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历史常会“押韵”
“看中国近现代史就会看一个仿佛和今天同样的世界，当然你看中国近现代史要带着一种情怀看，带一种当下的心情看，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历史会押韵。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凡是现实发生的一切，历史上类似的押韵的事件都发生过，那么最后的结果，多少也可以推断，不确定的未来，在你这里，也把握住了大致的的内在历史脉络和底层逻辑。”
这几年中国近现代史的书越来越少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改革战争和失败》是一本完播率很高的书，如今很多读者书买了很多，但是看完的很少，这就像几个大平台，B站也好、视频号也好，也有一个完播率指标。
这本书我是前两天去西安讲课，在来回飞机上看的，看了以后放不下来，虽然这段历史大家看上去都很熟悉。可见这本书有特殊的魅力。
这几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世界史和古代史。过去我之所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因为过去在历史系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天之骄子，世界史和古代史和我们没法比。
但这两年风水已经轮流转了，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不说其他原因了，现在年轻人不关心，说晚清史是一部失败屈辱的历史，看了难受，会带来负面的情绪价值。
说五四以后的现代史，又要我上政治课吗？也不想看。所以这几年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很少很少。这本书能够出来，我觉得也算一个蛮值得庆幸的事。
李礼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改革战争和失败》。当当网。
细节：重新认识历史的颗粒度
这本书值得读，不管你是熟悉这段历史还是不熟悉这段历史。为什么？首先给我感觉写法不一样，写法和我们学者写法是不一样的，是带有非虚构类的文学色彩，这才叫作家。
我们这些年关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有一些非虚构类的畅销书，现在已经蔚然成群了。
《失败》这本书的写法又不一样，它既不是一个学术类的著作，又不是一个畅销类的写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呢？
我是觉得这本书的风格和许知远写梁启超的风格比较接近，他们更欣赏的是一种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一种风格、西方英美媒体报道的风格。整个叙述、布局，包括语言，内在的逻辑、韵律的确很接近。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给我的感觉是耳目一新。从这一点来说，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好像先用英文写，然后翻译成中文，而且肯定不是用什么ChatGPT、KIMI这种翻的，当然肯定是用中文写的。但整个一套叙事，我觉得已经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了。
这就非常有意思，就说我们自己的写法，一般的写法要么太清晰，逻辑很清晰，要么像《明朝那些事儿》一样，都是碎片化的故事，又没逻辑。要么过于逻辑化，要么没逻辑，没头脑与不高兴，只有两种。
李礼这本书看起来好像是编年史，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章名骗了，1891、1893，好像是编年史的写法，但里面绝对不是编年史写法。首先我欣赏的是细节，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历史的叙事构成，然后还有故事。
历史叙事的反思
我虽然是做民国史的，但是晚清史也不算陌生，竟然这本书里面有好几个细节，我也是第一次发现，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以前看到过，但是李礼这本书里面描绘的是比较精细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逃难，这个逃亡，康有为真是有天命在身，竟然三次让他躲过大难。
先是荣禄派了一个北洋舰队里面最快的军舰去追，按理说应该追上了，没想到这个军舰开到一半抛锚了，躲过一劫。
然后到了青岛，在码头上去拦截，电报打到山东，但是密码本被带走了，不在身边，没翻译出来，又躲过一劫。之后跑到上海，上海道台又奉命去抓人，没想到英国人早先一步把他接走了。这三个环节里面，有一环没对上，那历史就改写了。
康有为。资料图。
我就讲这些细节，我相信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戊戌变法历史没这么细——颗粒度很细，一本历史好看就好看在哪里？颗粒度要细，这里面有好多一些颗粒度是很细的。
还有一个我没注意到的细节，当年义和团起来以后，八国联军入京，后来这些当地的老百姓为了避祸，做了一个白旗，表明自己是顺民，这个顺民上半部分到底是顺哪个国家都是空的，一看哪个国家的大兵来了，就填入哪个。像这些以前没看到过的细节比比皆是。
这本书有故事，颗粒度很细。但如果只有这些颗粒度，也不过是《明朝那些事儿》了。这本书背后有一套叙事逻辑，这个叙事逻辑，就像李礼导言里面说的，实际上是带有对中国这段历史的反思的，一个自觉反思的思考。
就像李礼说的，事实上差不多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晚清历史的叙述主要是有两套模式。第一套模式我们也不陌生，过去大学里面上政治课讲的，革命式模式。晚清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同盟会，这叫革命式模式，反帝反封建。这套模式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被另外一套模式所替代，那个模式就是叫现代化模式。
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它的历史指向是很明确的，如何走向现代。当然如果用一个电视剧的名称就叫“走向共和”，这些年很多作品都是以这种的模式来叙事的，但是这套模式也有一个问题，我把它称作辉格党人的叙述。
所谓辉格党人叙述，就是英国历史也有这套模式，最后，英国近代的历史是怎么走向宪政、走向民主，然后以这套模式为中心来取舍。
我们先不评价这两个模式谁好谁坏。这两个模式虽然看起来有点对立，但是他们都有些共同的东西，就是假设历史是可以被抽象的，抽象为某种历史目的论，然后最后要证明什么，某某道路才能救中国，这两个模式最后都是归结为一个什么什么才能救中国。
带有历史目的论的色彩来铺排历史，但是李礼这本书打破了这两个模式，他并不预设历史目的论的东西，他试图通过一套非常多元、复杂的细节的叙述来呈现历史本来的复杂性。
也就是说前面两套模式试图都是让历史为逻辑服务，逻辑高于历史，但是最后它要证明的是一套抽象的东西，但是这一年最流行的是拒绝抽象，要回到具体。
那这本书就是回到具体，回到历史具体场景，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而不是最后要抽象为某种模式。
但是这又不妨碍李礼对那段历史是有思考的。所以这个标题叫“失败”本身就含有一种思考的成分。
书里面讲，虽然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这套模式被质疑，后来被一套新模式所替代。但李礼这本书更多写的是19世纪末的时候，当中国被迫全方位地向世界开放，它是怎么对这个世界反应的。
所以更多地写的是外交，然后在这个氛围下，再来看各种的反应。这个反应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变革，另外一种相反的就是排外。
所以他是以这样一条线索来写那段历史的。这背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费正清的2.0版本，反倒是给我们一种新鲜感。
这本书既熟悉又陌生，你们要知道一本好的书，完全陌生的话你根本读不懂的，太熟悉了也不值得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是最吸引人的。
基于这样的理由，这本书是值得读的，哪怕读的心情很沉重，但是第一长知识，第二长智慧，读书就为了这个。它不娱乐，它没有娱乐功能。
如果要带着提供一点情绪价值的心情去读这本书恐怕会失望。“快乐使人浅薄，痛苦使人深刻”。这是一本让人深刻的书，不是让你浅薄的书。
晚清变革，来自南方的力量
这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含沪量”很高，上海在这本书里面的确是主角之一，的确我们都知道上海，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北京是中国的北京。
为什么上海是世界的上海？实际上从上海开埠开始，1843年上海开埠到今天，满打满算182年，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港口，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这么一个地位，连地级市都没资格，五口通商以后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大都市，为什么？
很简单，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如果没有五口通商，有上海吗？没有。全球化产物意味着什么？含沪量很高，就是含海量很高，什么叫海？海洋文明。
我之前做过一个研究，研究的是中国的南和北，我们都知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差异很大。但是差异在哪？怎么来看它背后的差异？
我提出一个大胆的看法：北方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因为自从五胡乱华以后，北方有一半时间是游牧民族统治的，北方文化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而南方文化是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结合，特别到了明清以后更是这样。
上海恰恰很幸运地属于江南，属于南方的农耕和海洋文明。这就意味着，上海本来在明清以后已经部分受到海洋文明的影响，五口通商以后，特别是上海有了两个租界，租界的历史当然是很屈辱的历史，但是不得不承认，海洋文明是通过上海这个窗口传入了中国，是得风气之先。
租界里面有传教士、有墨海书院，有中国最早的报纸，先是英文报纸，之后是中文报纸，新式媒体大规模出现在上海，且不要说洋务运动和江南制造局，等等，上海都是领先全国一步的。
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出现学堂了，中国当时最好的学堂都在上海，包括像书里面写到的格致书院、南洋公学等。“学堂”很有意思，过去中国是没有“学堂”的，上海话到今天把学校也称为“学堂”，那就是因为晚清有这个“学堂”。当年因为要搞科举，学堂里还得读四书五经，但另外半天就要读生光化电，属于西洋的东西。
到太平天国以后所谓南方，特别是沿海，以上海为代表，叫口岸城市，口岸城市很有意思，美国有个研究上海的专家，叫墨菲，他写过一本书叫《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资料图。
在这本书里面，墨菲提出一个概念，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个概念，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叫“香港—上海走廊”。如果男生有喜欢足球的都知道，梅西射门有个“梅西走廊”。
那么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今天，你想想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在哪里？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在哪里？不就是从香港到上海这个半弧形的走廊嘛，你一路走过来，香港、广州、深圳、福州、厦门、温州、宁波、上海，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生的话，你首先想到那边去求职，这是中国最开放的区域，到今天也是这样，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开放，都在香港—上海走廊。
这叫口岸城市，口岸意味着什么？就是开了大大小小的向世界开放的窗户，没有这些口岸城市，我们很难想象后面会有变革，也就是说从晚清一直到我们今天，中国叫改革开放，在我看来应该叫“开放改革”，先有开放才有改革，没开放哪有动力改革。
鲁迅当年讲，你如果要开一扇窗，你一定要说我开个门洞，然后马上会有人打圆场说门洞不要开了，开一扇窗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这个“开放”一定在“变革”之前。1978年以后也是这样，也是从深圳开放，搞特区开始，特区全在香港—上海走廊，然后到了1992年的浦东开发开放，开放最重要。
我们回过头来谈晚清这段历史，在南北关系里面，中国古代历史重大事件都是北方先发生，然后影响南方。
但是到了近代以后、鸦片战争以后风向变了，就是风从南方来，所有的冲击力，都来自南方。这本书差不多有点费正清的2.0版，就是冲击—反应论的2.0版。
从这点而言，你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冲击力、影响力、辐射力都是从南方，而我说这个南方主要是指香港—上海走廊，再加上长江中下游连上两湖地区，也是和水路有关，他们成为沿海往内地辐射的最重要的一条水路，都和这个有关，商贸商贸，商贸所传播的，所运输的不仅是商品，还有观念。
所以它一定是在一个交通要道上、在口岸城市，长江也有口岸城市，九江、汉口这些都是当时比较开放的地方。
所以从这点而言，为什么我说“含海量”很高，事实上到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的主要文明就是海洋文明，这是一个大变局。
中国在迎接海洋文明这点上是晚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北方为中心，农耕、游牧为中心，虽然明清以后海洋文明也在沿海出现了，但是它始终不成为主流。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南方，但是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
我看这本书也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虽然清王朝在北方，但变革，晚清主要是从南方发动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南北抗衡，政治中心在北方，但是真正的推动者，变革的推动者都在南方。
道理很简单，南方最先开放，最先打开国门或者最开打开窗户，都在南方。所以几个重大事件都和南方有关，而在南方，上海又一直起领头羊作用，因为它特殊的地位。
所以差不多这段历史时间里面，前面我们说洋务运动在上海，这本书写的19世纪的最后10年，几个重大事件也都和上海有关，都在上海发生。
虽然说戊戌变法发生在北京，但是维新到底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说，那是大失败。但是换一个角度说，从它的影响力而言，戊戌变法、维新、从观念的影响力而言，虽败尤荣。
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我把他们称为文人士大夫，通过戊戌维新，他们当时已经替代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批老的一代官员士大夫，两代士大夫都要变革的。
但是康梁的观念显然更现代，他们的观念要更高一步，所以就占据了话语权。为什么？因为他们借助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传媒。
实际上康有为天生就具有一种媒体人性格，公车上书，他才不在乎送上去没送上去，后来发现公车上书，这个上书没送上去，但是康有为一边在那边公车上书，另外一边在上海报馆早早发表了，舆论已经造势。
我不在乎你朝廷接受不接受，我把社会已经形成一个极大的影响力，用今天的话讲，形成一个上“热搜”的重大舆情，那就胜利了。
且不要说梁启超到上海来办《时务报》。这本书里面重点讲了《时务报》。《时务报》这张报纸我是很看重的，我做过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公共领域就是生产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主要是传媒。
我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共领域怎么出现，我认为《时务报》是个标志。因为在《时务报》之前，那些报纸主要是靠新闻，而不是靠舆论、言论，《时务报》主要是靠言论，而不是靠新闻。
《时务报》。资料图。
梁启超当年又没名气，风头都是他老师康有为的，哪怕光绪见了他，梁启超一口广东口音，光绪听不懂。但是梁启超这支笔太厉害了，《时务报》主笔一下惊动大江南北。
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他不仅仅只是诉诸理性，他有种激情。不要以为今天大家才重视情绪价值的。看了梁任公的文章热血沸腾，不仅是情绪被带动了，情感也被带动，当然那个情感是爱国情感。
我觉得1900年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东南互保，北方昏头昏脑地要和八国联军宣战，借助义和团的力量。
但是南方的人很清醒——这个太疯狂了，我们中立，所以在那几个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和李鸿章，与西洋在上海总领事们，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
你想想这事也好奇怪，哪有一个国家，国家已经对外宣战了，地方说我们中立的，有没有？这是一个国家吗？
当时就是这个情形，后来慈禧太后还表扬了东南互保，说为朝廷保留了点元气，否则上海—江南这一带也卷入战争的话会是怎么样，那难以想象，庚子赔款还不主要靠沿海这几个省出的钱嘛。
《失败》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后来慈禧太后废光绪，实际上慈禧最怕的，就是洋人要把光绪扶起来，把她废黜，这是她最怕的。
所以最后宣战诸如此类都是和这件事有关，总是觉得洋人是帮光绪的，以她最后要另立大阿哥，想废了光绪。
反对的人里面，当时封疆大吏是一种声音，但是最有影响力，是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带头通电全国反对。电报很重要。电报比报纸要快多了，报纸还得运输。
经元善一带头，各地通过电报纷纷响应，又在媒体上放大，释放到全国、全世界，又引起洋人的反应，所以最后慈禧太后就不敢了。这些背后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出现——电报。
一个时代很多的变化，包括观念的变化都和这种信息交往方式的改变有关系。信息的交往方式改变了，电报是一种。后来又有了电视和广播，和报纸又不一样，就不要说今天的互联网了，互联网今天也不断在迭代，每一次迭代都改变了我们好多观念。
观念的变化使得人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但是为什么观念有差异，和你接受的资讯有关。而资讯又和技术有关，而上海为中心的口岸是最得新技术之风气之先的，所以他们是最早得到新的技术这个观念的，因为背后有新的技术作为支撑。
你想想北方内地，不要说电报，连报纸都看不到，他们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里面。所以观念的差异太大了。
这就像今天一样，实际上你想想，你真的和别人活在同一个世界吗？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只活在一个同温层的世界。
比如说看不同的社交媒体，你所拥有的世界是不一样的，B站、小红书和视频号是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的人看的。抖音是二三线城市看的，然后下面的小镇青年、农村的人看快手。
你会发现这些分层了的社交媒体所传播的资讯完全不一样，观念完全不一样。
前不久我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有个调查数据，我看了很惊讶，“你是否同意中国对于美国来说遥遥领先？”中国的精英，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精英，无论是知识精英、商业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不同意。
但是调查发现，在中国的内地好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相信遥遥领先的神话。你说我们和他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吗？显然不是同一个世界，不仅物理空间不在同一个世界，连观念都不是同一个世界。
你想象一下晚清，晚清的物理世界的区隔，流动性比今天要差，晚清的信息世界的相互区隔，那也远远高于今天。
所以我说朝廷和下面的封疆大吏、北方和南方、沿海和内地这之间的差异，观念的差异何其之大，那就不奇怪了。
书里面讲到一个细节特别好玩，甲午海战一开战，下面一片拥护声——“太好了，打到东京去”，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大清王朝遥遥领先小日本，所以打到东京也理所当然。信息的封闭、观念的陈旧，也不能怪这些愚民，他的物理空间，他所得到的资讯让他只能有一个遥遥领先的观念，他想象不出别的。
历史都是这样，往往看历史书，你只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此刻。
我为什么说，我还是要为正在边缘化的中国近现代史呼吁，看古代史是看和你一个不相干的世界，看中国近现代史就会看一个仿佛和今天同样的世界，当然你看中国近现代史要带着一种情怀看，带一种当下的心情看，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历史会押韵。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凡是现实发生的一切，历史上类似的押韵的事件都发生过，那么最后的结果，多少也可以推断，不确定的未来，在你这里，也把握住了大致的的内在历史脉络和底层逻辑。
（本文录自许纪霖教授在2025年1月12日上生新所 茑屋书店沙龙《历史的回声——19世纪末的上海与世界》上的发言，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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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许纪霖| 历史常会“押韵”：从晚清反思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