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再战上海：孙中山1916年的日与夜
原创 徐涛 世纪杂志
世纪 CENTURY
再战上海：孙中山1916年的日与夜
徐 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
1916年伊始，袁世凯废除了民国纪元，改元“洪宪”。在所谓“非袁不可”的喧闹声中，袁世凯悍然称帝，新生的共和体制一触即碎，这个古老的国度再度陷入至暗时刻。
然而，袁世凯未曾预料到，自诩“天下莫予毒”的他在复辟帝制后，中国各地掀起了一波比1913年“二次革命”更加凶猛的反袁浪潮。蔡锷、唐继尧之首义云南不论，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四川各省，这些受过辛亥革命洗礼、被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中国民众打心底里不能跪迎一位新帝登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愿意拼死一搏。
国体变更，国运存亡之际，孙中山愈挫愈勇，矢志不渝，命陈其美赴沪滨，居正赴齐鲁，朱执信赴岭南，石青阳赴蜀地，于右任赴三秦，夏之麒赴赣鄱……一起领导各地起兵讨袁。
帝制梦引发的护国战，烽火燃遍半个中国。胜败难料之际，孙中山选择不顾个人生死，毅然选择上海为基地，归国指挥讨袁军事行动。而这一激荡人心的勇敢之举，由于属秘密斗争，遗存文献不多，是孙中山一生叙述不多的历史篇章。
01
潜返上海，发表《讨袁宣言》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位于云贵川一带，但孙中山认为，长江流域的行动才至关重要。而长江一线的讨袁活动组织，孙中山又特别重视“沪事”（即在上海的起义行动）之发动。藏身于上海租界伺机而动的陈其美，1916年2月22日被孙中山委任为江、浙、皖、赣四省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并负责就近联络湘、鄂两省，以便调度讨袁军。仅此一项人事任命，足见上海在长江流域讨袁行动中的关键地位。
护国运动的枪炮和内外舆论的叫骂声中，1916年3月22日，“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终于被迫下令撤销帝制，23日又下令取消洪宪年号。在得知袁世凯采取暂退姿态后，孙中山更觉应一鼓作气，迅速在上海打开局面。于是数日间连续发电陈其美，谓：“时机至此，可速发制人”，“上海如能得手，则万事皆可就绪，希望奋励图之”；指示陈等“此时多注全力于沪，以求万全。沪得后，则款、械自易”。在孙中山的亲自指挥下，中华革命党体系中所筹措的钱、枪与人，源源不断汇集于黄浦江畔。
可令孙中山不甚满意的是，“沪事”局面迟迟未能打开。陈其美仍将运作北洋海军反戈一击，攻取江南制造局，进而占领整个上海，作为讨袁起义的重心。但时任中华革命党“海军总司令”的王统一在北洋海军中策反活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一时尚难起义。延宕日久，使得身处日本的孙中山，对于此深为疑虑。因此，他又向陈其美等急切地指出:“时机至此，可速发制人，不必待王（统一）也。”
图|左图：1913年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中的江南制造局；右图：《协和报》刊江南制造局附近之风景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心焦，是因为他深感，“沪事当发于袁退之前乃可”，“袁暂退，使黎（元洪）代”是袁世凯断尾求生之计，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袁世凯仍会借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之力复出。袁退，并不意味着共和体制的自然恢复，中华民国是否能起死回生，已达关键时刻。为使“沪事”尽快发生，孙中山决定由日本潜返上海，于1916年5月1日抵达。
在他返回中国同日，中华革命党浙江司令长官夏尔屿在杭州被捕就义，革命局势仍波谲云诡、凶险无比。
5月5日，王统一等依靠应募日本退役军人，在吴淞口夺取袁世凯海军“策电”舰的行动以失败告终。陈其美等人制定的上海起义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无法执行。
孙中山似乎并未受到“沪事”失败的影响，于5月9日突然发布《讨袁宣言》，史称“第二次《讨袁宣言》”。这份宣言声称，自己“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素来以消息灵通著称的沪上报刊，此时还在讨论孙中山是否抵达上海，孙中山“对时局之宣言”已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发行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全国政局的震荡。孙中山通过一份宣言，正式宣告了袁世凯政府对他全球通缉、剿杀的彻底失败。
图|1916年5月9日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上海《民国日报》局部图
《讨袁宣言》发表后，上海《民信报》《民意报》《上海日日新闻》《中华新报》各报纷纷发表社论或文章，大声称赞。黄兴、岑春煊、唐继尧等人也纷纷公告社会，表达自己对孙中山宏文大义的钦仰之情，从而聚合了国内原本十分疏离的讨袁力量。
02
陈其美遇刺，痛失革命股肱
109年前丙辰龙年的366个日日夜夜里，对孙中山个人而言，5月18日是最为悲痛的一天。
这一天晚5时30分左右，陈其美被刺，死于法新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十四号。据上海《民国日报》次日《陈英士先生遇害记》的记载：杀死陈其美的“匪徒共三四人，雇坐五百七十二号汽车前往。时陈先生方在客室会客。该匪徒由两人入门，其一穿橡皮雨衣，其一穿黑色衣服，进门后即径入客室，对准陈先生乱开手枪。陈头部中弹倒地。该匪即飞步奔逃，因有人追出，故仍举枪乱放，又伤一人、死一人。该匪等奔上汽车图逃，而汽车夫已不知去向（当系闻枪声畏避），急自行司机，竟将机件损坏，不能行动，又舍车而逃，则探捕已赶至围捕，当即捉住一人。后闻又在某处捕得嫌疑犯一人，现在侦查中。而陈先生因弹中要害，未及入医院即弃民国而长逝矣。呜呼！”
图|孙中山赶至陈其美被刺现场，见到陈其美遗体
后刺客许国霖、宿振芳二人供认不讳：刺陈案系张宗昌、朱光明主使，派程子安、许国霖布置，利用叛徒李海秋为内应。鸿丰煤矿公司谎称要拿出一块矿地抵押给日本某公司，资助陈其美作为革命经费，实为一侦探机构。陈其美抵达萨坡赛路处，本欲与鸿丰煤矿公司之人接洽，未想到迎来的却是刺客和自己的大限……
孙中山与陈其美虽早早结识，但真正相知却是在辛亥年间。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了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上海。迎接孙中山最得力、并保障他安全的是沪军都督陈其美，他将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住宅一所，作为孙中山在上海的行馆。多年后，孙中山《有志竟成》文中追忆辛亥革命一击而中这一段时，对陈其美等人一改原定“上海视南京举动”为“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革命方案，大加赞赏，极为认可：当时“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英雄所见略同，惺惺相惜的孙、陈两人此后历经生死之劫，一直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立场。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涣散无力。孙中山想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重新组织一个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只吸收绝对信仰其主义者。中华革命党设立六大机构，即总务部、党务部、军务部、财政部、政治部、宣传部。总务部班列各部之首，由于协理一职长期阙如，陈其美被委任为总务部长，实际上承担了协理之重任，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对陈其美的信任与依仗。
图|陈其美戎装照
1915年，陈其美先孙中山一步回到上海，重返革命斗争第一线，主持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筹建工作，兼任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司令长官。11月10日，陈其美派员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外白渡桥，舆论哗然；12月5日，又策动“肇和”舰起义。肇和之役，虽然失败，对袁世凯政府震动却是很大。是年底，《孙文唐绍仪致各总长议员书》中评价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这一评语将肇和之役和护国战争联系起来，可见孙中山的评价极高。
据悉，陈其美遇害后，孙中山闻讯曾亲自赶到萨坡赛路案发现场，见到陈其美头部中弹的遗体时，悲痛不已，泪流满面。自5月1日抵沪，再战仅仅17天后，孙中山就痛失左膀右臂，触动不可谓不大。5月20日，他在给黄兴的信中写道，陈其美之死对“沪事”而言是一次重大打击，“所图必大受影响”，“大抵民党他方无特别之势力发展，沪事急遽无好希望也”。黄兴劝慰孙中山：“惊闻英士兄为奸人所戕，旧同志健者又弱一个，极为惨痛。共和未固，遽失长城，我公哀念可知。仍望接进行，同慰先烈。”
6月19日，孙中山撰文祭陈其美，直接写出陈其美悲惨死状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刺激：“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尤弗瞑目。曾不逾月，贼忽暴殂，君傥无知，天胡此怒？”评价陈“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唯殇于国，始与天通”，并答应陈，“文老幸生，必成君志”，许诺自己一定会实现两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后来，孙中山为陈其美请予国葬，其晚年之所以特别倚重蒋介石，也是切望他能成为第二个陈其美。这是后话。
03
著《会议通则》，思索何以民国？
陈其美被刺身亡次日，孙中山的新婚妻子宋庆龄亦从日本返抵上海，孙中山前去迎接，两人共同潜伏在法租界的茫茫人海之中。
我在《孙中山与上海》书中综述孙中山一生寓居上海时，提到“大概而论”是分为三个时段，四处住处。之所以模糊处理，是因为这1916年5月1日至1917年7月6日间的孙中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潜伏于租界，绝少有人知其确实踪迹。宋庆龄曾写到，此时的孙中山“无所畏惧，即使有许多密探跟踪他也是如此”。从公共租界的特务报告中整理获知；孙中山在五六月份间几乎“每晚都在更改（住所）地址，很少连续两晚在同一个地方睡觉。”综合各方之见，笔者认为，孙中山至少住过日本朋友山田纯三郎家里、法文日报《中法新汇报》总编辑的房间里（即洋泾浜外滩55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13号、华龙路（今雁荡路）10号、环龙路（今南昌路）10号……可以确认的，直到1917年2月27日，孙中山才搬到了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住下。此前研究者认为，孙中山这一年多寓居上海的生活，有一处相对固定的居住，即环龙路63号，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既然孙中山在上海的生活如此险象环生、动荡不安，那么他为什么要召唤宋庆龄返沪？5月20日，宋庆龄写给梅屋夫人的信中给出了答案：“我于昨日清晨抵达上海，由那位大忙人（即孙中山）来接我。正如您知道的那样，在写作方面我要帮他很多忙，因此请原谅我这封信写得很短。”由此可知，宋庆龄此行目的主要在“写作方面”给予夫君助力。可能孙中山此时心中已在盘算近期出版一本书的计划，而这本书就是日后大家熟知的《会议通则》，后改名为《民权初步》。
图|孙中山著《会议通则》书影
孙中山对于《会议通则》一书的发意甚早，可以说自辛亥革命前之保皇党与革命党之争论中，就已经产生。其时保皇党提出，中国民众“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此“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而章太炎则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锋相对：“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此革命口号之辩驳，虽能鼓舞一时人心，却未能深入阐明革命何以能有此功效。孙中山较之章太炎更为务实。1911年，还身在美国、未知革命何时成功的孙中山就已经在思考，如何教会国人集会之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按部就班，逐步前进，训练国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当年9月，他曾嘱咐在加州大学求学的蒋梦麟，将英文版“Parliament Rules and Order by Robert”译为中文，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
二次革命后，袁氏当国，意欲称帝，外聘古德诺、内有杨度等人，再次鼓吹、宣传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之治。孙中山忧心忡忡，反驳道：
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孙中山意识到编著一本能如“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的阐释、介绍西方议会通则的书籍，迫在眉睫。所以还在日本流亡、避难期间，孙中山就开始大量购置和阅读西方“议学”之书，即集会议事之学。
反袁行动的同时，孙中山并未停止对共和政制的深刻思考。他一再强调，反袁的目标不仅是推翻一个专制者，更是为了维护民国的宪政根基。在1916年发表的多份政治声明中，孙中山呼吁的是“规复约法”，希望通过法治巩固共和体制。
6月6日，袁世凯羞愤病故之后，其继任者黎元洪总统试图维持北京的共和政体的门面，努力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孙中山对此暗中予以道义上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在宋庆龄等一众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开始起草《会议通则》，试图为未来中国的民主体制运作，提供一份操作性强的规则依据。孙中山认为，共和体制的核心在于协商与合作，而非暴力与独裁。正是秉承这一理念，他特别列举了各级会议的流程、议案通过的机制等，力图为初生的共和政制奠定一个有序的框架。
据报道，孙中山在寓沪期间多次与革命同志讨论党内议事的规范性问题。他提出，凡会议，必先定议事规则，后行讨论，以求公平。他甚至在会议间隙亲自执笔记录，列举出议事程序的详细条款，包括会议召开的条件、议案的提出与讨论程序、投票机制等。这些条款后来被编入《会议通则》，成为该书的核心内容。1917年2月，一本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会议通则》完稿于沪上，并被收录到后来出版的《建国方略》之中，成为该书三篇之中完成最早的一篇。
04
百折不挠，继续为共和奋斗
1916年的上海生活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从日本冒险归来，为讨袁事业奔波筹划；他与陈其美、黄兴等战友并肩作战，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筹集革命经费，确保讨袁军的顺利行动；他以远见卓识构建共和体制的蓝图。宋庆龄描述这段日子中的孙中山“很忙，比在东京时还要忙”，“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
图|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
历史证明，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们却对《会议通则》毫无兴趣，他们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导致约法失效、国会解散、内战连连，还闹出了张勋复辟的笑话。帝制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辟，让孙中山彻底陷入震怒之中，“奔走革命数十年，共和告成六稔，今一旦破坏……愤不欲生。昨特就环龙路本宅召集各要人、各同志会议，誓不与共天日，协议扫穴犁庭计划”。1917年7月6日，他再次乘上了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与一百余名拥护自己护法主张的国会议员组成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决心“根治元凶，恢复约法”。
因为有着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热爱以及对共和体制的执着，孙中山似乎有用之不竭的力量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护国运动之后，又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历史新的篇章就此展开。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5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 | 章洁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金晓云
原标题：《《世纪》杂志 | 再战上海：孙中山1916年的日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