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杨宁捷：《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去英雄化的反战叙事解读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去英雄化的反战叙事解读
作者：杨宁捷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下简称《比利·林恩》由导演改编自本·方丹的同名小说，电影以突破性的4K120帧和3D的全新视觉技术开启了电影的全新纪元，然而除了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李安的东方主义情节也在这部电影中再度展现，以一种反主流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他对战争、对人性的思考。
电影的故事背景源于美国人称为“文明而正义”的伊拉克战争，19岁的男主人公林恩替姐姐报复前男友，为摆脱牢狱之灾，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军队前往前线参战以减轻刑罚。林恩进入Bravo小队（以下简称为B小队），在战场上冒着炮火杀死敌人救援受重伤的班长。这段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极高的讨论度，林恩和B小队也成为风靡全网的美国英雄，为参加队长的葬礼，B小队得以从战场短期返回德州，并与碧昂斯等大牌明星共同参加一场感恩节期间的橄榄球比赛的中场表演。一个比赛日，林恩经历了媒体对于战争追根究底的盘问、球队老板与电影制作经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爱情从天而降又迅速逝去的短暂甜蜜。最终，林恩拒绝了姐姐凯瑟琳多次的请求，与B小队一同返回伊拉克。
在电影中，观众能够时刻透过林恩那双清澈的蓝色眼睛看到青年人内心的痛苦挣扎与成长，这是一部去英雄主义的反战片，也是一部讲述底层民众被时代洪流推向前却别无选择的故事。
一
去英雄化的战争电影叙事
一直以来，好莱坞电影喜欢塑造拯救世界的英雄，无论是钢铁侠还是超人，主人公们被赋予几乎所有的智慧与才能，如天神降世解决所有麻烦。以此为对比，李安在《比利·林恩》中塑造主角团时做到了完全的平民化，B小队是派驻伊拉克步兵的某个第二小队，是最小的组成单位，林恩也仅仅只是一个入伍没多久的二等兵。B小队中的其他人也都是如此，有人来到战场只是为了获得6000美元的补贴，让家人不必为生计担忧。电影中没有普世意义上体现神性的英雄，每个人的身上都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灰暗两面，尽管B小队被媒体与网络渲染称为美国英雄，但是投射到每个个体身上的只有社会压迫下不得不所处的选择和战争带来的伤害。
《比利·林恩》虽然是一部战争片，但却摆脱了好莱坞类型片传统对于宏大战争场面的坚持，电影并没有拍摄激烈的大面积交火场景，仅仅是两个小队与敌人的小规模火拼。没有激昂的情绪，杀戮与冲突都显得十分沉重，林恩回忆中的伊拉克战场色调昏黄，仿佛始终有黄沙漫天。尽管拥有4K120帧的超强视觉技术，但李安的镜头不执着于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绘，而是将镜头转向人，用他们的眼神、脸颊两侧抽搐的肌肉凸显他们内心的挣扎与纠结。作为“英雄”，林恩既没有惊天动地的行为，也没有历经跌宕起伏，甚至并没有想要“成为英雄”的自觉。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林恩是最为沉着冷静的那一个，他会在战友与别人发生冲突、产生应激反应后负责安抚战友，沉默而又坚定。被人们看到的那段录像，仅仅是他在战场上看到队长被俘后的下意识反应，如果没有那台被随军记者丢下的摄影机刚好拍到了这一幕，这或许只是伊拉克战场上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数百次的平凡瞬间。
对英雄的平民化叙述并不限于战场上，在中场表演的前后，观众也能看到他们的无奈。在比赛现场，B小队成员多次与现场工作人员产生冲突，从语言冲突到肢体冲突，身为军人的他们似乎并不占优势；在看台上，被前排的观众调笑是否是男同性恋；被牵扯进经纪人、电影制作人和球队老板的利益纠葛中。他们被符号化作“英雄”，在宣传需要的各种场合出现，而在灯光大幕后，他们是并不被人们尊重的、无法反抗的社会底层。
在去英雄化的叙事下，观众无法从战争电影中获得对“英雄情结”的情感诉求，通对英雄B小队的细节刻画，李安以冷静克制的话语向观众传达自己的战争观：战争不产生英雄，只会造成伤害，并以此反思美国对外战争的合理性。
二
“两个美国”的裂痕
电影全片的时间线分为两条，一条是感恩节中场表演的一日记录，另一条是在伊拉克战场上不断成长的林恩，两条时间线不断穿插出现，两条时间线并不仅仅是现实与回忆的区别，更是“两个美国”的鲜明对比。一个美国是华美绚烂的美国梦，是繁华都市电影梦，是感恩节的全家团聚，是一掷千金购买前排橄榄球观赛票的有钱人，是拉拉队与“真命天女秀”；另一个美国与这里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异，那里是炮火连天的战场，防护齐全的带枪巡逻，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火拼现场和随时可能失去性命的担忧。林恩与B小队在这两个美国的裂痕中艰难求索，寻找自己的认同感与定位。
从伊拉克返回德州后，林恩回到家中，与家人共享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然而晚餐的基调并不是家人久别重逢的全家欢，而充满了对战争、反战与政治正确的讨论。不难看出林恩在家中并非一直受到这样的优待，丰盛的晚餐也是对他“英雄”身份的一种回应。姐姐凯瑟琳处于愧疚感，对弟弟前往前线充满担忧，希望借助心理医生，让弟弟留在美国。母亲和姐姐面对林恩入伍这一事件，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而林恩的父亲在影片中仅有短暂的一个镜头，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迎接林恩回家，而是坐在轮椅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情感与表达。这段晚餐并不愉快，凯瑟琳不希望林恩回到战场，提出反战的观念，被母亲严厉喝止。尽管林恩已经从战场返回家中，但是并未感受到太多来自家的温暖，与家庭格格不入。他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亲眼看到战友离世，在伊拉克搜查平民家庭，带走家中唯一的男人只留下一家妇孺。对于一个19岁的男孩来说，战场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家庭并没能治愈他的迷茫不安，林恩只能自己找到与自我和解的方向。
重返家庭并不愉快，重返现实社会则让一切变得更糟糕。战场与杀戮给战士们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与应激障碍反应，他们在中场表演中充满防备与不安全感，即使是简单的触碰也会引发剧烈的反应。媒体冠冕堂皇地将他们宣传为英雄，但私底下也明白这是一次“不受欢迎的战争”；中场表演中首先将他们渲染为英雄人物，但其实不过是真命天女演出的陪衬，不受重视的军人们在看台上、舞台后台被漠视。“英雄”不过是被符号化的象征，他们的资本家用来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脱离这个符号的他们则为实现美国梦而被迫放逐。
另一个“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场上，但林恩同样不属于这里。林恩在家庭聚会时直言：“我们在伊拉克修学校，修建排水系统，但这些伊拉克人就是恨我们。”对伊拉克的土地而言，这些美国大兵无疑都是入侵者，是超级大国美国以“世界警察”的身份对别国实施的侵略与干扰。街边的平民在看到持枪的美国人时眼里充满防备与不安，以一种全然抵抗的心态面对他们。
然而，正是在这“两个美国”的隔阂与沟壑中，催生了军队小团体内部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行动前，蘑菇上校会与所有成员一一说“我爱你”，在他负伤即将被俘时，剩下的同伴也并不理智地选择了营救行动。在国家情怀和英雄情结的宏观叙事下，B小队成员的彼此扶持与信任让影片在平静的叙事中流露出更多人性的温暖。林恩情感的归宿和出口是回归到部队中, 周围都是和自己类似的同伴, 他只需按照统一指令行事, 军队中的规范性、趋同性和服从性, 意味着个体不用再独自承受战争遗留的痛苦和困惑。在故土与他乡之间，林恩最终意识到自己终于属于战场，尽管他并不认同这场战争，但是至少他能够选择更契合的同伴，在更舒适的环境中寻求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三
难以磨灭的战争创伤
根据美国国防兵力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2001年以来,美军先后向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派遣了135万名士兵。长期部署和作战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军士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据统计,2001-2011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美军士兵比例大幅增加。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抑郁症、创伤 性脑损伤(TBI)、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持续上升。李安在电影中反复提及这一重点，从出发到现场，林恩不断地找经纪人要止疼药，以克制连绵不休的头疼；在中场表演环节，橄榄球场开始燃放盛大的烟花，看台上充盈着欢呼与呐喊，但弥漫的火药味和烟花爆裂的声音则让大兵们恍若置身战场，瞬间充满了防备与不安，即使是简单的触碰也能引发暴动与冲突。
赛场烟花与战场硝烟的交叉剪辑是影片的高光片段，叙事时空的迅速转换让情绪在无言之处达到顶峰。电影中的叙事时空是意象性的，它们取材于现实时空，但是又在艺术化的手段处理下被巧妙地构建和组合起来。在电影中，美国和伊拉克两段时空有着非常强的指示性，它们分别代表了林恩遭受的两种伤害。在德州的烟花绚烂中，英雄的符号被赞扬歌颂，身为个体的他们被漠视冷眼；而在伊拉克，美国大兵的身份让他们被投以充满恨意的目光，作为“人”的他们，随时面临着自己生命的消亡与朋友的离去。
在影片中，无论是蘑菇上校还是姐姐凯瑟琳，我们只能通过只言片语的描述获知他们的故事；李安从头到尾一直把镜头对准林恩本身，通过他的心理空间与情绪变化，塑造极为细节的人物形象，关注普通人的个体感受。观众透过林恩看到了这场战争对普通人的迫害，通过林恩在战场上的成长与回国后的无奈，引发人们对战争的反思。无关宏大场面与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李安用含蓄的东方叙事传达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无论是对无辜的伊拉克平民，还是这些深入一线的大兵，战争机器给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带来伤害，而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
四
媒体造就的“英雄人物”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B小队爆红网络仅仅是因为他营救班长的情景刚好被摄像机拍下并传回美国，这样的故事只不过是战场上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因此“中场战争”与之后产生的一切矛盾，究其根本源于一次媒介造星。影片向观众一步步揭示，是媒介制造了这样的差异。媒介制造了信息，媒介构建了感受真实的逻辑，媒介就是信息本身。媒介塑造了全美民众对于林恩和B小队的认知，不断扩大其外延，媒介甚至能够塑造民众对于战争整体的认知。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场远在大洋彼岸的中东，美国的中产们只会在早间新闻与报纸上获知关于战争的只言片语，他们并不关心、也无法获得对战争的清晰认知。因此，林恩们只是被社会浪潮推到台前的战争符号，他们在网络爆红、在感恩节比赛日现身球场，也只是为了进一步让媒体与关战争的表达更为完整，这一切在记者招待会上得到了印证。
比赛开始前，林恩与成员们接受来自记者们的群采，坐在美国办公室里的记者们不了解战争，也不了解军人的生活，他们提出的问题用于完善自己的想象，来向民众展示符合期待的战争故事。他们一遍遍要求林恩回忆当时的场景，与敌人近身搏杀是怎样的感受，是什么促使他做出的选择……林恩目睹前辈身亡的晦暗记忆被媒介逆转为战争英雄的“高光”，改写成普通民众从未有过的战争想象。在这场采访中，媒体成为战争故事的改写者，他们带着答案前来提问，反复追问希望获得自己期待的回答，战争被剧情化，战场和大兵都是讲故事的工具，被凝视、被贩卖。随着故事线不断推进，大兵们最终意识到自己需要讲述的不是“真实”，而是好好扮演英雄的角色，于是在发布会现场，他们配合记者说出冠冕堂皇的言语，以更好地塑造“英雄小队”的形象。
在发布会情景中，李安对林恩的心理历程进行细节刻画，并通过画面对比度的瞬间变化完成心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转换。在记者们问及前线生活时，林恩对战友们的真实想法了如指掌，性欲、酒精和刺激，用于度过前线的日日夜夜；但是在镁光灯下，大家深知如何合格的成为英雄，他们为家人而战，为国家、正义与民主而战，林恩戏谑的笑容折射出导演对媒介通过议程设置操纵叙事的讽刺，与真实被消解的无奈。林恩与橄榄球队老板诺姆的对话进一部揭示了商业与媒介联手制造下的符号体系对真实的消解，诺姆希望贩卖的是故事，而不是现实。在故事中，大兵们的真实想法是最不重要的一环，资本与媒介希望通过建构理想化的美国军人英雄故事燃起民众心中的斗志。影片最后，林恩告别姐姐，回到了战友身边，移步换景之间，加长版豪车变成了战场上的越野车，林恩在车上遇到了蘑菇班长，说“我以为自己了解一些老百姓不知道的事，你知道吗，他们才是主角，我虽然活在战场上，但是，那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电影。”林恩与同伴无法与庞大的商业体系抗争，选择回到伊拉克；他们告别了短暂的虚假繁华，回到了黄沙漫天的现实生活。
五
总结
学界与业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述大多局限于4K120帧的使用上，但技术仅仅是讲故事的达成方式，对电影的讨论终究还是要归于内容本身。电影承载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媒介引导，英雄的塑造是为了缓解民众对于现况的不安，而对战争的描绘也是为了提醒和平来之不易。李安在《比利·林恩》中放弃了对传统英雄的塑造与战争场面的具体描述，甚至无关太多血腥与残暴，他将目光转向战场上的每一个个体，通过个体的亲身体验反思战争，以少年的成长与顿悟投射李安在生命旅程中的感悟，以东西兼备的文化思维与背景讲述战争故事，在流畅的叙事与现实的画面中，使电影饱含人文主义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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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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