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余：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时期的大总管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原上海水泥厂刘志余的口述，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时期的先锋人员，他主要负责了建厂的统领工作，亲历了胜泥厂的筹建、运作过程。
口述：刘志余
采访：曹芯、周曼琳
整理：曹芯
时间：2018年11月21日
地点：刘志余寓所附近
简介：刘志余，生于1931年，上海人。于1969年7月23日自愿前往安徽皖南支援小三线建设，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时期的先锋人员，主要负责了建厂的统领工作。投产后，先后担任生产科科长、工会主席等职务，于1978年调回上海。
从国外到支内三线
我生于1931年，22岁那一年很幸运的进入了上海水泥厂做一名看火工。通过我不断的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1960年我被评为了看火六级工。后来，柬埔寨需要我们国家援助修建水泥厂。于是，1966年我去了柬埔寨，这一去就是两年。回来后，厂里又让我参加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水泥厂项目。几番折腾，我终于回到了上海水泥厂，去了厂办公室当办公室主任。然而，时值1969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厂里的两派斗得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呆在厂里也没有什么味道，后来知道上海要去宁国搞一个水泥厂，我就自己报名去了。我是自己要求去的，也没有人动员我。那时候有一个副厂长，管生产的胡厂长，他还不让我去，他想培养我成为他的助手。后来见我去意已决，他就放我走了。那时候我已结婚，有了三个小孩，但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的缘故，我只能一人前去赴任。我背了一个背包，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又从杭州转车到宁国。因为那时候上海到宁国的公路还没有打通，所以一定要从杭州转车才能去宁国。
那一路上，我也没什么想法，就想的是要搞水泥厂，我就应该去。当时毛主席也号召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听说毛主席为三线建设没有建好而睡不着觉。身为一名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后来上海水泥厂选定了厂址，厂里就决定再派一个人去，选了尤天顺。我是去接他的班，我一去他就走了。刚到那里，我便先去宁国招待所办理好住宿，打算去现场查看，但路早已被洪水冲断了，那我该怎么去？我就靠两条腿走进去的，17公里路，我走了三个半小时。
厂址旁有一个山门公社，我当天走了三个半小时，从吃了早饭，就没有吃中饭，只得顺道在公社吃了中饭。那中午饭非常的简单，讲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相信。五分钱就吃一顿中饭，只需要四两粮票，饭可以吃饱，菜就是冬瓜汤，这一次去是冬瓜汤，下一次去还是冬瓜汤。公社穷啊，没有钱，在那里吃饭全都是五分钱。吃了饭还是继续靠两条腿走三个半小时回宁国招待所。因为厂址旁有公社，所以我很多事情都需要与公社商量，比如说招民工来修一下厂，整理一下厂房，主要还是与他们商量安排人手来帮一下忙，公社给予了我们很多方便，真的非常感谢。
艰难建设时期
我当时主要是做地质资料，因为建厂需要搞化验，还要打洞，所以需要整套的资料。为了完善好这份地质资料，我从1969年7月份去，一直搞到了年底。除了一开始住在宁国招待所，后来我都住进了山里，因为天天要跑进山里面搞建设和勘测。我借住在一个生产队下面农户的牛棚里，他们家的牛不养了，牛棚空了出来，正好方便了我，找了几个村民帮着把牛棚打扫打扫，就拿来安了家。
1970年，上海老厂的人就来了。他们一批一批的来，大概有200人左右，这么多人到了之后怎么住？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租一块地，用竹子搭草棚，还有一个是住农民家的房子。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虽然旁边山里就有竹子，但不能够用。后来我去和公社商量，走后门，让他们帮我们开个条。公社的人也很支持，就让我们自己到山里去和山民商量，协商买竹子。搭草棚时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技术工人，我们就去老厂借工人，老厂对我们还蛮支持的，我们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草棚修好了。后来，人来的越来越多，草棚不够住了，因为农民的房子比较大，也有空的房子。我就和农民商量好，把这些人安排在农民的家里住。农民对我们很支持和友好，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租的房子好像连房租都没交。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先生产、后生活”。从常理上来讲，应该先生活，后生产。但那时不行，水泥要的非常急，安徽皖南整个地区就屯溪有一个水泥厂，除了有一个屯溪水泥厂，但它非常小，且是土法生产，生产出来的水泥质量不好，产量很少，没有办法满足需求。面对大量的生产要求，我们有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因此，后来大部分人到了之后，也是住在草棚里面。即使我们后来生产之后，也继续住草棚，因为忙于生产，我们的宿舍并没有修好，所以我们在竹棚里住了很多年。
几乎筹建时期的事宜都是我在安排与协调，由于厂还没有建设好，领导也没有来，因我是先到的人，所以后来的工人大多喜欢找我拿主意，我便成了一个大总管，统管着建时期的大小事务，筹建时期有一个叫做上海胜利水泥厂筹建小组的公章，也是由我在保管。
公路到工厂有4公里路是没有路的，全是人走出来的小路，但建厂需要搬很多东西进去，比如说工具，设备等都没有办法运进来，迫于无奈，我们的工具都是用人力一担一担的挑进去的。但由于要开采矿石和打地下水，还有一些大型设备要搬运，所以要先修条土路。这200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公路，但公路具体来说是当地政府在主持修建，所以我们仅是参加并协助管理。修好的土路，让拖拉机和板车能够通过，但大型汽车是不能通过的，然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和工人差不多时间一起到的还有大量设备，这些设备是在全国各地定制的，在1970年上半年陆陆续续到厂。厂是没有围墙的，所以为了看管好设备，我们24小时轮班进行看管。安徽多河流，且容易发洪水，但从宁国到厂地，只有一条河流有桥，其余都没有桥，平时过河只能靠摆渡船摆渡过去。但我们的一些设备，却很难摆渡过来，因为我们引进的设备几乎都是几十吨，再加上一些大的平板车，要上百吨，一般的渡船是不行的。所以当地政府也不愿我们使用摆渡船来摆渡设备，容易把船弄破。但设备是生产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把它弄过去，所以我们提出的办法是，由我们出钱把船加固再摆渡。一提到出钱加固船只，当地政府就同意了。
有一次，厂里从北京调来了一个大型设备，我们去杭州把它拉过来，中午到摆渡船处。当地一个管船的人对我说，“老刘啊，不行啊，水位太低过不去，设备过去会把船底磨坏。”怎么办？只能去把洪道下面的砖头、石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干净，才给渡船。我便带着两个工人下水去清理，水不深，大概一米多一点。到下午清理完，设备刚上了船，洪水一瞬而下，绑船的绳立即被洪水冲断了。船上不仅有设备，还有两个人，我还没来得及跨上船去。还好，船被冲至水缓之处，就靠边了。我沿着河边跑过去，让他们把船赶紧固定住，后面可能还会有洪水继续冲下来。由于我在河对面，没办法过去，就叮嘱他们，人一定要留在船上看管好设备。第二天中午，洪水停了，之后他们把设备拉到了码头。可我还在河对面没办法过河，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心里苦恼着晚上怎么过。还好，我有一个熟人是水务局的，他知道我是水泥厂的人，有点熟悉但关系不深。我期望着能找他借点钱度日，因为吃饭要钱，住宿也要钱，发电报给老厂报告这个事情已经花光了我口袋里仅剩的一点钱。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去找他借钱，他竟然不借。身无分文的我来到招待所找老板商量，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是上海胜利水泥厂的工人，刚刚碰上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办法给钱，能不能通融通融，先赊账，过两天来给钱。老板很慷慨地同意了，我得以在招待所吃了饭，平稳地住了一天。
投产以后
我们厂是1970年正式开始建厂，到1970年12月26日正式投产，是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时很多设备来不及加工，我们就自己派工人到设备工厂里帮他们加工。我们是倒过来吃自己的饭，拿自己的工资，帮他们搞。12月26日是一定要投产的，上面有这个要求，而且我们自己也给自己下了期限。因为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一定要抢到这个日子生产，拼了命也要搞的，白天黑夜都在加班。后来厂正式投产后，因为我在前期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我担任了第一生产车间主任。我当生产车间主任没当多久，就安排我去了保卫科，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要搞运动，保卫科主要就是做这些。在保卫科干了两年，厂里要成立工会，便又把我调到工会去当工会主席去了。
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搞得好，但他们当地人和当地人的关系不一定搞得好。当地人虽然不会听“上海佬”的话，但他们要听政府的，我们和当地政府关系处好了，请他们去帮忙管理，也是一举两得。尽管如此，我们也会发生一些小矛盾。因为我们厂没有围墙，厂里有一条路，是以前就有的路，当地人走着习惯了，也不会管是否建了厂。有一次，一个村书记，他要走这条路，但是被我们的警卫拦住了。这个村书记就闹，闹到了厂里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扩厂征地就是找的他，我上前同他聊了几句，他的气焰消了。不仅如此，当地人也有一些小偷小摸的，到厂里来拿点东西去卖。即使抓住了，也没办法，最多让公社帮忙做做教育工作，开开大会，做一下思想工作。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去安徽的时候，当地人是看不起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是穷人，穿的衣服和他们也差不多，都是解放前的衣裳。他们看不起我们，叫我们回上海。我们听了非常不舒服，但是也没办法。后来投产了，水泥出来了。运水泥的大车，排了很长一队。我们第一次生产出来的水泥就是700号水泥，这个标号是全国少有的高标号水泥。即使是上海水泥厂生产出来的水泥也只有500号，但我们一出来就是700号水泥，不得了，不得了。这水泥最早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皖南体育馆。还有黄浦江的第一座大桥，松浦大桥。后来当地人就叫我们上海师傅了，不叫我们上海佬了，夸我们有办法从一座荒山里把水泥给搞出来。渐渐的也愿意和我们交朋友了，在路上遇见了也会对我们说，“上海师傅来来，到家里来喝杯茶，拿点花生。”客气得不得了。
我们的条件比其他三线厂好，因为我有水泥。水泥当时是非常紧俏的物资。所以我们总会在完成计划的基础上多生产一点，用多出的水泥去换取生活物资。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开得比较好，还专门做了一个冰柜用来冻猪肉，在那样的年代，我们能天天吃肉真的很不容易了。当时，县里开会没有猪肉吃，常到我们厂里来借，但是借了也不会还，因为还不起啊。我们天天吃肉，当地农民看见就说，“以前不知道工农差别，现在知道了。”他们说我们条件那么好，是天天过年呢。这是天高皇帝远，下面搞的小动作，为职工改善生活水平。
这个厂带去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效益，也带去了文化生活上的改变。在穿衣风格上，当地人一般习惯穿黑衣服，帽子也是黑色的，从头黑到尾。而我们是紧跟上海潮流，上海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五颜六色的。后来他们也跟着变了，衣服也变得五颜六色的。除此之外，之前他们用纸伞，而我们用阳伞，后来油纸伞也找不着了，跟我们一样用阳伞了。当然也有不好的影响，那便是污染，当时我们不像现在那么注重保护环境，我们的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往外放，烟也是黑烟。也没有人管，那时候没有环保要求。后来，当地人知道了情况的严重性，就要求取消掉这个水泥厂，要说矛盾这就是最大的矛盾。
我还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基地局，是主要管后方的。我去后方基地局汇报，心想上午去汇报，下午就回厂了。结果基地局的领导对我说，“小刘呀，你不能走，有两个选择给你挑选，一个是到后方负责工会工作，第二个就是去工宣队，两个必须挑一个，我们已经和厂里打过招呼了，不用回去。”工宣队是做什么的？后方有三个医院，让我去管那三个医院。没办法，领导让我去，我不能不去。我选择了去工宣队，因为工宣队好轮换，两年轮换好回厂，如果是去工会，那就只能留下回不了厂了。所以1975年我去了工宣队，到1976年底，回厂筹备扩建新厂工作，我主要负责新厂的生产准备，生产人员准备，生产技术准备。我们老厂新厂一共加起来共有8888亩土地。
我是怀着为党为国家去的上海胜利水泥厂，所以对于去安徽工作，我是不后悔的。甚至，我非常感谢有这样一段经历丰富我的人生阅历，使我得到更好的成长。但我始终认为上海不应该放弃这个厂，现在上海用的水泥多数是海螺牌水泥，很多建筑指名用海螺牌水泥，当时放弃这个厂真的很可惜。
（原载任光淼主编：《追忆胜泥足迹 难忘辛勤耕耘》，2018年印刷。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