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魔咒：非洲医疗365天｜李懿娟专栏
作者｜李懿娟又是一个月中，我躺在狭小封闭的急诊病房里，疲惫无力，任由阿拉伯女医生在我身上贴满冰凉的电极胶布。交错的导线把我与心电图、体温、血氧和血压监测器连接。我动弹不得，目光呆滞地盯着病房里那灰色的天花板和米色的墙壁。这是自“感染魔咒”显灵以来的第十二个月。
如期而至的魔咒
自2024年一月定居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以来，疾病的魔咒就随着撒哈拉以南的飞扬尘土悄然降临。每过月中，我几乎总要生病：腹泻、喉咙发炎、高烧，检查结果也始终如一——细菌或病毒感染。很快，这道魔咒便突破了坦桑的边界，甚至蔓延到非洲之外。九月，我在邻国上吐下泻。回国后，十月，我上吐下泻，十一月，我突发荨麻疹住院七天。
回到达市，荨麻疹卷土重来，我继续服用极其苦涩的激素药，并谨遵医嘱忌口，只吃猪肉和青菜。我在食堂里尽我所能地选择食物，但有一天，食堂供应蒜苔炒牛肉、凉拌牛肉、豆腐炒木耳以及油渣炒包菜。每样菜刚一下口，我就看到网上说不宜食用。我撂了筷子，心里一阵怒吼：毁灭吧！饿死算了！
四天后，十二月月中，一个周日清晨，我高烧发作。好同事兼好朋友——或者说我的专业看病陪护龙弟——驱车十分钟陪我到我常去的伦敦卫生中心。一般来说，只需在卫生中心检查全血——国外验血无需空腹，结果通常是感染；并抽血筛查疟疾、登革热、伤寒、霍乱……，结果通常均为阴性；然后输液一天，服药五天，就可以恢复如常。
然而，这次，输着液感觉良好甚至可以开始工作的我，后来竟突然晕倒在街上。我轻飘飘地再次前往卫生中心。病情在医院好转，回家后恶化。第三次前往，依然如此。
曾多次成功治疗感染并已获我信任的卫生中心，如今似乎竟黔驴技穷。领导让龙弟带我去阿伽汗医院——一个具有伊斯兰背景的，针对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跨国医疗网络。
非洲医院
我躺在急诊病床上，急诊医生——那个阿拉伯女人——给我抽血，输退烧药、抗生素以及两升液体电解质——钠和钾。我回顾起这一年来去过的医院。
达市医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公立医院和私人医院。公立医院——包括地区医院和较为高级的转诊医院——都稍显破旧。在那里，大家使用当地语言，排队时间也很长，最重要的是，其医疗设施不一定齐全，因此，医疗水平稍次。不过，由于坦桑医生数量不足，公立医院的医生——尤其是专科医生——很可能和私人医院共用。
与公立医院相比，私人医院——尤其是外国私人医院——更加整洁，设施充足且先进。外国私人医院主要有如小型写字楼一般的伦敦卫生中心。它坐落在土路旁，不算起眼。最有名的还得是阿伽汗，它坐落在市中心公路边，看上去十分现代化。蓝天白云之下，其亮白的墙面上赫然标有大而醒目的医院名称，名称之上是由三个红色半弧形构成的环形标识。
本来，我青睐的是伦敦卫生中心，因为它离住家近、效率高且相对便宜——治疗感染一般需要三十万先令（约合900元）。相比之下，阿伽汗离家较远，驱车至少需要半小时。我去过一次阿伽汗门诊，其漫长的就诊等待时间和高出卫生中心一倍的费用让我对它印象一般。
不过，阿伽汗的急诊倒是令人满意。我们无需挂号，也不必等待，甚至还拥有单人间的环境和多对一的服务。我的病情很快再次好转，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心回家。然而，急诊医生却让我住院。
“你的血压很低，输完电解质也没有明显改善。你必须转入HDU，是介于ICU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种病房。去缴费吧。”
标价的现代
龙弟带了100万先令（大约3000元），急诊几乎把这些钱花光了。回想起我在国内得新冠时，发烧晕厥去挂急诊，费用也不过200多块。而这100万还不算什么，住院竟然要求预缴600万先令（大约一万八千元）。这几乎是我外派一个月的辛苦工资，更是当地普通人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收入。
根据2017年坦桑《正规部门就业和收入调查》，大部分人月收入在30到90万先令。就连我认识的一个毕业大学生，做律师的话，辛辛苦苦，月薪才30万，和我们的保姆收入持平，甚至还不如我们月入60万的司机。
此外，政府的医疗预算也十分稀缺。坦桑《卫生部门战略规划》第三个五年计划（2021-2026）直言不讳地指出，考虑到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坦桑人均医疗预算从2007/08财年的22.44美元（约合160元）降至2020/21财年的18.05美元，远低于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所需的86至112美元。
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无法得到完善的治疗。
龙弟跑回公司借钱。我则分别向恰好找我的国内朋友和当地朋友吐槽这一万八的医疗费用。
“妈呀，非洲人民看起来也蛮艰苦的，这消费也太高了。可能是坦桑顶级医疗团队。”国内朋友说。
“在那看病得有保险才行，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你可能会掉眼泪。”当地朋友说。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医院的环境如何，因为我脑海中全是埃博拉纪录片那种雨林中的临时诊所。”国内朋友说。
“我很同情你，真的。你会发现（阿伽汗）进进出出全是人，但人们还说非洲很穷。”当地朋友说。
的确，非洲并不像国内朋友想象的那么落后，至少在达市，现代化和进步性并不难寻。多年前我听过的那些非洲医疗事故传闻——那些本可避免的截肢，那些不该发生的死亡——曾让我对非洲怀有过度的恐惧，现在看来，它们确实有些耸人听闻。不过，非洲也没有当地朋友想象得那么富有，这种现代化和进步性所附带的高昂价格标签实际上是贫富差距在医疗领域的刻骨烙印。
《走出非洲》在描述当地人就医情形时写道，“白人为保全自己不遗余力，尽量避免命运降下的横祸；而黑人一辈子都逃不出命运的掌心，也就坦然接受了。”穷人命如草芥，在非洲尤甚。我心中有些共情的绞痛——毕竟某天，面对高昂的费用和神秘的疾病，即便我不遗余力，也可能不得不被命运裹挟。
特别加护室龙弟带钱回来后，我去问了一下急诊医生，是否真的有必要住进那个我从未听说过的高级病房HDU。
低血压是指血压最高值（收缩压）低于90mmHg或最低值（舒张压）低于60mmHg，我平常血压就在这两个最低阈值左右，我将此告知医生。然而，医生说我的最高值已经掉到80，最低值到了40，有危及生命的可能。
我等护士来引路，准备从一楼急诊移步至四楼的HDU——Highly Dependent Unit（特别加护室）。两位护士——一男一女——走了过来，看到我起身，急忙催促我躺回床上，然后将床和我一起推出门外。
轮子轱辘地碾过地板，穿过点缀着松针藤条的门廊，又挤进满是病人和家属的人群，路过挂满灯饰的圣诞树。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直到我们再度进入室内。冷冰冰的医用灰色电梯将我送至四楼。我很不自在，感到一种荒谬的反差：明明感觉良好，却像是得了重病。
后来，我在阅读《无国界病人：在美治疗癌症3000天》时，发现这是国际常规操作，阿伽汗也没有落伍。“急诊有个特别的规定，值得一提：病人不能自己走着离开，必须要专门的护士，把病人推下楼……如果你一个人走出来，在医院里跌倒或者受伤，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护士推着我穿过几道玻璃门，来到特别加护室。龙弟被拦在外面。
相比急诊病房，特别加护室宽敞了一倍，估摸能有三十平，而且还有一扇超大窗户，能看到参天的椰树和市中心的建筑，其中有个不规则的银行建筑格外突出。
我坐在床上，推我来的护士又把一堆线插在我身上，随后递给我一个呼叫器，告诉我若有需要，可以呼叫门口的值班护士。
值班护士通常坐在玻璃门右侧的小隔间里，便于随时监控病人的状况。很快，值班护士推进来一个输液泵。后来我发现《无国界病人》在美国化疗时，用到的也是一样的仪器。“医用电子输液泵，它的先进之处在于能够准确控制输液滴数或输液流速，保证药物能够速度均匀、药量准确并且安全地进入病人体内。这种智能输液器，还有阻塞报警、气泡报警、液体输毕报警等功能。它相对于手动设置的各种静脉输注，需要护士的经验、手感的传统化疗方式，似乎显得先进多了。”
我问护士龙弟什么时候能进来，我的手机等物品都还在他那。
护士让我等等，顺便介绍了自己。
他好像叫“神牛”？这是他的中文名。他曾在江西学医，但因为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天气，最终未能完成学业。我并不想要神牛，更希望有个女护士陪护，因为白天有位男医生毫不避讳地掀开我的衣服贴电极。神牛保证自己不会让我的身体暴露在外。
介绍期间，龙弟也终于被保安放了进来。他只能待一个小时，我们苦苦哀求才争取到一点额外时间。随后，厨房工作人员又递给我一张英文菜单，餐费包含在住院费用中。
开胃菜：奶油南瓜汤。
主菜：某种鸡肉配炒菠菜，或秋葵土豆咖喱。
主食：米饭或煮菜蕉。
甜品：香蕉。
我一脸迷茫。国内医生限制我只能吃猪肉，伊斯兰医院又不供应猪肉，但我再不补充蛋白质恐怕撑不住，最后，我选了鸡肉配菠菜和可以补充钾的香蕉。一个半小时后，面包糠炸鸡呈上席前。我万万没想到，病号竟还能吃“肯德基”，仿佛只有中国才为所有病人都制定严格的饮食禁忌。
等饭期间，神牛也对我展开了一场全面盘问——《无国界病人》在美国也经历了这样的医疗文化差异。作者说，这些原始资料用于了解病人是否有职业病和家族遗传等等，医院内的治疗以及每次的病情变化等，都会以这个为基础进行更新。
神牛首先问道：“最近有没有饮食变化？”
我一直在公司食堂吃中餐，便回答道，“没有。”但我心想，等我吃了这病号餐，就得另说了。
“有无疼痛部位？”
“肚子。”
“从1到10的话，你的疼痛等级是多少？”
“4或者5吧。”
“4还是5？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字。”
我并没有太大概念，便说了4。后来我从书中得知，“1—3级是轻度疼痛，指有疼痛但可忍受，生活正常，睡眠无干扰；4—6级是中度疼痛，一般此时疼痛明显，不能忍受，要求服用镇痛药物，睡眠受干扰；重度疼痛一般是7—10级，疼痛剧烈，不能忍受，需用镇痛药物，睡眠受严重干扰，可伴自主神经紊乱或被动体位。”
“你是基督教还是印度教还是？”神牛问题一转。
“我是无神论者。”
“你确定？不是佛教？别的什么？”
“无神论。”
“你第一次月经是什么时候？”“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孩子？”“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
高血压？我心里翻了个白眼，我不是低血压才来到这里吗？
神牛又接着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翻译。”
听到我的回答后，神牛格外震惊，愣在原地。
我也愣住了，心想，难道他看穿了我？
我不愿说自己是销售，既因为自己对这个职业没有全然认同，也担心别人觉得我腰包丰厚，试图将我榨干；我更懒得解释自己其实是个作者，也担心对方因此认定我清贫至极，无法负担高昂费用，从而不肯给我用药。
“你不是来做生意的？”神牛问道。“所有中国人都是来做生意的。你是我见过第一个不是来做生意的中国人。”
“嗯……我们公司做生意。”
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你抽烟吗？”他问。
我摇头。
“你喝酒吗？”
我还是摇头。
“那你在中国是怎么过下去的？”神牛再次震惊。“中国人不是人人抽烟喝酒吗？”
“那你抽烟喝酒吗？”我反问道。
他也摇头。“就是因为不抽烟喝酒，我才没完成学业。抽烟喝酒的话，就没那么冷了。”
不过，他说中国冷，我觉得坦桑的空调才叫冷呢。我之前让神牛再给我拿条厚被子，他帮我找来一条斑马纹的毛绒毯子——这比伦敦中心那边的护士靠谱得多，在那里，我冻得发抖，却要不来一条多余的被单。
周一的夜里，我左手输液，右手连线，伴着楼里此起彼伏的仪器滴滴声，纹丝不动地半睡半醒了一宿。坦桑的床垫软得出奇，我的背疼得像被折成两截。迷迷糊糊的梦中，我吃了莓果蛋糕；然后，我背着个沉重无比的登山包，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在一座陡峭的斜坡上来来回回。
绝望的囚禁
即便身处达市最好的医院，陌生的环境仍轻而易举地将孤身一人、饱受病痛折磨的我无情吞噬。
周二早上五点，我被刺耳的哔哔声吵醒。我坐起查看，神牛没在门口。我想上厕所，但呼叫器早已滚落在地。我极其艰难地在管线束缚下将其捡起并按下。无人前来，度秒如年，我仿佛身处监狱。
神牛出现后，我让他把我解开，又问这刺耳的声音是什么。
“是警报。你的血压太低了。你觉得晕吗？”
我摇摇头。
“如果上厕所觉得晕的话，就坐着别动，不要站起来。”
我坐在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里，有些担忧，便匆匆返回。神牛重新给我测血压，一切正常。神牛说这和他估计的一样，是误测。可我还是不由得转念一想，假如我真的突然低压，没人发现，会发生什么？
神牛拿出工具，开始晨间抽血。我怕针。他安慰道，“我尽量只扎一次。”
什么叫——
针扎了进去。我呼吸骤停，酸痛中，一切工作器官仿佛都屏息三秒。
还好只扎了一次。
扎完针后，由于按压不够，我的左胳膊肿起。此后我将无数次感叹，外国护士的技术实在难以与中国护士相比。
接着，神牛开始给我换液体，一个泡泡咕噜流了下来。神牛等待着处理。
“泡泡进去了会怎么样？”我问道。
“会死。”他说，“泡泡会进到你的肺里，你开始咳嗽，然后器官逐渐衰竭。你要不要试试？”
“不用了吧。”我干笑着。
神牛不慌不忙，把导管拔掉，液体和泡泡流进一个橡胶手套里，随后神牛重新接上导管。我松了口气。
早餐随后送来。昨晚厨房给了我一份中餐菜单，上面列满了麻婆豆腐、宫保鸡丁、海鲜炒面……仿若高级餐厅。我点了清淡的蔬菜粥和鸡肉汤包。然而，实物让我大失所望——“蔬菜粥”不过是兑水的干饭，拌着青红黄椒丁；“鸡肉汤包”也被本地化成了印度炸饺。
食物刚落入胃壁，疼痛再次袭来。房间里的仪器此起彼伏地尖叫：嘀嘀嘀的警报、“235，356”的四三拍乐铃，搅得人头昏脑涨。神牛让我不要管这些声音，然后他告诉我，“我要回家了。”什么意思？
门口没人换岗，呼叫器也卡在了病床的侧栏里，我始终够不着。房间空荡荡的，只有那些冰冷的仪器哔哔作响，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与无助。我终于忍不住抽泣，随后干脆嚎啕大哭。我连哭了三个小时，眼皮肿得像被蜜蜂蛰过——后来照镜子时，我自己吓了一跳，我的脸又肿又皱，活像是E.T.外星人。
厨房后勤在这期间前来为我点餐。她见我涕泗横流，便问道，“爸爸是不是在路上了。”
泪水和抽搐让我发不出声音，我点了点头。实际上，这次生病我特意瞒着家人。我早就该成熟独立了，况且，他们年纪渐长，身体状况也不太理想，我没必要让他们在万里之外干着急，白担忧。
后勤见我泪流不止，不停地追问，“爸爸还有多久到？”“爸爸肯定快到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撕心裂肺而又结结巴巴地喊了出来，声音比我想象的更加凄厉绝望：“我爸妈都在中国，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生病了。”
她显然有些手足无措。“别哭了。”她试图安慰我。“你要是还哭的话，我就站在这儿不走了。”
终于，主治医生——一位名叫哈妮法的黑人女性来到病房。后来，我在能搜到坦桑所有医生信息的医务委员会官网上进行了检索，她曾于2010年和2020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和阿伽汗大学深造。
哈妮法带着一堆貌似实习生的医生将我围住。我把我的病情从荨麻疹到魔咒感染复述了个遍，此前我给伦敦中心的三位医生，阿伽汗的急诊医生也讲过无数次。我讲得十分投入，泪水都跟着止住。
哈妮法频频点头，又短暂地思考了一下，然后告诉我，我得的依旧是细菌感染。我告诉她早晨肚子很疼，她安慰道，“病情反复很正常，不用担心。大家都在这儿呢。”这话显然又刺激了我的泪腺。“别哭了。”她把窗帘打开，让我看看蓝天、白云与阳光。
期间，龙弟也终于被保安放了进来。我有些夸大地告诉他没人管我，他怒气冲冲地跑去前台理论。“我们付了600万！就是这个服务吗？”我也哭着抗议，让他们不要把龙弟关在外面。前台没有同意，强调他可能带细菌进来，也可能带细菌出去。我们提议换到可陪护的普通病房。前台依旧摇头，他说在这里，一对一陪护能够及时响应，普通病房会耽误治疗。
抗议后，查房的人确实多了起来。我一遍遍复述病情，结果来的人是营养师、前台、护士、管理员……并没有提供医学帮助。
很快，保安又来赶龙弟走，恰好他也该去吃午饭了。我迫不得已地再次孤苦伶仃。我当然知道自己有些过分娇气与挑剔，难以看到自己的幸运：得的不过是细菌感染，能在达市最好的医院看病，而且还能支付这笔费用……
我独自吃下送来的鸡肉汤面，咸得齁嗓。我尝试在这个监狱般的病房里入睡，怎么也睡不着。
海景病房
下午，心情渐渐平复，身体的燥热也似乎退去，肚子也不再隐隐作痛。我问白班护士是否可以停掉退烧药。她欣然应允。不久后，她激动地跑进来说，现在有陪护病房了。龙弟立马去五楼看房、登记。
白班护士取掉各种导线，我准备去乘电梯，结果却被推到轮椅上。她与另一位护士推着我在走廊里兜兜转转，让我“享受飞车体验”。我们在奔跑中一路放肆大笑，病房的压抑全被抛在脑后。
五楼的VIP单人间堪比豪华酒店，空间似乎又比加护室大了一倍。护士特意给我们挑了一间敞亮的海景房，里面有独立卫浴、病床、电视、衣柜、书桌、扶手沙发以及可以改造成大床的长沙发。
仿佛大海在呼唤，护士急忙催促我们出去看看。推拉门外，湿热的海风卷起白浪，浪花退去留下一滩沙水。沙滩渐渐过渡为草地，合欢探出蓬松的绿意。远处，货轮在无垠的深蓝中悠然穿行。近处，两条平行的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我走回房间，惬意躺下。尽管自己不过是在市区的海滩，但那一瞬间，我几乎觉得自己正在度假。
我几乎就要睡着了。然而，好景不长，停了药的我又开始发烧。护士连忙加药。哈妮法在周三早上再次前来查房，说各项指标正在恢复，一切顺利。我说我高烧复发。她说那是因为我着急停药，加药就会好转。
听完解释，我大为轻松，还准备去探望刚在阿伽汗做完结石手术的厨师同事。他住在三楼普通病房，两人间。我一询问，他说他正在办理出院，因为旁边那个中国病友刷短视频的声音实在太吵。结果，反倒是他来探望我了。
我们问他手术做得如何。他说，“比国内做得都还要好。一个印度医生做的。”
厨师并不会英文，但这也不影响他看病，因为医院有中文翻译，而且不少医生——包括院长——都会讲中文。厨师曾在非洲安哥拉待了八年，他感叹道，坦桑的医疗条件比安哥拉好多了，不过费用的确高昂，他花了800万（大约两万四千元）。他还提到，本来他也要住五楼，结果医院突然通知他没房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厨师离开后，我试图睡觉。龙弟接了个电话出门。不知怎的，他一走，疼痛即刻袭来。我蜷缩在床上，手紧压着腹部，我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摆脱折磨。
煎熬中，我把手机攥在掌心又丢下。到底要不要给妈妈打电话？从小到大，每次生病，她总是守在身边，握着我的手轻声安慰：“有妈在这儿。怕啥？”哪怕上次在非洲做皮肤疣手术，我也忍不住拨通视频，屏幕那头的她眉头紧锁，眼里含泪，急得快要从屏幕里跳出来。
但这一次，我迟迟不敢发去消息——昨天她才刚做完体检，有些焦虑，我不能再自私地往她心头添堵。
我拿起手机，又放下。屏幕亮起，又熄灭。最终，我给朋友发了消息。然而，那天下午，平常躁动的手机却沉默得像块砖头。
我仿佛再次回到那个令人绝望的特别加护室。
我蹙眉深锁，鼻尖耸起，做好失声痛哭的准备。但没有声音，没有眼泪。上午的放肆哭闹已将我力气耗尽，我嗓子发哑，眼眶发胀，只留下一个怪异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刚消肿的眼皮下才滑出几颗泪滴，无声地掉在床单上晕开。
等龙弟回来时，我已经狼狈不堪。原来刚又有个来急诊的同事需要他帮忙。我心情低落，甚至有些责怪他将我抛弃。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原本就没胃口，更别提那些本地化的病号餐了。尽管病号餐品种丰富，中餐西餐当地餐应有尽有，既不忌发物，也不避油腻重口，但我依然无法下口。
那天晚上，我精神状态跌入谷底，呕吐复发。好几个瞬间，我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我坚信自己再也无法入睡，折磨将会永无止尽，内心的脆弱让我想要跳窗而出。我在脑海里一遍遍预演……
然而，当时间与输液瓶里的液体一起滴答流逝，我渐渐忘记了那些黑暗的念头，转而陷入沉睡之中。
热爱生命周四一早，哈妮法例行查房。我憔悴地告诉她，昨晚呕吐得厉害。她给我开了止吐药，并加大了抗生素剂量。“本来准备安排我今天出院的。”她遗憾地说道，“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我向龙弟回忆了昨晚的心理历程，一边自嘲娇气，一边感叹生命顽强——我不仅安然入睡，还在梦里吃了顿火锅。这让我想起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那位身处寒冷荒原中与饥饿奋起抗争的淘金者也曾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梦见酒席和宴会。故事结尾，他凭借顽强的意志与病狼搏斗，最终等来了救援。
换液体的时间到来。又有一个气泡滑入输液管。
其他所有护士都是用橡胶手套接住泡泡，而这位护士却选择了打开气阀，让泡泡从那里流出。我反复确认这样是否安全，他答复说没问题，但我心中仍有疑虑。这已是我生病的第五天，我却还未痊愈。我又开始对非洲医术产生合理又无理的怀疑，就像刚开始在非洲看病之时。
护士换完液体就离开了。他前脚刚走，我立马就感到扎着针的血管在剧烈疼痛。接着，我开始咳嗽，呼吸急促，心脏收紧，大脑麻痹。我耳边实实在在地响起了神牛的声音：“会死。”“泡泡会进到你的肺里。”“器官逐渐衰竭。”
我再次感到自己必死无疑。死亡恐惧像一张黑色的大手将我笼罩，我对自己的平庸结局感到悲痛，难以相信也无法接受。
龙弟按铃求助。果然，这里不如特别加护室的速度。
等医生来的时候，我的呼吸已经平稳下来，我应该是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恐慌发作。臆想的作用实在强大，难道我的病情恶化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作用：一旦我感到孤立无援，便会立马出现症状；而当我冷静下来，所有症状都开始消失。我向这位医生解释道：“我刚以为有泡泡进血管了，我以为我要死了。”
“人是很强大的，没那么容易死。你的每个器官都会想尽办法保护你。”医生安慰道。
冷静下来后，我要来了所有的检测报告，和人工智能一起探讨我的病因。经历了如此多感染后，我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甚至吃错药的病人打怪升级为理解感染相关指标——比如，WBC（白细胞计数）、CRP（C-反应蛋白）、PCT（降钙素原）——并能自己用药的高级病人——比如，当地常见的扑热息痛（paracetamol）、治疗喉咙发炎的阿奇霉素（azithromycin）、抑制胃酸的泮托拉唑（pantoprazole），以及各种类型的抗生素和止吐药。
病症似乎总是有迹可循，只是人们往往后知后觉。这次，我的结论是：日常压力、情绪波动，再加上缺乏锻炼，让我的身体状态欠佳。同时，为了治疗荨麻疹，我忌口并使用了激素药物，这进一步削弱了我的免疫系统，使我无法像平常一样抵抗细菌感染。此外，还有卫生中心治疗不当的因素。首先，它未能解决我上吐下泻的问题，导致我持续性无法进食，进而出现低血压。其次，它在后两次就诊时给我服用的止泻药罗哌丁胺（loperamide）将病毒和细菌困在体内，导致发烧难以退去，感染症状不断加重。好在阿伽汗医院的治疗效果还算可靠，在一系列药物的帮助下，腹泻和呕吐终于停止，胃口也随着相关指标的好转逐步恢复。
周五早晨，哈妮法宣布我可以出院，并特地叮嘱：“用于标志过敏反应和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的免疫球蛋白E（IgE）依然很高，荨麻疹可能复发。照顾好自己，了解自己，避免过敏原。”
“就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吗？”我问道。
“没有。”她回复说。“只能靠你自己观察和调整。但你这个慢性病根本不算什么，有些人的慢性病比你严重得多。”
哈妮法查房后就去准备出院文件。随后，药房人员给我带来药物：饭后吃的抗生素，其中一种颗粒硕大且极其涩口，每八个小时就得吃一次；另一种抗生素则是12小时吃一次。这两个药物对我一日三餐及睡觉时间带来极大挑战。此外，我还需在饭前服用抑制胃酸药物、保护肠胃的益生菌等等。
与此同时，龙弟去核算费用：预缴的600万基本花完。现在想起来，我在国内因荨麻疹住院一周自费那2000元，真不算什么。幸好驻外公司一般都会给员工报销海外医疗费用，而这次，面对高昂费用，公司也依然慷慨。
等待出院的几个小时里，我思绪漂浮，甚至动了离开非洲的念头。但我可是费尽心思才在达市建立了自己珍视的可持续写作生活，非得离开才能打破疾病魔咒吗？再说，离开就能打破魔咒吗？
我想起2022年底认识的一个在刚果金工作的女孩，她每三个月就会感染一次疟疾，一年差不多得了五次，但她却仍不愿离开她的非洲舒适区。相比之下，在坦桑尼亚——尤其达市，疾病情况并不复杂，我得的不过是区区感染——病毒感染可以算是非洲版感冒，细菌感染则算是非洲版发炎。对这些疾病，坦桑医疗早已驾轻就熟，即便价格昂贵，也有公司兜底。
那不离开的话，我该怎么避免感染？我望着两只胳膊上的十个留置针针眼与抽血针眼，不禁打颤。我决定将自己封闭起来，足不出户。但是——
“你觉得我有必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吗？”我问那个告诉我人很强大的医生，他恰好过来看我。
“不用。”他立马回复。“了解清楚自己就好。”然后，他又把各个指标给我讲解了一遍，还建议我去 找个免疫学家看看，不过，他遗憾地表示，阿伽汗没有免疫学医生。最后，他补充道，“不要有压力，这也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我的建议是不要去想这些，活得自由，享受生活。”他仿佛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使劲地点点头。
出院后，我把这次住院经历分享给更多的当地朋友，也关心他们能否看得起病。幸运的是，朋友们都很久没去过医院了。的确，他们个个都看上去十分开朗乐天，丝毫不像我这样杞人忧天。
他们告诉我，我这次之所以花销不菲，是因为我没有保险，而且还去的是最贵的外国私立医院。
一位朋友还告诉我，在这里，一般有三种处理疾病的模式。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去药房。大家非常相信药剂师，而且其价格也比去医院看病或开药便宜。
第二种同样常见的是使用啾啾术——一种带有完备护身符和咒语体系的巫术。啾啾术种类很多，有些完全凭借玄学力量，有些则包含坦桑传统医药——和中药一样，坦药也在慢慢成为一门医院认可的学问。
第三种才是去医院。
总而言之，在坦桑，治疗一个普通感染，大家都能支付得起，更何况还有小部分人拥有医疗保险，而且坦桑政府也在努力实现全民医保。
除了向朋友诉说外，我也把这次经历当个笑话讲给家人。爷爷一如既往地沉默，爸爸让我增强体质，妈妈让我回家，婆婆止不住地流泪。我说都过去了，我现在好得很。
但实际上，在经历了一整年的感染魔咒后，一到月中，我就会条件反射地紧张，轻微的不适都会让我惊慌失措。我害怕自己需要再次忍受疾病折磨，也畏惧下次不会幸运地痊愈——就像《热爱生命》的主人公，他在得救后，开始疯狂进食、敛食。
“但他的神志还是正常的。”《热爱生命》写道。“他只是小心谨慎地为接下来可能挨的饿做准备——如此而已。他会从这种心态里恢复的，科学家们这样说道。事实也确实如此，当贝德福德号的锚隆隆地抛入旧金山湾时，他就彻底好了。”
我试着不让疾病缠绕心头，也不为自由编织恐惧的牢笼。我想要抛下一切外在纷扰——那些压弯背脊的工作与写作重担，那些掀起心中大浪的动荡情绪——竭尽全力地保持愉悦的心情与健康的体魄。我想要相信生命的韧性，在生命力蓬勃的非洲不应更有信念吗？然后，我想要迫不及待地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愿非洲人人都能病有所医。更愿非洲无病，人间无疾。
原标题：《感染魔咒：非洲医疗365天｜李懿娟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