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通己：解码中国古代车文化的器物密码
原创 吴廿浦 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语言是思维的结构。马车作为古代至关重要的生产工具、战争利器、礼仪器具，它的各种部件通过语言和文字，深刻烙印在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直到今日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本文拟回顾车马部件的造字原理、肌理模式，揭开国人基因中的车马思维。
甲骨文车 图源：中国教育电视台《博物馆之夜》之
《万字有灵精编版》下集
轮转千年的力学奥秘
中国古代马车的车轮凭借摩擦力，将马匹的拉力转化为驱动力，从而推动车辆前行，它是马车得以移动的根基。为达成这一功能，轮子由众多零件拼装组合而成，其中轴、辐、辖这三大构件尤为关键，分别承担着连接、支撑与固定的重要作用。
西汉 错金银兽面形铜轴饰、鎏金兽面形铜轴饰
河北博物院藏
车轴是贯穿双轮的圆柱形长杆。《说文解字》记载：“轴，持轮也，从车由声。”其中，“持”意为维持、保持，这表明“轴”字的本义是维持车轮左右对称平衡的零部件。车轴作为马车的核心构件，“轴”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核心或枢纽，如“轴心”一词。晚清古文字学家孙诒让在《籀文车字说》中提到，“像两轮，旁两画，像毂端之键，而轴贯之，其中画特长”，形象地描述了金文形体中“车”字的形态，“轴贯之”更是凸显了车轴在马车中的关键地位。
“轮”字的不同字形 图源网络
重要构件需精选材料。车轴因承受巨大压力，容易磨损，需选用质地均匀、无结节且强度高的檀木。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状留篇》中提及，檀树五月才长叶，比春日繁花盛开的树木生长周期晚，故而其木材坚实强韧，适宜制作车轴。
除依靠车轴维持车辆架构外，车轮还需借助车辐增强承重与稳定性，分散压力。“辐”是连接车轮中心与外圈的直木条，正如《考工记》所述：“辐也者，以为直指也。”辐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物理支撑上，还在于其与毂的配合。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中间有孔用于插轴，辐通过毂上的孔固定在毂上。这种设计使车轮能在毂的支撑下自由旋转，实现车辆行驶。
张家川县马家塬的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出土的M14一1号Ⅰ型车（金根车）的车毂、车轮复原
图源：张家川县马家塬车舆博物馆
《说文》提到“毂，辐之所凑也”，辐条交汇于车轮中心，由此产生“辐凑”一词；辐条从中心向轮子外圈分散，如同太阳光芒四射，进而衍生出“辐射”一词。
先秦典籍《道德经》有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考古发现，车辐数量差异显著，少则十余条，多至三十余条。例如，商代车轮辐条通常为18至24根；西周时期，辐条数量有所增加，普遍为20多根，甚至可达28根；东周时期，车轮辐条数量继续增多，普遍为30根。《道德经》以“三十辐”为喻，实则表达“有无相生”的辩证思想，并非局限于具体数字，这一哲学思想也体现了古人对车轮设计灵活性与实用性的考量。
西周 重环纹车辖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
为防止轮子脱落，需将“辖”插入车轴外侧的孔洞中，起到固定作用，其功能类似现代机械中的“销”或“键”。插入轴端孔后，车辖可确保车轮行驶稳定，“管辖”一词便由此延伸而来。车辆行进时，车辖能稳固车轮；车辆维修时，抽出车辖即可轻松卸下车轮。
车辖的材质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商代车辖多为木质，外层可能包裹青铜饰件以提升美观度与耐用性；西周出现铜质车辖，东周逐渐普及；西汉以后，铁质车辖因强度高、耐久性好且适合大规模生产，取代铜质成为主流。
车轮、轴位置示意图 图源：河北博物院官微
车轴贯通双轮，维系左右平衡；车辐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增强车轮承压能力；车辖固定车轴，防止车轮脱落。三者紧密配合，共同作用于车轮，不仅在技术层面保障了马车的正常运行，其所衍生的“轴心”“辐射”“管辖”等词汇，更成为我们思维的重要基石。
动力系统中的技术哲思
车轮犹如马车之“足”，辕、衡、轭则恰似马车之“心”。这组动力系统精密协作，将马匹的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更将礼制与智慧融入机械之中。
车辕作为核心传力构件，凭借巧妙的力学设计，将马匹的生物能转化为车轮的驱动力；衡木横向架设于辕端，承担着平衡两侧马匹牵引力的作用；轭作为连接马匹与衡木的核心部件，通过人字形结构，将马颈的力学优势转化为稳定的驱动力。
西周 人首纹辕饰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车辕是马车的主要传力部件，连接车厢与衡、轭，将马匹的牵引力传递至车轮，其设计直接影响车辆的重心平衡与行驶稳定性。不同类型的车辆，辕的设计有所差异。古文字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记载：
辕也，从车，袁声，按大车、柏车、羊车皆左右两木，曰辕，其形直，一牛在辕间。田车、兵车、乘车皆居中，一木穹隆而上，曰辀，其形曲。
依据古代车辆构造，大车、柏车、羊车等车辆前部有两根直木，称为“辕”，呈直线状；而田车、兵车、乘车等车辆前部则是一根弯曲的木头，称为“辀”，呈弯曲状。大车常用于运输重物，需要两根直木提供更强的牵引力；战车和乘车更注重灵活性与稳定性，因此采用弯曲的辀。
秦陵一号铜马车（立车）；秦陵二号铜马车（安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藏
先秦马车多为独辕，呈弯曲状，前端连接衡和轭，后端固定于车厢底部，其中蕴含着力学原理。如《考工记》所言：“辀欲颀典，辀深则折，浅则负。”即辀既要有一定的弯曲度，又要兼顾韧性强度，弧度太大易折断，太浅则会触碰马匹，增加其负担。
西周铜车衡末饰
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藏
与辕配合的长横木是“衡”，有曲、直两种造型。“衡”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原指绑在牛角上以防触人的横木，后引申为马车前面的横木。固定衡与辕的销钉，大车上的称为“輗”，小车上的称为“軏”。孔子将这两个小物件比作社会的根基与人际关系的纽带，在《论语・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车的运行依赖輗軏，人的立身于世依靠诚信，千年之前的造车智慧，至今仍闪耀着哲理的光辉。
衡的长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变化显著。商代马车的衡长度一般在1米左右，呈圆形或略带弯曲的直衡，例如，殷墟出土的马车衡多为1.1至1.2米；西周时期，衡长度显著增加，达到2米左右，且外侧逐渐向上翘起，顶部装饰有铜矛状物，这可能与当时马车的使用需求和礼仪制度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衡的长度进一步发展，部分文献记载衡长可达2.5米。
陕西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M1出土铜八角形车衡饰
图源：文博中国
“轭”是套在马颈部的人字形木具，固定于衡的两侧，通过革带将马匹的牵引力传递至衡和车辕，是马车动力传输的关键部件。一般衡木上有两个人字状的轭，可控制两匹骏马。若一车配四马，居中的两匹各有一轭，两旁的马则无衡无轭，依靠一种名为“靳”的皮带挽具，一端系在马胸前的皮套上，另一端连接在车厢底部；中间两匹马身上也有皮带挽具，称作“靷”，一端系在轭处，另一端结在车厢前面的环上。
马在拉车时，动力通过脖颈上的轭传至衡，再转移到车辕，也可通过靳和靷将马的牵引力传至靠近车厢的辕木上，使动力均匀分配，这种系驾方法称为“轭靷式”。古人通过轭与胸带的巧妙配合，既减轻马颈压力，又高效传导马力，堪称古代“生物力学”的典范。
西周晚期 云纹轭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辕衡轭的精妙设计，不仅创造了古代交通的奇迹，更将力学与礼制完美融合。从《考工记》的精准记载到孔子的哲学隐喻，它们早已超越零件范畴，成为中华文明中“器以载道”的具象化体现。
车文化中的礼制符号
车厢是马车的核心所在。它不仅是载人载物的空间，更是礼制、天文与人文精神的承载载体。从“舆”字的演变到轼轸的礼仪内涵，其中蕴含着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
“舆”字形演变流程图
“舆”是会意兼形声字。古文字学家罗振玉认为其甲骨文字造型“象众手造车之形”；考古学家商承祚则指出“舆字，从舁从东”，其本意是奴隶从袋子中取出种子，抛洒到地里耕种。战国时期，“舆”里面的“东”字被误认作“车”字，进而衍生出车厢的含义。从“舆”字的演变中，可探寻汉字发展的脉络。
中国古代马车车厢依据功能不同，造型各异。载人的乘车一般为横长方形，极少数为椭圆形或正方形；运货的大车通常是纵长方形，以增加载重量。马车车厢一般横宽6尺6寸，纵深4尺4寸，因其多马并驾，所以车厢较宽。而牛车主要用于承载运货，且多为单驾，与现代车辆相似，呈横短纵长的形状。
东汉 新津崖墓汉石棺车马临阙画像（局部）民国拓本
原石出土于1930年代四川新津
车厢围栏前的横木称作“轼”，可作为扶手，常用于社交礼仪场合。古人乘车途中遇到长者或贵人时，常停车扶轼站立，以示敬意。例如，魏文侯经过贤者段干木的居所时，“扶轼致敬，以示其诚”。
轼在中国古代车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礼记・檀弓》记载，孔子经过泰山时，听到一位妇人对着坟墓哭泣，孔子立起身靠在轼木上，派子路上前询问，得知她的公公、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吃掉，却因畏惧苛政而不愿搬家，孔子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
《孔子圣迹图》（局部）明 佚名 孔子博物馆藏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名二子说》中写道：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苏洵希望儿子苏轼能像“轼”一样，看似无用却不可或缺，懂得“无用之用”的道理。然而，苏轼才华出众，如“锥处囊中”，遭小人嫉妒打压，一生坎坷。
车马出行画像砖 晋 佚名 高台县博物馆藏
车厢上方是轼，下方是轸。《说文》记载：“轸，车后横木也。”轸指车厢底部后面的横木，相当于地板，起着支撑车体的作用。考古发现，商代车舆装饰品如铜轨饰，常安装在“轸”周围，证明了“轸”在车辆中的重要性。轸因其在车体中的基础地位，被引申为“国之栋梁”的象征。春秋时期晋国名将先轸之名即源于此部件，其名号蕴含“支撑国家之重器”的寓意。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中有“轸宿”，属于南方七宿中的第七宿，居朱雀之尾，恰好与“车后横木”的本意相呼应。轸宿位于乌鸦座，包含4颗主星（长沙、左辖、右辖等），在荆州上空分野，与楚文化密切相关，尤其与楚国崛起前的曾国关联紧密。
战国 车舆铜饰 淮安市博物馆藏
1978年出土于高庄战国墓
“舆”的形制演变见证了汉字与农耕文明的交融，“轼”的礼仪内涵滋养了士大夫的精神品格，“轸”的星宿隐喻连接着古人对天地秩序的认知。这些看似平常的造车构件，既满足了交通出行的实用需求，又以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将机械构造升华为承载礼制、天文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载体。
结 语
马车虽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遗迹，但车文化的基因仍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它不仅是古代科技的见证，更是礼制、哲学与天文的交融。正如《考工记》所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古代造车技艺，正是这四者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华文明永不褪色的精神象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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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格格，董杰.《商周马学考》[J].《农业考古》，2021年第1期。
展览讯息
展览时间：2025.01.17-2025.05.18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第一特展厅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识字通己：解码中国古代车文化的器物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