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讲话怎样才能不让人犯困？

最近，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某论坛上关于“我国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文件往往不提改革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具体实际问题，原因在于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负责起草的”一段话，引起人们的热议。

有分教：“90后（科长）写文件，80后（处长）改文件，70后（司长）审文件，60后（部长）定文件，50后（国办）发文件，将文件起草等同于政策过程。”

也有人将这种从朱镕基同志到克强总理先后批评过的“处长专政”、“处长把关”现象，戏称为“三级所有，处为基础”，这是比照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六十条的那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如果从强调处级岗位在各大行政体系中上传下达的基础性地位而言，却也不无道理。不过，处长们再次“躺枪”，很可能是又一次误伤。“专政”的处长们的背后，往往是繁忙因而懒散的领导们。

今天我们只从一个很小的切口来谈：领导讲话。

1.话是开心锁

单田芳先生教导我们：话是开心锁。

不会讲话的人，不是榆木疙瘩把天聊死，就是催命毒舌把人气死。有人说，我天生就会讲话，一讲还一套一套的。我说那不能算会讲话。看过《乡村爱情》的都不会认为宋晓峰、刘大脑袋那样的属于会讲话。

真正的讲话不是一开口就“一套一套”的合辙押韵的“套话”，也不是饭局上借着酒劲儿“提一杯”的“漂亮话”，更不是像那些勉强小孩子去讲一些超出其年龄和认知水平的“成熟话”。

人有一张嘴，要吃饭，也要讲话。讲话不能当饭吃，讲话也不是生产力，尤其是空谈还会误国。但是发展到当下的信息社会，不会讲话、不能把话讲好，也会误事。要不怎么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呢？

2.现代化：理性化的祛魅

领导也要讲话，甚至于，讲话是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会议大国，即便最大限度地排除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领导总是要向自己的领导汇报，与自己的下属座谈，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营造一个心齐气顺、干事创业的环境，总离不开用讲话打开局面、安抚人心。

韦伯把“理性化”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精髓，真是一语中的。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这个理性化，就是把一切前现代的、基于礼俗和传统的、带有神秘性和富于感情色彩的个性化的因素剥离开去，一言以蔽之：祛魅。这个魅，既是鬼魅的魅，也是魅力的魅。它是一个带有人情味儿的元素。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正规部门想方设法地把非正规经济、非正规部门纳入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管理、征税的体系之中。尽管诸如街头小摊小贩这些非正规经济为城市繁荣和民生改善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们游离于政府税收之外，因此需要被“理性化”、“现代化”，需要被“管起来”。

3.文质彬彬到四风八股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性化”“祛魅”逻辑，来理解领导讲话的历史嬗变。既然是讲话，就应该符合从嘴里“脱口而出”的这个特点，要通俗易懂，要讲让人听得懂的话。而不是从笔下奔涌而出的书面语，书面语虽然也叫“语”，但却不是嘴里说出来的，而是笔端写出来的，是让人看得懂的，而不是让人听得懂的。去翻一翻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讲话，毛刘周朱陈邓的选集、文选，可读性相当强，通俗易懂，因为他们的很多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本来就是说出来的。说，固然有稿子，但提纲却是自己动手的，到了具体讲的时候还有很多脱稿的精彩内容。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领导都应该是君子，君子讲话就应该文采与实质得兼。可是我们现在很多领导的讲话里，对文采的追求淹没了对干货的追求。用一片排山倒海的排比和字斟句酌的对仗，搭起一个一戳就倒的空中楼阁，徒留一副毫无实际意义的框架。这样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逢人但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高大全”、“假大空”把整个文风搞坏掉了。于是开始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四风”之间交互关联。风起于青萍之末，风气的败坏是从讲话开始的。讲话本是“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的过程，现在却因为领导太忙了，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或者领导太懒了，已经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总之，一切由秘书代劳了。

对秘书来说，就是“我手写他口”、“我手写他心”了，要想方设法揣摩领导想怎么说，以及领导的领导想听领导怎么说。这就为难了，只好四平八稳，稳字当头，等而下者，就回到党八股的老路上去了。

4.“拯救”领导讲话：正规讲话的“非正规化”？

领导大略也看得到群众和下属在会场听讲话时犯困的表情和“打点计时器”一般不断低头、抬头、再低头、再抬头的尴尬。所以领导也想改变讲话干瘪的形象，稍微开明一点的领导，希望讲话要在规矩之下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然后就有了新的办法。给领导的稿子要掰开了、揉碎了，不要出现生僻字，万一有一定要注音。要用大字版，科学合理研判听众的尿点和困点，并对应性地设置兴奋点。比如在一段冗长说教之后，加个括号注，里面写一小段事例，提醒领导括号里面插入的案例可事先熟悉，然后在正式讲的时候放下稿子，这就给听者一种自然而然的脱稿感。

问题在于，领导太忙了，秘书已经如此这般服务到位了，他却没时间熟悉案例，结果真正“开始他的表演”时，还是一板一眼照着稿子读出来，味同嚼蜡。某个省级纪检监察主题的会议，几大班子都参加，全省视频会议一直开到县处级。领导讲了两个小时。应当讲，起草讲话的人肯定是用了心的，讲的内容也很生动。但就是感觉美中不足，怪怪的。领导读正式的稿子，读到一个地方，突然很生硬地停顿，我这里举一个案例。然后不疾不徐地从旁边抽出一张纸，开始读犯罪案例。案例内容当然都很劲爆。可是，这种本来应该是非正式、信手拈来的脱稿插话（否则起草人员完全可以写进正式讲话稿里而不必单列十几页纸案例），被这么一本正经地“读”出来，确实有点煞风景。

秘书对领导讲话的这种无微不至的保姆式服务和精致包装，把原本可以口语化表达、脱稿发挥的空间都给搞没了。强行把非正规经济给正规化、理性化、现代化，其结果只能是自由度的降低、个性化的灭失；强行把自由发挥的脱稿讲话给正规化、书面化、八股化，读着稿子讲俏皮话，又会是什么观感呢？那就是四不像，很诡异，很尬，但一点都不好笑。

根除领导讲话的这些顽疾，固然需要从制度的供给侧斩断“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羁绊；更需要领导干部自身重拾初心、增强本领，拿出一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劲头，而不是一味依赖和推诿于秘书。讲实在话，做实在人，办实在事，才能实心实意地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