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父母的集体困境：分数即未来吗？｜翻翻书·书评
教育的本质是解放还是规训？爱的边界是守护还是枷锁？
在《不确定的爱》中，父母们像西西弗斯般将孩子的日程推向补习班的山顶，却眼睁睁看着巨石滚落——小珍因压力过大住院服药，艾比在英语课与书法班的夹缝中崩溃。父母们困在“分数即未来”的幻影中，将孩子推向光明，却不知那光明本身已是另一种枷锁。
这不禁让人想起卢梭在《爱弥儿》中的诘问：“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然而，当“早熟”成为生存的必需品，这种育儿困境又该如何应对。对此，学者关宜馨的《不确定的爱》就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这场“教育竞赛”的血肉之躯。
在书中，作者并未将目光局限于西南小城，而是放眼全球思考育儿教育这个普遍性的问题。艾利森·皮尤提出的“铺路消费”，揭示了全球中产阶级家庭如何通过教育投资试图掌控不确定的未来。在昆明，择校费与补习班构成“新科举制度”；在加州，精英高中的家长同样为AP课程和常春藤录取率焦虑。关宜馨敏锐指出，这种焦虑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催生的“人力资本”崇拜——个体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投资回报率，而家庭成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
然而，《不确定的爱》并未止步于批判。关宜馨通过小珍住院后的转变，暗示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当陈佳玲一家搬回老社区，邻里的温情与孩子的嬉戏竟成为比药物更有效的疗愈。真正的爱不是塑造，而是回应；不是规划，而是接纳。
《不确定的爱》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父母的集体困境，也是一声警钟，叩问着教育的终极价值。关宜馨没有提供廉价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抛还给每个读者：在生活的无数变数中，我们该如何分辨爱的边界？当“鸡娃”成为常态，当“内卷”吞噬童年，或许我们需要学会有意识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毕竟，教育的真谛不在于将孩子推向某个确定的彼岸，而在于教会他们如何在不确定的洪流中，保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本书，正是写给所有在爱与压力之间迷失的现代人的一封家书。
此前，我们发起了「在“必须优秀”与“活着就好”之间：我们如何接住这一代崩溃的青少年？｜翻翻书·送书」的征集活动，最后选出四位读者寄送了这本书。
真正的确定性，或许藏在对不确定性的坦然拥抱之中。
以下是他们的书评：
我们这代妈妈：继续一场打补丁的战役
文｜安瑛
合上《不确定的爱》这本书，我盯着书桌上那个画满星星的“进步本”，突然觉得这本子简直就是我们这代妈妈的写实标本。
当我在2月17日的这一页写下“今天我没有发火，只是拍了桌子，有进步”这句话时，笔尖突然停在关宜馨描述昆明母亲“道德能动性”的段落上方。这个朴素的笔记本，与二十年前西南小城那些母亲们“布置的技艺”形成了共鸣。每日记录儿子闪光点的仪式，在算法推送的“正向教育法”的包装下显得如此现代，但本质仍是二十年前的妈妈们“创造条件”的变体——当社会筛选机制日益隐形，我们开始将竞争力拆解成无数微小的“进步”，如同古代农人用陶罐收集晨露。
书里说中国家长最会“创造条件”。昨天，儿子的班主任第五次私信提醒我“他课堂走神”。除此之外，他口算没做交了白卷，得了2个大问号，课堂作业本还拿了一个大大的C。我憋着火气在本子上写：“今日进步：晚上自己主动看数学视频，学习了计算异形图形的周长，还做了笔记。妈妈看到了你的学习积极性！真棒！”这个“进步本”，与其说是儿子成长的见证，不如说是妈妈自我救赎的符咒。在添加“妈妈进步”栏目的那个晚上，我忽然看清了这个本子的真相：它既是当代母职的绩效考评表，也是抵御异化的精神盾牌。当整个教育体系都在将童年切分成可量化的KPI时，我却试图用文字将这些碎片重新粘合成完整的人。
有一天，家委会的王妈妈突然私聊问我有没有看见小林的打卡视频。我突然就想起《不确定的爱》里昆明的妈妈们交换补习班情报的场景——二十年过去，我们不过是从街角电线杆的小广告，转战到了钉钉群的打卡视频里。
王妈妈是典型的“显微镜妈妈”。有次她截了张班级朗读视频的截图，圈出某个同学家窗帘缝隙里露出的书法作品：“看见没？这家长给孩子加练毛笔字。”我盯着她发来的“侦查报告”，后背直冒冷汗。
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有人看打卡视频开0.5倍速，看谁家桌上摆着番茄钟，关注谁家书架藏着新加坡数学教材，留意谁家钢琴上贴着考级倒计时。既想晒娃维持体面，又怕刺激别人遭记恨。这种拧巴劲儿，关宜馨在20年前的妈妈们身上早就发现了。当年那些妈妈既想让孩子在重点班出头，又怕被亲戚说“急功近利”。现在我们不过是把矛盾升级了：在钉钉群假装佛系，在闺蜜群疯狂求资源，在小红书记录“松弛感育儿”时不忘带上课外班话题标签。智能计时器、沙漏套装，甚至还有能统计专注时间的电子桌垫……我们用“时间管理”的美名，把孩子的每分每秒都变成了可计算的生产资料。
我妈总说我活得太累。“你小时候五天没写数学作业，我都没骂过你。”我妈轻描淡写的回忆，在我心中激起海啸。那个在弄堂里跳皮筋到天黑的小女孩，与此刻在AI编程课和钢琴考级间穿梭的男孩，是相隔三十年的对望。两代妈妈的教育哲学在餐桌上相互碰撞：她的“无为而治”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安全感，我的“进步本”则是个体化社会中的风险防御机制。
书里说60后父母有“条件匮乏恐惧”。与父母那辈人的放养相比，我们这代人如同站在独木桥上，身后是AI时代的万丈深渊。当我问我妈她当年为什么不焦虑时，她回答道：“我知道你到了初三高三会努力。”我终于理解这种信任的本质——那是前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时间观，相信人生是匀速前进的绿皮火车，每个站点都有重新买票的机会。而今天的我们，早已被抛入高铁时代的教育竞赛，错过一班车就可能永远滞留在站台。
为儿子筹办校园画展的那个春天，我动用了我媒体圈的所有资源。当他的水彩画登上报纸版面以及新闻客户端时，我忽然想起书中昆明母亲们“发表作文博取老师好感”的往事。二十年间，从铅字印刷到自媒体矩阵，中产家庭的文化资本转化始终在进化。但始终不变的却是对“象征性保护罩”的渴求，家长们希冀在丛林般的校园里为孩子构建尊严的结界。
当我继续追问母亲为什么认为我初三高三一定会努力时，我妈回答：“初三高三都不努力，什么时候努力呢。”我惊觉这是农耕文明的时间智慧在现代社会的回响。她在用季节轮回的耐心等待我的觉醒，而我却在用分秒必争的沙漏丈量儿子的童年。这种认知错位，暴露出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变化——从循环时间到线性时间，从“时候到了自然会懂”到“错过敏感期终身遗憾”。
如今，当我站在画展现场看儿子向同学解说作品，突然明白自己既是教育军备竞赛的参与者，也是这场变迁的田野观察者。那些精心布置的画框何尝不是时间胶囊？二十年后，当今天的孩子们在心理咨询室里追忆童年，这些色彩斑斓的证物或将构成解读我们这代母亲的考古层。
书里说现在的家长都在“创造条件”，我倒觉得我们更像在打补丁。儿子注意力不集中被老师告状，我就给他缝个画展当勋章；当我自己脾气急时，就往本子上打“今天没有发火，只是拍了桌子”的补丁。只是不知道这些补丁能不能撑到高考那天，更不知道等儿子长大翻开这个本子，是会哭着说“妈妈好辛苦”，还是笑着吐槽“我妈戏真多”。
反正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又得继续这场打补丁的战役。至于能补成什么样，管他呢，先活着走出小学再说吧。
人类学的“00后”:我们都曾是孩童
文｜叶智阳
感谢湃客的赠书，使我有幸在读了英文版约一年后，拿到关宜馨老师这本书的中译本。前后两者的出版时间恰好隔了十年。对于我这个生长在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目前也正在尝试做一点人类学的“00后”来说，这是两个很有趣的时间间隔。
过去的一年对我而言很特别，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高速发展状态已经悄然改变。但更重要的是，这引起了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扰动。许多家庭、父母和孩子，面对着形式各异却同样艰难的挑战。有时，人们沉溺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中，比拼谁能在水面下憋气更久。而有时，人们也被迫或主动地思考另一些问题。因为人类不仅需要喘气，也需要另一种至关重要的品质：对生活的感受。这就使得本书所尝试呈现的东西愈发重要。
当然，这本书也涉及很多理论议题，比如现代化议程与教育改革、国家工程与家庭生活、服务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童年政治等等。但是，全书最核心的关注点仍然是当代生活中的道德能动性问题。乍听之下，这很缥缈。但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正是对“道德能动性”的绝佳展开：“弄清什么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什么不在，培养敏感性，掌握时机，这些做法会带来反应能力和勇气——行可行之事和必行之事的勇气。”思考这个问题，并不需要从俯瞰世界开始。相反，许多人类学家会认为，我们可以、也应当从人类生活中极其微小却丰盈的经验入手来发展理论。因为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就像“中产阶级育儿”这个话题，尽管充满了挣扎、困惑、摇摆、冲突、鸡毛蒜皮和惊心动魄，但同时也遍布努力、尝试、调整、布置、细致关怀和尽其所能。这并不矛盾，因为这些父母面临着两难境地：他们希望孩子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为此不惜采取最为“功利”和紧迫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一个更充盈的人需要具备多种多样的素质，需要情感、审美和感受生活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关乎“成人之道”（human becomings），即我们可以且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此，我建议所有人都思索“育儿”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我们都曾是孩童，也因为我们今天仍在尝试自我培育、疗愈或抚慰。上述这种两难可能永远都不会结束。今天的生活有着长久以来的艰险和新近形成的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事可做。本书名为《不确定的爱》，英文原版标题直译则是“爱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空间同样是可能性的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最微小的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坚持一些东西，并在关键时刻决不退让。
一位旁观者的自白：我们要走父母的老路吗？
文｜涂佳明
趁着闲暇，终于读完了《不确定的爱》这本育儿书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著作，但我相信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关老师的书很浅又很深，这是我读来最大的感受。这本书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育儿的千丝万缕，通过平常稀疏的故事讲述了深奥的道理。
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进入书中，去看一个又一个身边人的育儿经历，是我这个年纪很喜欢的事情。就如悄悄混入爸爸妈妈们的茶话会，一面倾听取经，一面暗地评判，我也在脑海里摹画将来自己成为一个妈妈的模样。
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角色是文慧——因为我在她身上看见了我自己和我的妈妈的影子。记得从幼儿园开始，我的母亲总是对“严格规划我的时间”乐此不疲：早上七点准时喊我起床，晚上八点又一定是在扯着嗓门喊我洗澡。高考在即，我参加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考试，可每次数学成绩都格外扎眼。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我失去了自信，晚上回家时，我常常盯着苍白的卷子发呆。而我的妈妈，在冲刺的关键时刻，同许许多多“备战”的妈妈一样，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她放下了平日里直率的评价，总是在悄悄看我的脸色后，轻轻地挤出一句“还不错，要稳住呀。”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位母亲把无限期冀、失落无奈、忐忑纠结揉碎在一起，倾心而出的一句“谎言”。难以想象平日里要求严厉的妈妈，在特殊的关键时刻会变得那么无力。
这让我想起中国式教育中常见的“严母慈父”模式。父母们总是希望用严格的要求和规划，为孩子铺设一条看似平坦的道路。然而，这种看似“为孩子好”的方式，却常常在无形中给孩子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听话、要努力、要争第一，却很少有人问过我们内心真正想要什么。这种教育模式下，孩子往往失去了自我探索的机会，甚至在面对挫折时，也会因为害怕辜负父母的期望而倍感压力。
从前，我总是幻想自己将来如果有孩子，我要让他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绝不要像我的父母一样把他关进无形的牢笼。可过了一阵子，我又觉得不对：怎么让他远离危险？怎么让他学会自律？怎么让他自动辨别是非？于是我又觉得，必要的时候要揍他一顿，让他长长教训。要把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给他报好多兴趣班，让他多才多艺，教他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可这样，不又回到了我的父母的老路上吗？
庆幸的是，我在书中找到了答案。我明白了什么是“顺势”以及提升自己比提升孩子更重要。我非常赞同张欣的话，尽力去做，也许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几年前，我可能会更站在她儿子的立场上抱怨，可现在我读懂了她。尽己所能，别留遗憾，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育儿路上的最优解。我们需要为孩子布局，但这种布局不应是强制的规划，而是在尊重孩子个性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成长的土壤。
我们都将是生来头一回当父母，迷茫中怀揣着不确定的爱，惴惴不安。然而，人生本来就不是轨道，倘若能放下，在不确定中寻求几分倾心与关怀，也能收获有意义的人生。也许，中国式教育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规划和约束，而是更多的理解和信任，让孩子在爱与自由中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我们都在寻找另一种可能
文｜布鲁艾斯外特朵拉贡
书中的核心案例围绕昆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展开，讲述了母亲陈佳玲和女儿小珍的故事。陈佳玲是一位典型的“鸡娃”母亲，她坚信通过密集的课外活动和严格的学习安排，可以为女儿铺就一条通往“优秀”的道路。然而，小珍的身体和心理却无法承受这种高压，最终因“压力太大”而接受住院治疗。这一案例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教育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控制却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陈佳玲的那句反思 “所有这些，真的有点残忍”道出了无数父母的无奈与挣扎。她的故事揭示了教育内卷如何异化亲子关系，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如何被“教育”而非“治疗”所掩盖。这种困境不仅是个人家庭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确定的爱》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内卷”现象。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父母不得不将大量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以期子女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这种“教育愿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对孩子，也对父母自身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书中指出，中国社会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更多是教育性的，而非医疗性的。父母们在专家建议和社会现实之间挣扎，试图在“好父母”的新定义与现实的竞争压力之间找到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往往难以达成，最终导致家庭内部的无声战争。
关宜馨的研究不仅关注育儿行为本身，更将其置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宏观背景中。她指出，中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育儿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逐渐被“尊重儿童自主性”的全球育儿话语所取代。然而，这种新观念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陈佳玲的案例中，她试图在“培养孩子竞争能力”与“尊重孩子自主性”之间找到平衡，但最终发现这种平衡难以实现。
书中还揭示了国家政策如何深刻影响个人家庭生活。独生子女政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竞争加剧等宏观因素，直接影响了父母们的育儿行为。书中指出，育儿不仅是私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父母们在国家政策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关宜馨通过细致的民族志研究，展现了普通父母如何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寻找自己的行动空间。她提出，尽管国家政策对个人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普通父母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通过自己的策略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实的掌控。
在不确定的时代里，父母们需要在爱与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在竞争与关怀之间寻找另一种可能。它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优秀”的孩子，而是帮助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