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铁托之名——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边界的爱恨情仇
1993年移居斯洛文尼亚的美国作家埃丽卡•约翰逊•德贝利亚克(Erica Johnson Debeljak)2015年在《偶然的英雄:海明威和斯洛文尼亚》(The Accidental Hero: Ernest Hemingway and Slovenia)一文中说,在斯洛文尼亚历史上的众多统治者、占领者、共治者和入侵的邻国当中,斯洛文尼亚人对意大利人最为蔑视,这有时会令西方人感到惊讶,因为意大利除了结盟不慎的历史和经常令人耻笑的政府领导人,相对被认为是一个有亲和力的国家,毕竟它是达芬奇的故乡和咖啡机的发源地,还有很多很多旅游胜地。而人们估计也很难把毗邻意大利的看似与世无争、岁月静好的小国斯洛文尼亚和不好的事情联系起来——根据今年3月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斯洛文尼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20个国家之一。但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之间自20世纪以来确实有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作为今年“欧洲文化之都”的两国边境城市、斯洛文尼亚的新戈里察(Nova Gorica)和意大利的戈里齐亚(Gorizia)就见证了至今不休的纷纷扰扰。
意大利街头的五星旗
今年3月底,一张显示意大利戈里齐亚市中心沿街楼房的外立面上挂置了几面“南斯拉夫国旗”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引发关注,并被媒体报道。几乎所有报道都称那些旗帜是“南斯拉夫国旗”,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那些旗帜正中间的红色五角星外面没有南斯拉夫国旗中间五角星的金黄色描边,所以它们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旗帜。

图1:戈里齐亚市中心大街出现的南斯拉夫国旗。(图片来源:X)
这一旗帜事件可能和今年2月1日一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文化工作者的民间组织在戈里齐亚发起的抗议活动有关。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从1924年起就是戈里齐亚的荣誉市民,他掌权期间对戈里齐亚的斯洛文尼亚人实施了残酷的文化压迫。根据抗议者的说法,戈里齐亚市政府去年底本可以把墨索里尼移出荣誉市民名单,但却没有这样做,而且该市政府去年还接待了一群极右翼分子。根据意大利媒体当时公布的影像,这批极右翼分子男女老少皆有,有些人穿着军服,展示着二战期间意大利海军第10快艇支队(Decima Mas/X Mas)的标志,这一醒目的以X(罗马字母的10)为核心图案的标志近年受到一些出自极右翼政党的意大利高层政客的公开宣扬。抗议者把他们抗议活动的主题定为:“墨索里尼不是我们的市民!——戈里齐亚:欧洲虚伪之都”。
斯洛文尼亚的新戈里察是南斯拉夫时期1948年起在前戈里齐亚东部地区新建的城市。前戈里齐亚地区人口长期以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为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0多年内处于哈布斯堡统治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获得英法助其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的承诺而加入同盟国,战后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第一南斯拉夫”)得到包括戈里齐亚在内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大片地区。二战期间,铁托领导下的南共就着力收复这些失地,甚至一度实现军事占领,但最终在西方压力下放弃了对戈里齐亚所在的威尼斯朱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虽然南斯拉夫以及现在的斯洛文尼亚总体上和意大利相安无事,但历史上的纷争和仇杀仍是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两个国家和民族关系中的阴影。
新戈里察提出和戈里齐亚共同申办“欧洲文化之都”,并且打出“文化无边界”的主题,意在通过举办跨国的多元文化交流促进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和解。它们在2020年申办成功。但是,从去年以来围绕戈里齐亚新法西斯主义风潮的风波可见,在近几年欧洲极右翼势力迅速上升的大背景下,爱与和平的宣示还是没能压制不和谐的杂音。意大利北部地区是组成现意大利右翼政府的政党之一联盟党(LSP)的老巢,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威内托大区和伦巴第大区的现任主席都出自该党。戈里齐亚无名人士祭出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战旗,无声地表明了反法西斯的立场。据意大利媒体说,在意大利,反对右翼的人在公开场合展示南斯拉夫国旗有不少先例。
一边,南斯拉夫及其代表人物铁托被视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盘尼西林”,另一边,铁托则是新法西斯分子憎恶的对象。在位于新戈里察北面的横跨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边界的萨伯丁(斯洛文尼亚语称Sabotin,意大利语称Sabotino)山上,有一处最初于1978年落成的用白色石子堆成的铁托名字TITO的大型平地纪念碑,从戈里齐亚最重要的景点戈里齐亚城堡(Castello di Gorizia)脚下的胜利广场(Piazza della Vittoria)也能望见。2015年5月,10余名意大利人来到这处纪念碑搞破坏,部分破坏分子被当地人抓住并扭送警局,但因为这处纪念碑并不是斯洛文尼亚官方管理的,对这些人不适用任何罚则,只能把他们放走。这些意大利人被怀疑是新法西斯分子。斯洛文尼亚国家电视台在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中说:“截至目前,只有意大利一侧的斯洛文尼亚纪念碑有过多次被毁坏的记录,(斯洛文尼亚)本地人表示,他们担心这种事会越来越多地在本国发生。”
斯洛文尼亚的海
新戈里察火车站大楼前的“欧洲广场”(Trg Evrope),意大利人称“跨阿尔卑斯山铁路广场”(Piazza della Transalpina)。1947年之后,广场的正中间树起一道低矮的隔离网,火车站所在的东边是南斯拉夫,火车站旅馆所在的西边是意大利,在冷战时期,这道隔离网是东南欧版的柏林墙。南斯拉夫时期,新戈里察火车站大楼顶上有块令人瞩目的红色五角星标牌,下书斯洛文尼亚语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Mi gradimo socializem),向意大利人展示着南斯拉夫的雄心和骄傲。

新戈里察火车站前广场和戈里齐亚交界处的标识(图片来源:TripAdvisor)
斯洛文尼亚2004年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后,新戈里察火车站前广场和戈里齐亚交界处的隔离设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镶嵌在地上的标识,两侧为不同国家的铭牌。铭牌上的1947字样意指前戈里齐亚被一分为二的年份,57是指从1947年到2004年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大家庭的历程,15则指向从2004年推回15年的1989年,斯洛文尼亚反对党发表联合宣言寻求斯洛文尼亚从南斯拉夫独立的开端。
就像如今仍然在萨伯丁山上白得发光的铁托名碑一样,南斯拉夫从未远离意大利人的生活。意大利双人音乐组合Coma Cose发行于2017年的处女作《南斯拉夫》(Jugoslavia)是这个乐队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乐队女歌手弗朗切斯卡•梅齐亚诺(Francesca Mezziano)的家乡位于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和威内托大区的交界处,她说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是克罗地亚人。男歌手法乌斯托•拉马(Fausto Lama)来自距离米兰不远的小镇萨洛(Salò),这个小镇正是二战后期墨索里尼领导的纳粹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据点。和戈里齐亚一样,萨洛也是在1924年就向墨索里尼授予了“荣誉市民”头衔,在多年争议之后,今年2月才终于撤销了当年墨索里尼的这一荣誉身份。梅齐亚诺和拉马是在米兰一处仓库打工时认识的,两人当时都穷困潦倒,正是这样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感到了“南斯拉夫”的召唤:他们觉得,米兰郊区工人的悲惨生活与南斯拉夫大城市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郊区工人的情况应该差不多。但南斯拉夫也是两人的一种念想,就好像意大利人很难想象自己已经统一了150多年的国家发生分裂一样,南斯拉夫的倒塌也令他们感到震惊和怜惜,毕竟这个国家地理上和他们相邻,文化上也是如此接近。“我点了清晨的第一支烟/吐了两口烟,味道像南斯拉夫”“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想要”,他们的这首歌如此唱道。
那个年代,和戈里齐亚一墙之隔的新戈里察是在意大利人眼皮底下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新戈里察所在的地区原本是戈里齐亚郊外的一处墓园,政府一声令下,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青年就自发来到国家的边陲地带“建设社会主义”。如今的新戈里察市政府大楼就是本地建筑师当年融合社会主义时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和地中海风情所设计的。虽然铁托有一半斯洛文尼亚血统,但是说起南斯拉夫,不少现在的斯洛文尼亚人对它和它的领导人铁托都有着出于意识形态的厌恶之情,萨伯丁山上堆成的铁托名字就几经变化,其实最初写的是“我们的铁托”(NAŠ TITO),但本世纪第一个10年堆出第一个单词“我们的”的一片林地被一位斯洛文尼亚政客买下还林。当然,和其他前南斯拉夫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也有一些特别怀恋南斯拉夫的人,除了对如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患寡患不均”的心态,更多是对南斯拉夫民族兄弟情谊的怀旧。但在斯洛文尼亚这个曾饱受昔日帝国崩溃后遗症之苦的前南斯拉夫的边界地带,历史记忆更为复杂。
在前南斯拉夫国家,“斯洛文尼亚的海”(slovensko more)常被人们用来诙谐地表示某事物无足轻重。斯洛文尼亚如今拥有46.6公里海岸线,其实同样是前南斯拉夫国家的波黑海岸线更短,只有20公里,而且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更长的海岸线,但成为嘲笑对象的只是斯洛文尼亚,可能是因为斯洛文尼亚“拥有”更长海岸线的历史更悠久。导致斯洛文尼亚20世纪“失去”的里雅斯特湾大部分海岸线的罪魁祸首是谁,斯洛文尼亚人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意大利对斯洛文尼亚人20世纪所受的磨难负有最大责任,另一些人则认为铁托若不是在和苏联的“蜜月期”硬刚西方,本来可以保住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沿海地区(Primorska)。前者的代表是民间组织TIGR(Društvo TIGR Primorske),这个组织继承了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在前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的同名民兵组织的意识形态,倡导反法西斯,名字中的四个字母分别是的里雅斯特(Trst)、伊斯特里亚(Istra)、戈里齐亚(Gorica)和里耶卡(Reka)四个地名的斯洛文尼亚语名称的首字母。目前萨伯丁山上的铁托名碑就是由这个组织建立和维护的。
在一些斯洛文尼亚人眼里,新戈里察无疑是全国“最红”的地方,这里还有斯洛文尼亚全国绝无仅有的以南斯拉夫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共产主义理论家、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命名的城市广场(Trg Edvarda Kardelja)。但是,在现任新戈里察副市长、出自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党“新斯洛文尼亚”(NSi)的安东•哈雷伊(Anton Harej)看来,反法西斯主义者距离成为好战分子仅一步之遥。哈雷伊去年10月26日在当地参加了两场活动,其中一场活动是为斯洛文尼亚以及斯洛文尼亚和邻国的和平祈祷,另一场活动上人们激情唱起的斯洛文尼亚传统歌曲《复兴沿海地区》(Vstajenje Primorska)让他感慨良多。这首歌形成于二战期间,唱的是斯洛文尼亚人拿起武器保卫沿海地区,在历经磨难之后,这一地区将“最终发现自己的真实面孔”。哈雷伊在自己的脸书主页上发帖说,这首歌所展现的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的“真实面孔”只能是“一个不安分的、好战的、复仇心切的甚至扛着一把机关枪的斯洛文尼亚人”。他问道,所以新戈里察作为2025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到底要展现什么面貌?是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的和平、和解、民主共存还是“继续保留萨伯丁山上的铁托名字,唱着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的伪国歌”?
铁托之路
新戈里察成功申办“欧洲文化之都”之后,斯洛文尼亚国内关于铁托的争议闹到了欧盟。2021年,来自当时斯洛文尼亚主要执政党、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的欧洲议会议员罗马娜•托姆茨(Romana Tomc)就萨伯丁山上的铁托名碑向欧盟委员会“告状”。托姆茨表示,这处石碑是“反欧洲的、挑衅的”,它“在(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边界线两边的斯洛文尼亚人中都制造了分裂”,也有违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2011年关于首都卢布尔雅那以铁托命名街道案件的判决。托姆茨问欧委会是否支持歌颂铁托的行为,以及是否考虑呼吁新戈里察市政府移除铁托的名碑。
2009年,卢布尔雅那市政府提出把当地一条新建的道路以铁托命名,提议者之一、市长佐兰•扬科维奇(Zoran Janković)南斯拉夫时期出生在塞尔维亚,他的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世纪之交时,扬科维奇在左翼政党的支持下入主斯洛文尼亚零售企业Mercator,将其打造为西巴尔干地区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他2006年步入政坛,已经连续6次当选卢布尔雅那市长。但是铁托路名提议被指违宪,被告上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法院在判决中说,斯洛文尼亚从南斯拉夫独立便宣告了新的独立国家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转变,所以如今重新宣扬铁托有违斯洛文尼亚宪法。但是,这一判决并非毫无争议,部分当年参与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判决中对铁托和共产主义进行了过度批评。托姆茨欲用这一判决施压新戈里察市移除山上的铁托名碑,恐怕也有“杀鸡用牛刀”之嫌,因为这处名碑现在没有任何托管单位,它的设立和维护纯属民间行为。
结果,欧盟对于介入斯洛文尼亚内部关于铁托的争议也没有兴趣。时任欧盟委员会司法专员迪迪埃•雷恩德斯(Didier Reynders)在给托姆茨的答复中说,保存有关历史记忆是欧盟国家的集体责任,有助于以史为鉴,防止出现新的“不容忍、极端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而处理复杂敏感历史问题的主要职责在于各欧盟成员国。雷恩德斯表示,欧盟委员会欢迎新戈里察在2025年成为“欧洲文化之都”,这是斯洛文尼亚政府的决定,欧盟机构和斯洛文尼亚文化部联合任命的专家组也表示推荐。
“第一个没有边界的欧洲文化之都”是斯洛文尼亚人对新戈里察和戈里齐亚联合成为“欧洲文化之都”的宣介口号,然而,在有形的无界之下正是无形的有界,不仅存在于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两国内部。
(作者:陈慧稚 本文原载于“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公众号,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