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世界丨罗兰贝格认为国际企业需采取本地化策略融入亚洲生态系统

在全球经济波动与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亚洲凭借人口红利、快速城市化、中产阶级扩张及技术革新，成为全球增长的核心引擎，其经济增速持续超越欧美。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多元化推动东南亚、南亚转型为新兴制造与创新中心，吸引全球企业布局以降低对华依赖、规避贸易风险。然而，亚洲市场的多样性带来文化差异化、法规碎片化及物流离散化挑战，亟需企业采取深度本地化策略——前移决策中心、融入区域生态并投资本土人才。这一趋势标志着全球供应链重构与技术竞争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战略转折。

统计数据显示，2005-2022年间全球商品贸易格局发生深刻重构。全球贸易总额从10万亿美元攀升至25万亿美元。其中，南南贸易增速最为显著，占比由15%跃升至25%，凸显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协作的深化与区域价值链的整合。同期南北贸易虽保持增量，但北北贸易的主导地位持续弱化，其份额从51%收缩至39%。这一结构性变化印证了全球贸易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的长期趋势，尤其以亚洲为核心的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强化区域经济纽带，逐步成为重塑国际贸易秩序的主导力量。

图1 2005-2022年全球贸易格局变化 图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世界银行 

过去几年间，东盟经济体在全球逆风中展现出显著抗压能力。实际GDP增长显示其经济韧性：受疫情冲击的2020年增速短暂降至3.1%。但此后持续回升，2023年恢复至3.8%，彰显其内生性经济韧性和政策调控效能。名义GDP总量揭示其发展成果：2023年东盟名义GDP规模达3.8万亿美元，超越英法等传统工业国，跃居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7.0万亿）、中国（17.8万亿）、德国（4.4万亿）及日本（4.2万亿）。这一跃升不仅印证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区域一体化与产业链协同的显著成效，更凸显新兴经济体通过结构性改革与数字转型重构全球增长逻辑的能力，从而逐步稳定其作为多极化世界核心增长极的战略地位。

图2 2019-2023年东盟经济韧性与全球竞争力 图源：东盟秘书处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驱动下，东盟外国直接投资（FDI）实现结构性跃迁。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投资收缩，随后扩容40.2%，印证跨国企业加速推进“中国+1”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战略——为规避地缘风险与关税壁垒，欧美资本向东南亚的关键节点转移产能，而中资企业则通过本地化布局构建区域生态。2022年后，东盟外国直接投资增速趋缓至0.4%，表明供应链重组进入深度整合期：投资逻辑从分散风险的“多国制造”转向技术嵌入与价值链升级，凸显东盟作为新兴全球制造枢纽的战略价值。这一趋势揭示，供应链重组不仅是产能的地理迁移，更是技术标准、治理模式与资本逻辑的系统性重构。

图3 2019-2023年间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图源：东盟秘书处 

然而，国际企业“入局”亚洲生态系统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亚洲市场的复杂性源于其高度异质性：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需求呈现显著差异，且文化多样性导致价值认知存在根本性分野。行政监管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挑战，区域内政策法规缺乏协调性（例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在东盟各国间的差异），叠加地理跨度引发的物流瓶颈（如内陆国家与岛国供应链效率落差），形成多维度的运营障碍。这种生态特征要求企业超越传统的区域管理模式，建立深度适应性机制。

破解上述困境的核心在于实施彻底的本地化战略。企业需构建“亚洲化”的运营架构——将决策中心前移至目标市场，通过在地化研发和本土供应链整合，实现与当地商业生态的有机嵌合。同时，需主动对接亚洲各国吸引外资的政策红利，在合规框架内最大化资源协同效应。这种深度嵌入模式要求企业摒弃总部集权思维，转而采用分布式治理结构，使区域分支机构具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企业还需明确“人才本地化”的战略核心。尽管亚洲劳动力市场基数庞大，但技能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企业需建立系统化的人力资本开发体系：通过精准识别技能缺口、优化招聘渠道、实施定制化培训项目，逐步构建适配业务需求的人才池。此外，需建立跨文化管理机制，在尊重本土职场伦理与植入全球化管理标准之间寻求平衡，以此提升组织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协同效率。

作者：魏楠，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全球智多星团队成员

资料来源：本文图表来自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数据来源于报告Go East: it's time for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