉遇深重，穷愚悖常，构煽凶逆，变至滔天，志图泯夏，违恩叛德，罪过恒科。枭首之宪，有国通典，惩戾思永，去恶宜深。臣等参议，须辜日限意，使依汉王莽事例，漆其头首，藏于武库。庶为鉴戒，昭示将来。’”所谓“汉王莽事例，漆其头首，藏于武库”，可知对王莽“头首”的处理和收存，应当是东汉朝廷的官方行为。

“漆其头骨”的处理方式，正史中即可见到多例。如《晋书·徐嵩载记》：“漆其首为便器。”又《梁书·侯景传》：“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枭之于市，然后煮而漆之，付武库。”《南史·王敬则传》：“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库，至梁天监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请收葬，许之。”《北史·显祖文宣帝纪》：“脔斩群贼而漆其首，秘不发丧。”《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传下》：“帝初入东京，闻帝殂……诏河南尹张全义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其首经过髹漆处理。考异附注：“案《通鉴·后唐纪》：辛巳，诏王瓒收朱友贞尸，殡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太社。”《旧五代史·唐书·王瓒传》：“令收梁主尸，备槥椟权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新五代史·安重荣传》：“重荣以吐浑数百骑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斩首以献，高祖御楼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金史·完颜匡传》：“竿侂胄、师旦首并二人画像于通衢，百姓纵观，然后漆其首藏之军器库。”“竿”，应是以长竿悬高示众。“藏之军器库”与“藏于武库”“藏在武库”类同，即放置在最安全的地方。

《旧唐书》《新唐书》未见“漆首”的直接记载，然而唐史中是存在相关史例的。《资治通鉴》“唐高宗永淳元年”条载：“黔州都督谢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祐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国公杰为天后所杀，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为秽器，题云谢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这是以头骨为“秽器”的一例，但也经过了“漆”的加工程序，其情形与前引《晋书》“漆其首为便器”类同。更早的史例，还有《韩非子·喻老》：“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

《南史·袁昂传》载“（袁）败传首建邺，藏于武库，以漆题

名以为志”，只是在头骨上“漆题”名号。《宋史·郑文宝传》：“文宝又预漆木为函，以备驰献继迁之首”，则是以漆器作为盛装头骨的容器。二者都与前引诸例“漆其首”不同。

“王莽头”是作为具有政治历史警示意义的文物而收藏的，这与“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显然不同。而“王莽头”最初的保留，在宛地示众时其实已经缺失了用以言说的器官，即重要的口腔组织之一“舌”。“王莽头”“王莽舌”作为身体史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也可据以进行与社会史、政治史交叉的文化考察。

七、关于“莽舌”的历史记忆

清人王衍梅《梅墅二十四韵》写道：“箕子垂裳日，周公秉钺年。五侯屯若雾，一尉去如仙。白雉妖氛炽，黄龙杀气缠。谁枭新莽舌，克荷孺婴肩。玉玺惊投地，金縢敢册天。……”有“谁枭新莽舌”句。又清人魏裔介《千秋亭光武庙诗》言新莽覆败至刘秀建国的历史：“祸水覆炎祀，王氏乱天纪。矫诈托周公，沾沾方自喜。东郡举义兵，丞相方进子。恶族正炽然，宗室多惨死。桓桓刘文叔，昆阳杖马箠。天为助风雷，邑寻屠犬豕。莽舌既被食，渐台亦尽圮。河北指顾定，卜者如尸傀。顷刻冰滹沱，麦饭异长跪。行行至鄗南，符命亦爰止。郁郁千秋亭，浩浩五城畤。攀龙附凤者，暂尔停鞭弭。筑台拜圣人，尚方进玉玺。”以“莽舌既被食，渐台亦尽圮”说新莽政权的败亡。“莽舌”“被食”，被作为指代新莽覆亡的政治符号。

近人杨钟羲《雪桥诗话》写道：四明童萼君先生“有《今白华堂诗录》八卷，癸酉之变，赋新乐府四首，皆纪实语。其《读汉书偶感》云：‘牢邪，石邪，五鹿客邪！武库尚方，殚赐物邪！安昌红休，俨为国邪！鹿久徙菟，何劳石邪！有自踵增，其流极邪！莽是之资，汉以覆邪！平陵东，松柏桐，门生来，哀义公！莽舌断，新室覆，谁能旌?义公所冀在赤伏，休休休！不念翟义公，翻爵不义侯。二百年后山阳贬，孰仗大义扶神州。’义极正大”。所谓刘秀“爵不义侯”并非出自《汉书》。而所谓“莽舌断，新室覆”，也是将“莽舌断”看作“新室覆”的象征。

文学遗存中所见对于“莽舌”的历史记忆，可以理解为对新莽“空言”“大言”“奸言”的宣传方式导致败亡的政治儆戒。议及王莽政治言行的史论政论也有一些。或批评其宣传形式，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巧言”条：“《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又说：“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顾炎武区分“犯上作乱”与“巧言令色”，以“王莽之篡弑”为前者，“扬雄之《美新》”为后者。“犯上作乱”及“篡弑”的政治史批评难以跳出王朝正统论的窠臼，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王莽取得最高执政权力的途径，个中亦善于应用“巧言”的手段，于是败亡之后有“断舌”悲剧发生。

前引《汉书·刑法志》“夷三族之令”，“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断舌”，是对“诽谤詈诅”一类言语犯罪的惩处方式。“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是可以提供参考的史例。《日知录》卷一九“巧言”条之后为“文辞欺人”条，所论另有主题。然而由“巧言”接着说“文辞欺人”，作者思路自有合理的逻辑。我们这里讨论的王莽政治宣传之“巧言”，就历史记忆所见迹象，“文辞欺人”也是表现形式。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泽、中央民族大学周瑞的帮助,谨此致谢。

责编 | 孙 齐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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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莽舌：社会报复与政治儆戒 | 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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