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与裂化：黔鄂双村散记
猪年春节，我的行程略显匆忙。腊月二十四，启程远赴孩子妈妈的老家贵州黔东南锦屏，呆了九天；大年初二折回我的老家湖北黄冈浠水，陪爸妈八天。我感受到两地的“年味”，一处是极致的“热闹欢腾”，一处是极致的“安详恬静”。
用乡村体育凝聚人心
岳父家在干法村，位于崇山峻岭之巅，相对偏僻，距县城尚需3.5小时车程，外部交通通达性差强人意。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村落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硬化一新的公路、广播站、太阳能路灯和极具苗族建筑特色的凉亭基本覆盖各自然村。
我一直认为，区位是一把双刃剑。毗邻大都市、交通便利固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依托大城市率先致富，但往往落入“全域都市化”、“全域物质化和功利化”的陷阱。
这里地处偏远，相对贫困，现代化的速度相对慢一点，但对传统习俗的传承和保留较好，人们对乡村和历史的敬畏感更强烈，可以满足“乡愁”的景观相对较多。在这里，听不到“过年不好玩”、“过年就是打麻将玩手机”的抱怨，乡村性（Rurality）有效破解了转型乡村中频繁出现的“单调”、“乏味”和“无趣”。
这里至今保持一个风俗：一家杀猪，全村寨的男女老少都来吃“杀猪饭”。我呆了九天，孩子外公家只做了三顿饭，其他都在吃“百家饭”。
其意义何在？乡亲们天天在一起吃吃喝喝，感情加深了，关系强化了，矛盾缓和了，问题解决了。随着大家的村落认同感和凝聚力不断增强，村落的社会建设能力更加坚实，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愈加丰富多彩。
近半年来，这里最大的改变，是新建了“干法文体广场”。一个自然村，有一个标准化的篮球场，这是非常不简单和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对我这个篮球爱好者而言。
我会自然联想到一连串图景：男人打篮球，女人翩翩曼舞，孩子打乒乓球，老人们伸伸腰压压腿活动筋骨。平日这里当然还可以晒花生和玉米，孩子们放学后做作业。
和大家一样，我起初也有个疑问：地从何而来？土地使用的合法性何来？
我打听到的情况是：文娱广场的土地，分属5户人家，全寨每家出资200元，剩下的依靠捐赠。先从5户人家那里，购置这块地的使用权，然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主要是体育局、建设局）进行地面硬化、购买器材和材料等，留守村民出劳力。
在这里，可以看到土地高效利用的逻辑：村集体和相关农民协作商议，谈妥土地的集体使用权；村集体与政府通力合作，一方出地和劳动力，一方出政策与资金。
腊月二十七晚上的一次杀猪饭上，一位欧姓大哥提议举行“第一届干法文娱活动”（内容含篮球比赛、跳舞、唱歌、乒乓球和拔河），大家都踊跃捐款。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村口看到写有捐款信息的红榜了（合计1.6万余元，且在不断更新中）。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议程，但全村男女老少都用心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自发卷入其中（Self-involvement），三天从早到晚的活动准备时间，村里的骨干青年们积极筹备，男人们认真练球，女人们认真练舞，孩子们认真练习乒乓球。
再看看活动的详细安排，总负责、接待、治安、主持、音响、裁判、洗菜、做饭、摆桌、收碗、洗碗等，一应俱全，分工细致。我着实惊诧于村民如此高效的办事能力。这是第一届村落文娱活动，我相信以后会持续下去，因为这里有一帮热爱生活、凝聚力和执行力强的村民。
其中，有几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甘当卫生员，一直在村落周边的道路上巡查，让道路保持干净整洁；几个青壮年搭梯子，小孩子吹气球，在村落主要干道悬挂彩球，增添节日气氛；隔壁村来本寨打球，特意带来烟花炮竹拜年，本寨人也烟花炮竹相迎，互道新年吉祥，以礼相待，和睦乡里。
毫无疑问，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及相关的组织活动至关重要，其中以体育为核心纽带。
在这里，篮球人才济济，随便一个打篮球的，都可以当篮球裁判，村落篮球部落的老中青队伍衔接极好，统一标识的服装上写着“干法村”。
这或许就是乡村体育的魅力之所在：强身健体，把专业与科学（组织、管理与运作）带进乡村，凝聚人心，强化村落认同感，催发集体动员的力量、高效的协作精神和自组织性。余以为，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内核所在。
乡村教育形势严峻
年初二，我乘坐高铁跨越黔、湘、鄂三省，晚七时许，回到我的老家。这里是平原地区，靠近武汉（走高速仅一小时车程），恰逢天公不作美，持续阴雨天，省去了往年马不停蹄的“赴宴”和“同学聚”，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串串门、烤烤火、聊聊天，倒也舒适自在。
过去一年，村里的“新闻”有两条：一是大伙集资修路，一是两户人口离婚（即将离婚）。第二条似乎挺私隐，但在当下的农村并非个案，反而有成为“潮流”的趋势。
“村村通”工程虽然实施和推进多年，但在一些偏远与落后地区，囿于各种客观与主观因素，自然村实现硬化公路的目标达成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切实可行的路径是村民集资修路：那些有优质资源的村落，大多倚靠在外发展不错的手头有资源的“新乡绅”（重要部门的公务员或大老板）拉关系、拢资源，落实修路资金；没有资源的村落只能是村民协商，共同筹资修路。
我们村没有什么好的资源，协商的结果是各家各户按人头600元的标准收取集资款。但具体筹款过程却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乡村转型过程包括了村民复杂与多元的观念、认识等的嬗变与异化，不少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算计”、“公地悲剧”和“冗长的商议妥协与拖欠”等现象屡屡发生。
相比贵州少数民族（苗族）地区淳朴忠厚和集体意识强烈的村民，我明显感觉到，在都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我老家的人的分化程度更高，乡村公共性（Rural publicity）的建设任重道远。
关于家庭建设，我想表达两点：
其一，离婚虽是两个人的事情，但还与子女抚养及教育、两个人的性格习性和情感表达习惯、长辈的指手画脚和歪曲事实、村落众口铄金的舆论环境、旧的婚姻观念的渐行渐远等因素息息相关，一定是几个环节同时出了问题，才导致婚姻破裂。
其二，我村离婚的情况，都是女方提出分手。某种意义上，这是女性对自身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的合理表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不苟活、不将就、不屈从，这是新时代下个体生活解放的重要表征。除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祝福下一站走好外，外人的言说都显得多余。
作为高校老师，我习惯性关注乡村教育问题。每次回家我都尽力抽空检查一下孩子们的寒假作业，敲打敲打孩子们的思想。今年，我和一个高一学生、两位小学五年级学生、三位家长进行了交流，对于乡村基础教育有了更深的认识，发现形势非常严峻。
总体感觉是，基础教育的精英主义思想及由此引致的金字塔模式大行其道，很多地方只看中好学校，只管好学校独善其身。以县为例，县一中及其他好的中学，聚集了好老师和好生源，管理严苛（大年初六就开始培优），以保证较好的升学率；一般的学校非常艰难，问题颇多。
比如，某镇中心学校1500人，每年仅约15人进县一中；某普高10个班，一个班60余人，可以考一本的屈指可数，甚至人数经常是“鸭蛋”。
究其原因，是整个学校弥散着歪风邪气，背离基本的治校原则与教育规律。课堂基本失控，玩手机的、睡觉的占绝大多数，真正听课的寥寥无几；课余恋爱成风、游戏成风；学生对抗老师更是家常便饭，你敢打我我就敢还手，一旦施压，学生就扬言跳楼、出走（且有先例）；女生一旦被搜手机，就去报告校长“某某老师想非礼我”。
学生们普遍缺乏进取心，学习环境与氛围非常恶劣。“有的人适合读书，就去县一中，我就天生不适合，不是那块料，就来普高混日子”，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心态。他们就想着熬完了高中三年，就去一所大学（反正现在大学多如牛毛，只要交钱就行），多数学生甚至部分老师，都持有这种“宿命论”。
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上面那些歪风邪气和诸种颠覆我们“三观”的行径也就不难理解了。认识到这一点的家长们，当然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孩子接近“淤泥”，想方设法让孩子避免“跳火坑”，不能去 “放羊”式的普高和一般性初中，一定要去县城或市里、省城为孩子谋求教学质量更好的求学环境。
长此以往，乡村基于子女教育和成长的分异与阶层分化就显现出来：有钱和有见识的家庭的孩子在城里上学、买房、陪读，孩子日后上重点大学，找到体面的工作；家境不好的和缺乏远见的家庭的孩子，其可见的路径无非是：按部就班的普通初中、普高、普大和一般打工仔。
“寒门再难出贵子”，这成为残酷的现实。
我真心希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均等化”、“乡村振兴”等顶层设计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相关研究者能够脚踏实地深入调研当下乡村教育的发展情况，从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家庭发展和国民素质整体提升的系统与全局角度，为乡村教育把脉问诊。
之于广大孩子们和家长们，我只能有气无力地告诫你们：在没有办法和能力改变现行制度的既定前提下，只能尽量提高自身免疫力，依靠吃苦和努力拼搏，尽量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才有机会跳脱“路径依赖”，超越你们父辈的辛苦人生，才有机会缔造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