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潘帕斯雄鹰”阿根廷：从破坏性的历史漩涡中挣扎崛起

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20世纪20年代，与法国相比，阿根廷在经济和个人福利方面都处于优势。在伦敦和巴黎，阿根廷地主阶层的孩子被看作是20世纪初最早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富人。而现在，阿根廷人自认为他们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欧洲移民的曾孙们也竭力回到他们曾祖父母的故乡。

阿根廷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比如经济停滞、长期失业、政治暴力和尖锐的阶级冲突，等等。这些问题和国家的未来前景存在巨大差距，阿根廷人自己对此深感失望。这就是“阿根廷之谜”。

阿根廷怎么了？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乔纳森· C.布朗（Jonathan C. Brown）在他的著作中对阿根廷历史进行了简明而有趣的描述。《阿根廷史：从昔日辉煌到现代迷思》按照时间顺序，从前殖民时代到现代，每一章都讲述了特定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包括阿根廷早期文明的发展、西方殖民者的活动、阿根廷人民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进行的斗争，及现代阿根廷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作了探讨。本文为其序言。

有这样一个老笑话：在上帝创造地球后，他发现南锥体已经得到了所有的财富：辽阔的大草原、丰富的石油储量、雄伟的山脉、迷人的丘陵与湖泊、肥沃的河谷和多样的气候。于是，为了平衡，他让这个地区住上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怎么了？

为了解答这个长期存在的“阿根廷之谜”，历史学家可能会提起一句古老的南锥体格言：“过去是个破坏者。”(Feitlowitz 1998,XI)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表示，19世纪他的许多同胞似乎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包袱，被“老习惯”打败。《阿根廷简史》提出了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破坏性的过去长期以来以两种状态笼罩着阿根廷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歧视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阿根廷人很容易忽略甚至否认其后果。与此同时，有权有势的人，特别是有政治权力的人逍遥法外，使得暴力和腐败成为阿根廷社会的痼疾。这些问题并非起源于20世纪最后25年；450多年前，它们随着欧洲殖民者来到拉普拉塔河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这两种状态相辅相成。

▋社会歧视

自西班牙探险家首次沿巴拉那河航行起，阿根廷社会就一直处于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中。在那里，西班牙人被土著查鲁亚人的箭射得满身窟窿，由此开始了长达数世纪的两种文化的相互竞争——土著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冲突。两种文明在边界线两侧自主地并行发展，既有互利贸易的时候，也有野蛮残酷的时刻。只有在代表“现代文明”的胡利奥·A.罗加将军借助武力一劳永逸地摧毁了所有印第安文明后，印第安战争才在1879年结束。旷日持久的冲突使得倔强的双方在解决争端时更惯于采用武力。

与此同时，拉普拉塔河地区的欧洲文明正在建立起最初的基于种族和权力等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西班牙出生的白人垄断了像商人和政府官员这样的重要位子。为了巩固地位，他们经常利用职权，通过欺诈和腐败行为增加自己的财富。本土出生的殖民者阶层迅速扩大，填充了略低于白人精英的位子。但是，当看到欧洲人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财富时，没有伊比利亚亲属联系的克里奥尔人(Creole)感到愤怒。在独立战争期间，他们用武力取代了西班牙人，报了此仇。

像精英之间一样，殖民时期的工人阶级也从不平等的各阶层发展起来。欧洲工匠往往能得到高收入的工作，而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只得从事卑微的仆从工作。尽管如此，殖民地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扩张仍然带来了劳动力的短缺。17世纪，商人们开始输入非洲奴隶。在殖民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这个地区的奴隶数量增加了。奴隶在各种经济部门劳动，他们在图库曼和门多萨耕地，在科尔多瓦和圣菲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家庭当仆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萨尔塔的工匠铺干活，在潘帕斯的农场和牧场上劳作。奴隶制也依赖武力和暴力，奴隶主迫使非洲人干活，用武力和暴力威胁来替代支付工资。

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结构把种族和工作混淆在一起，以至于把苦力等同于黑皮肤，反之亦然。贫困也成了肤色的代名词。如果白人不得不从事手工劳动，他就会失去身份。黑皮肤的人在社会等级中上升程度有限，因为他们的肤色表明了他们作为佃农和工人的身份。相反的情况也存在，一个从事仆从工作的浅色皮肤的人也会被当作有色人种对待。受尊重的、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白人妇女习惯于用有色人种女仆长时间地劳动。过些时候，即使女仆的皮肤颜色事实上是浅色的，那也没什么关系，女主人仍然用她长时间地工作。

这就是19世纪末开始的欧洲移民的社会关系与固有行为变化如此少的原因。阿根廷地主和商人更喜欢外国人，而不是本地工人，尽管这些地主和商人使用起移民女仆和外工来好像他们是梅斯蒂索人或黑人。一旦移民地位上升，获得了适量的财富、教育和家族威望，他们往往对劳工和有色人种采用同样的态度。因此，不平等的社会阶层之间旧的敌意和反感一直存活到20世纪。要想理解那些体力劳动者如何拼命地想获得尊重与尊严，无论他们是本土出生的工人还是外国人，只需援引工人阶级对工会好战性的兴趣，以及胡安·多明戈·庇隆的亲“无衫人”言论就行了。

最近的阿根廷社会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目前的经济困难已经迫使中产阶级中最好的、最聪明的人移居海外，而来自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和智利的梅斯蒂索劳工已经形成了新一波移民。在持续不断的歧视的协助和支持下，社会秩序的多样性和分化强化了另一种历史的破坏——威权冲动。

▋有罪免罚

暴力和腐败在阿根廷有漫长的历史，因为那些在公众生活中使用武力和行贿的人不受惩罚。这些情况仍然起源于欧洲殖民者。多种族社会秩序的发展要求进行严格的社会控制。那些被授予印第安劳力的早期移民必须管束他们的仆从，向他们展示新的工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那些想挣几个比索的流浪高乔人，那些出生在这种语言和文化里的人学会了如何躲避工作。奴隶制为社会控制增加了新的要求，每个地主、雇主、商店经理、值得尊敬的女主人必须指导其雇员的行为。每个有财产的人都害怕民众阶层违反纪律，因为后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为了了解工人阶级不满的破坏性潜力，精英阶层不得不对独立战争期间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民众起义造成的劫掠展开调查。

威权主义开始于殖民时期和19世纪的精英们，但是到20世纪，中产阶级也采取了这一倾向。中产阶级青年以1919年洗劫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社区，加入像阿根廷爱国联盟和后来的天主教行动这样的右翼团体等行为来回应国家危机。甚至是蒙托内罗斯卓有成就的、受过教育的首领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在领导游击队恐怖分子时也没有丝毫表现出对民主原则的实践。毫无疑问，军方是威权价值观最大的中产阶级资源库。军官们一次又一次地自我任命为宪法的“保护人”和国家的“救星”。每当工人掀起“混乱”，立刻有军队采取行动。并非所有的工会领袖都持续表现出对民主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会实行铁腕管理，并且似乎更愿意用最反动的管理制度。

至于暴力，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漫长的战争证明了使用暴力的合理性。殖民者始终面临危险，因此威权领导要求完全忠诚首领。后来，当后独立时期的克里奥尔考迪罗彼此争夺资源的控制权时，他们寻求用暴力解决争端。权力往往流向那些成功地吃掉竞争对手的人，例如利用迅速处决或暴徒来恐吓对手的考迪罗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不幸的是，在肮脏战争中出现了罗萨斯使用过的国家恐怖的必然结果。巴多达逮捕队像现代版的马扎卡，让那些威胁国家“统一”的人失踪。归根到底，政治暴力已经进入21世纪。

1976年至19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当局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对派，舆论称之为肮脏战争。

读者可能已经从本书中看出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腐败在政治上的关联。从17世纪西班牙省长勾结船长非法进口货物，到现代企业家串通公职人员进口免税豪华汽车，从利用地位要求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19世纪政治家，到要求外国买家为他们在私有化中的服务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现代政客，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公共服务中中饱私囊。然而，有一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现代的受贿机会将会令殖民时期的管理者羡慕不已。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以及外资银行变得更积极，贿赂比外债增长得更快，然而，像过去一样，很少有腐败官员和带来暴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的犯罪负责。

威权冲动在历史上阉割了阿根廷的司法机构。阿根廷不缺律师，当然，公正和法治是另一回事。例如，劳尔·阿方辛总统如此成功地干预肮脏战争罪行的法庭起诉，以至于审判结果是只有几个将军和游击队领袖被定罪，即使是这几个人后来也被赦免。从本质上讲，谋杀了成千上万公民的凶手和对更多人使用酷刑的人逍遥法外。这种有罪不罚也扩展到腐败的政客。

竞争的政客不妨揭露彼此的受贿情况，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不起诉受贿者，否则他们也可能最终走上法庭。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在任期间进一步削弱了司法体系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阿根廷人不得不对90年代流行的一个笑话中的讽刺意味一笑了之。这个杜撰的故事是这样的：梅内姆到玻利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玻利维亚总统向他介绍自己的内阁部长，“这是我们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梅内姆喊道，“玻利维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海军，你们为什么有海军部长？”“哦，”玻利维亚总统回答说，“就像你们有个司法部长。”

▋积极趋势

上述分析也许会令读者，特别是热爱阿根廷和在阿根廷有好朋友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太沮丧。但是，透过这些纸背也闪耀着一些光芒，特别是阿根廷人在世界文学、音乐、体育和国际事务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别忘了，阿根廷产生了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政治上，选举进程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党派之间成功地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包括在经济危机时（无可否认，经济危机远未结束）。然而，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就值得一提。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以其充满哲学探索和幻想元素的短篇小说而闻名，对后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锥体的居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非政府环境，鼓励商人和工人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因历史上的腐败、暴力、内战和扼杀创新的政府管理，其经济纪录更引人注目。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国王接二连三地发布法令，试图限制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贸易。尽管如此，商业和生产的发展如此显著，王室官员最终采取了新的政治管理—建立总督区，试图既刺激增长又可以对增长征税。为了把经济增长推向新高，殖民者进行边疆地区垦殖和扩大内部经济交流作为回应。

革命和内战当然中断了前总督区内的经济交流。然而，地主、商人和佃户利用新的北欧市场，共同努力使养牛业遍及南美大草原的土著人狩猎场。最终大西洋贸易间接刺激了圣菲、科尔多瓦和门多萨，即使没有深入到旧殖民地的西北部。到19世纪末，当可以得到欧洲的技术和资金时，阿根廷劳工和地主再次对市场机会作出了回应。他们引进必要的外国设计并且吸引外国人来建设现代铁路、港口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繁荣程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图源：Photostockeditor

无论如何看待民众主义，没人能够忽略阿根廷在工业化期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制造业的发展先于政府的帮助。在20世纪30年代到整个50年代，工业生产持续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断增加，超过了其他所有经济部门。去庇隆化和肮脏战争引起的动荡的确抑制了经济取得更大成就，但是政治家和军方要共同承担失败的责任，因为他们无论在执行民众主义政策还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上，始终表现为不能有效执行。工业家和工人一起（尽管是不稳定的联盟）不顾政治引发的债务和通货膨胀，建立起一个现代消费社会的基础。

在过去，普通阿根廷公民一次又一次地设法渡过了别人制造的国家危机。为了把国家的物质财富带向一个出乎意料的水平，他们用幽默应对所有的困难，并重新积聚力量；做到所有这些时，他们都背负着一个破坏性的过去所带来的社会歧视和政治豁免权的重负。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阿根廷之谜”。

《阿根廷史：从昔日辉煌到现代迷思》

[美]乔纳森C.布朗（Jonathan C. Brown）著 ，左晓园 译

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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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阿根廷的历史。按照时间顺序从前殖民时代到现代，每一章都讲述了特定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包括阿根廷早期文明的发展、西方殖民者的活动、阿根廷人民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进行的斗争，及现代阿根廷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作了探讨。

作者简介

乔纳森· C.布朗（Jonathan C. Brown）是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其著作《拉丁美洲：殖民时期的社会史》和《1776—1860年阿根廷社会经济史》均曾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