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件中画像师作用有多大？

原创 马克·贝内克 

在面貌复原时，不仅鼻子和嘴唇的样子难以确定，头发的颜色、眉毛的形状以及发型等，在辨别一个人时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往往只需要戴顶帽子就能混入人群或让人认不出来。被复原的面孔几乎永远都带着放松且正经的表情——只有几面之缘的友人可能从未见过的表情。

*文章节选自《谋杀手段：用刑侦科学破解致命罪案》（三联书店2025-2）“第二章 罪证”

文 | [德]马克·贝内克

调查人员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使用尽可能多的刑事调查技术。这些技术可以确认或排除犯罪过程。有些手段不是每次调查都会使用，但在正确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

面孔和身份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调查之初，有两个问题是关键性的：尸龄是多久？他或她是谁？

确认死者身份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卓有成效地审问嫌犯，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多久则至关重要。基于实物证据得出的死亡时间越准确，证人证言就越有用，尤其是在验证不在场证明时。但是，如果不能确认死者身份，只知道死亡时间毫无意义。

刑侦科学家总是在痛苦地寻找尸体上的特别之处。首先，相貌很重要，因为这是证人记得最清楚的部分：公众通常不会对文字描述做出什么反应，但一旦照片公布出来，人们立刻就有了反馈。这没什么可惊讶的，毕竟，一张脸提供的信息可比任何文字描述可能提供的要多得多。

重现相貌有三种方法：如果尸体还不是完全无法辨认，可以进行脸部修复；警局里的艺术家们也能根据证人的描述画出逼真的素描像；或者，也可以直接用颅骨复原人的面孔。

对遗体的修饰处理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几乎已经被欧洲所淡忘，因为现在已不怎么会将遗体停放在停尸间或葬礼时停放在客厅供人瞻仰。而在美国，人们更经常地在治丧或守夜时瞻仰死者遗容。殡仪员能让死者面容平和，并能让尸体不要太快腐烂。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让死者闭上嘴，因为它们通常是大张开的。在葬礼上张着嘴可不平和也不高贵。更糟的是，这使人的容貌难以辨认，也就更加难以确认身份。为此，殡仪员要么在尸体下巴底下垫本书，要么就趁尸体僵硬前把嘴缝起来。如今，殡仪员，或叫入殓师，知道许多此类修饰技巧。这是一门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很神秘的艺术。

人的面孔会在死亡的瞬间立即发生变化，因为所有的肌肉都松弛下来，而不论死者最后见到了谁或死前发生了什么。面部肌肉由大脑控制，因此会随着死亡而松弛。把假牙拿出来，样貌也会变化。亲朋好友会惊讶于死者和生前相比变得多么小巧，之前他们可能从没见过死者沉睡的样子。在事故或犯罪现场，这常常造成麻烦：配偶一时认不出他们的另一半，以致让调查走上弯路。

随着1981年小说《高尔基公园》的出版，尸体身份确认的方法之一开始为公众所熟知：用颅骨直接复原面孔。死后，人的面孔不仅会松弛，并且由于腐烂，颜色也会变得红红绿绿，甚至是黑色。同时，脸颊凹陷，但往细胞组织中充气后还能膨胀起来。防止面部腐烂需要许多耐心以及技术知识。面部保存的最佳案例是列宁。

在所有做了防腐处理的苏联政治家中，只有列宁的面部得到了很好的保存。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也被进行了防腐处理，但在赫鲁晓夫（Khrushchev）1956年发起“反斯大林化”运动后，斯大林的遗体于1961年从列宁的遗体旁被移走，不再供公众瞻仰，并埋在了距陵墓300码远的墓穴中。

正常来说，尸体的面部组织腐烂得很快，尤其是夏季、户外以及动物能够接触到的时候。死后几小时或有时候仅仅几分钟，丽蝇就会将卵排在尸体上，这样在潮湿的地方或若死者的皮肤吹弹可破，蛆虫很容易就能将皮肤组织刮破掏空。某些器官干枯得较慢，比如眼睛、内耳、鼻子和嘴。也就是说，对确认尸体身份而言最重要的器官，最早被破坏。

当蛆虫开始蚕食面部，对调查人员来说，保存面部组织就不再有意义了。那些孔洞和流失的组织妨碍了有效的复原。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要从面孔下面的骨骼重新开始，以推断出那张脸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但，如果没有软组织保存下来，又该怎么实现呢？

科学—医学图表是揭开相貌之谜的钥匙。旅行者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认识到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面孔是不同的。比如，与欧洲人相比，非洲人鼻梁较矮、嘴唇较厚。这些相貌特征已经被测量和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显著的、有时候微小的形态差异，强化证明了我们能够从有限的遗骸追溯一个人的地理出身。在现代，我们不仅测量了骨骼，还测量了皮肤、脂肪、缔结组织和肌肉等软性细胞组织。

上述测量使用的是刺入尸体的测量探针或活人的X光和超声波图像。即便来源不同，其组织厚度可能非常接近，但总有些细微的差异实际是天壤之别。在颅骨上复原相貌时，平均差异是很重要的指标。

下图展示了2001年一次调查中使用的十二个重要测量点。人脸表面以骨头和牙齿为基准进行了垂直测量和对角线测量。我们已经知道，在面貌复原时，有些区域的组织厚度最能说明问题，这些区域的数据当然是最重要的。

这些体貌特征总是有差别的。科学家们最喜欢的统计工具——中的值——很有用。这里指骨头上面软组织的平均厚度。颅骨上几个特定位置的软组织平均厚度是面貌复原的第一条线索。

皮肤的厚度会随着年龄改变，尤其是儿童期和青春期，但也会因一个人的地理出身和血统基因而有差异。幸好，骨骼结构也能佐证地理出身。此外，骨骼还能告诉我们许多年龄和性别信息。如今我们能用手部骨骼X光片证明一个人的年龄。也许有些出乎意料，但骨骼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胖是瘦。

在刑事罪案中，只剩骨头的情况很少见。如果尸体被焚烧过，那么面部通常严重扭曲，但尸体的其他部分没受到多大影响。在焚烧过程中，尸体表面温度很高，但向内，温度下降得很快。高温被脂肪和身体所含的大量水分所阻隔。看到一具尸体表面已经被烧成焦炭，心脏和其他内部脏器却保存完好，就连医学院的学生都很震惊。即使皮肤已经被完全烧焦，面目全非，量量大腿的厚度我们就能知道这人身体里有多少脂肪。换句话说，软组织能告诉我们死者的重量。这一数据和上面说到的组织厚度中间值，是之后复原的基础。

复原嘴唇和鼻子则要困难得多，没有什么可靠的数学方法能根据下面的骨头判断这些面部器官曾经是多厚或多翘。但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缺陷。希望额外增加的测量点和高速计算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掘嘴唇和鼻子的数据。

调查和猜想

在面貌复原时，不仅鼻子和嘴唇的样子难以确定，头发的颜色、眉毛的形状以及发型等，在辨别一个人时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往往只需要戴顶帽子就能混入人群或让人认不出来。被复原的面孔几乎永远都带着放松且正经的表情——只有几面之缘的友人可能从未见过的表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对一个人一无所知，你就不可能完整地复原他/她。也许那人某个特有的面部表情就足以让别人认出他/她。与其他犯罪学方法一样，面貌复原也有其局限性。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软组织复原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对这项技术有效性的热烈讨论。1999年，两位澳大利亚解剖学家卡尔·斯蒂芬（Carl Stephan）和马切伊·亨内伯格（Maciej Henneberg）进行了一项面貌复原究竟能否成功的研究。两位作者写道：“这一研究旨在确认，运用标准技术得出的十六个近似的相貌结果中，是否有哪个足够精准，能超越单纯的随机性，而实现对目标个体的正确识别。”结果令人震惊。

这两个澳大利亚人使用的是四个真人颅骨的塑料模型，并给它们起了名字：山姆、弗雷德、凯特和简。就每个颅骨，他们都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进行面貌复原，但每种方法的运用都是规范统一的。第一个方法是仅仅画出来，有点像警界艺术家的素描。除了颅骨外，素描艺术家没有援用任何其他识别人物的线索。没有证人的描述，艺术家没法从别的条件着手，只有软组织平均厚度。据此，他必须推测鼻子、嘴唇、前额和下巴的形状和大小。艺术家只画了幅画，而没有做模型，但所需要的基本计算是相同的。

在另一组中，实验人员将颅骨的图像在计算机中数字模拟出来。经计算得出的能够精确反映软组织厚度的图像，一层层地覆盖在颅骨上。复原的图像严丝合缝地贴合在了颅骨上。

第三种方法是在颅骨上预设三十四个点，钻出小洞，将木桩揳进颅骨的塑料模型中。这些木桩被切割成一定长度以切合相应的软组织厚度。软组织厚度的数据是法医学专家理查德·赫尔墨（Richard Helmer）在20世纪80年代用超声波测算出来的。木桩的外端要么借助计算机软件连接到一起，要么就干脆埋进了塑料里。人像的眼睛是人工的。男性的眼睛直径26毫米，女性的则是25毫米。鼻子的宽度是根据对真人的测量粗略估算的：鼻子的宽度正常来讲应是颅骨上鼻腔空洞的三分之二。眼睑也是基于估算。耳郭的大小是根据鼻子的长度推断的。部分实验结果见图5。

由于木桩方法看起来太简单了，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还运用了另一种传统模型技术：复原时先赋予颅骨面部肌肉。由于原本是在真人颅骨上的，部分肌肉留下了仍可辨识的痕迹。这些痕迹显示出肌肉的厚度，或更好的情况是，它们与众不同的样貌。可惜并非所有面部肌肉都是这样。比如脸颊上的肌肉和用来开合嘴唇的肌肉，就找不到任何标记判断它们的准确位置。

实验人员花了几周的时间运用不同方法呈现这四个颅骨的样貌。其中两个是平面的，另两个做成了模型。都没有头发。然后，实验人员开始摩拳擦掌。解剖学家将复原面孔的十六张照片给三十七位从事医疗行业的志愿者看，要求他们将这些照片与十张真人头部照片进行比较，其中几张就是面孔被复原的人的真实照片。

结果令人失望。在几乎五百次判断中，正确识别的仅有三十八次。这样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糟糕的，因为即便不能正确识别也可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个结果也许只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证人都能认出复原的面孔，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做到。就算这样也是个好的开始。

更严重的是，试验中，“证人”超过三百次做了错误的指认。在将复原的面孔与照片相对应时，将复原的面孔与面部没有被复原的任意其他人的照片相联系的，超过三分之二。在真实世界中，这种错误会将调查带入歧途。

这些实验的高错误率也许缘于我们习惯将原因与后果联系起来，就算那种联系明显是荒谬的。我们从一个假设开始：在实验或刑事案件中，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照片中，就有我们想要找的人。否则，他们干吗把这些照片给我看？但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对肖像的选择取决于调查的进展，以及我们要找的人是否在已知的嫌疑人中。同时，也取决于能拿到哪些照片——是否有那个人的近照或更清晰的照片？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得到这么差的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独特面部特征，“证人”无法将复原的面孔与真人面孔联系起来，尤其是当他们没有头发的时候。结果是，很多时候，他们干脆只是猜猜。

澳大利亚解剖学家写道，在进行面部识别时，只有十六分之一的结果好于胡乱猜测。这意味着，面貌复原是不准确、不可靠的身份确认方法。这一结果与面貌复原专家经常鼓吹的高成功率相悖；专家们的结果似乎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因为与失败的案子相比，侦破了的案件会吸引更多注意和宣传。当然失败的案子可能压根儿就不会见报。

此外，面貌复原是伪科学，因为它给艺术创作留下了太大的空间。毕竟，面貌复原中运用了若干种不同的指导方针和方法。使用哪种方法或哪几种方法相结合，完全由艺术家自己决定。这是错误的又一来源。还有，显然不能看看颅骨就知道发型。

理查德·赫尔墨是刑侦学面貌复原领域的先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了许多在刑事调查中运用面貌复原技术的实验。他还研究了怎样将死者的照片与颅骨相对应。赫尔墨证明了，在其他方法收效甚微的时候，复原和叠印都是很好的调查工具。

在曼海姆玉米田案中，面貌复原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关于谁有可能认识被害人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线索。一张照片就能够帮助调查人员，因为照片在手，他们就能够走访很多人，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回应。

由于理查德·赫尔墨知道尸体的发型和发色，使他对失踪人员的样貌所做的描述与真实情况非常接近。如果你将化妆师的工作成果与复原后但还没有头发的素面相比较，你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澳大利亚解剖学家认为面貌复原没什么大用处：没有头发，即便是赫尔墨的完美复原恐怕也根本无法辨认或没什么大用。幸好，许多尸体上的头发都能够保留很长时间——头发是不腐烂的。

理查德·赫尔墨说：“一张完美的复原面孔，如果照个证件照，应当看上去栩栩如生。那些不知道这是复原面孔的人可能根本无法察觉他正看着的不是真人。”他很清楚，这样的照片只是在调查中救急，如此而已，不多也不少。“复原的塑料面孔只是提供线索。必须通过其他方法证实身份。”

这其实适用于所有刑侦学方法。就算绝对确定的基因指纹也只是审判嫌犯的证据之一，还必须有其他若干事实，才能得出嫌犯确实实施了犯罪的结论。每一份证据都必须在犯罪学家的结论当中占有合理的一席之地；否则，这结论就算是正确的，在法庭上也站不住脚。

谋杀手段：用刑侦科学破解致命罪案

[德]马克·贝内克 著 李响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2

真相往往比小说更离奇。

面对人性的黑暗、暴力的恐怖，法医学家通过刑侦科学来破解致命罪案。

作者马克·贝尼克博士从刑侦科学的角度，为读者带来了精彩又令人不安的破案故事。比如，一小片断木如何帮助警方破获悬而未决的儿童绑架案？而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名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正是以此案作为原型写作的。还有，如何通过花粉的甄别来判定一堆枯骨的死亡原因？可怕的“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到底是谁？保罗和卡拉的罪案，是警方的耻辱还是未完善的刑侦科学系统的遗憾？

在本书中，马克·贝尼克向读者展现了罪案现场，引领读者和刑侦科学家一起探寻谋杀的手段，并试图了解罪犯的生活背景和内心状态对犯罪行为的影响。随着罪案的展开，贝尼克还尝试着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介绍刑侦科学的发展以及对破解罪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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