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平：要如实记录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如实分析其基本逻辑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既有“全球供应链重构、科技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无形经济、信息保护、代际共育”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历史书写、政党与国家、唯物史观、中国美学”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开展多轮遴选评审。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回应时代之问。
“党在引领的过程中，要尊重社会组织发展、社会主体运行自身的逻辑和需求，将其协同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共同参与者和合作者，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平一直主张，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或是党领导和执政过程中，需要提升社会工作的地位。
而针对当下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他认为，当然要考虑党在新时代如何做好社会工作，但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党在做好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如何获得自身发展。这是中国的国家发展对政党本身的内在需求和塑造。
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政党与国家的相互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的一项政治学分析》（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期）中，张树平指出，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发展与治理的历史运动中，国家与政党相互塑造、相互改变、相互给予和相互成就。
2025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就政党与国家如何相互塑造等问题专访张树平。张树平认为，政治学者的责任，就是如实记录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如实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
研究的出发点是解决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您之所以写这篇《政党与国家的相互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的一项政治学分析》，是希望回应怎样的现实状况和问题？
张树平：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回应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根本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学界的责任。之所以选择这一具体议题，是因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已经意识到，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本身起到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政治学界很多前辈，在研究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时，都提到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但在另一个维度上，中国共产党本身如何受到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引导，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不太多。
我这篇论文试图把这种研究导向更为平衡的状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塑造和主导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本身的影响。
澎湃新闻：历史角度看，将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的历史任务，为何会落到政党这种新型现代政治组织身上？
张树平：这和中国古典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特征有关。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存续和发展，一定意义上，以抑制组织化为前提。当王权特别关注到，政治世界中有组织性力量的存在会危及其统治时，就会对这种组织化的倾向予以限制和制约。
而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存在两种历史周期的叠加：晚清帝国一方面从典型的王朝国家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又由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这个历史过程，造成近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两大危机：其一是权力危机，中央的政权或中央的权力，无法控制地方的政权或地方的权力；其二是权威性的危机，传统王朝国家的政治形态，无力应对来自西方列强所代表的新型国家的挑战。
这种情况下，历史和时代呼唤一种新型的组织性力量，把支离破碎的政治和松散的民众组织起来。鉴于日趋衰败的传统国家已无法担负起这种历史责任，在现代政治的范畴之内，这种新型组织性力量只能是政党。
澎湃新闻：您提到，近代中国政党诉求的政治价值与信仰的核心在于“聚民力”，与西方政党代表不同社会利益分化的权益有所不同。在相应历史阶段，社会以及民众对此有怎样的反馈？
张树平：近代中国是被外力牵引或者说拖入现代化进程的。近代中国的政党思想和议会思想，得自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思想的引入。思想史研究告诉我们，晚清思想界对议院及政党政治较为集中和系统的引介和叙述，大概发生在1895年到1905年之间。
在引入政党思想和议会思想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思想界对政党这种新兴事物有好奇心甚至有所偏好，同时也关注到，在西方政治世界中，不同政党各自代表社会群体中的不同部分，进行竞争甚至相互倾轧，这对政治公共性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一定意义上，中国近代思想家特别忌讳陷入类似传统中国的朋党之争，或西方政治世界中相互倾轧的局面，故而希望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引入或创造的政党要具备公共属性。清末民初有过议会政治的阶段，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政党政治的乱象。这也构成中国没有选择西式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作为最终方案的很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当时无论是思想界对政党公共属性的强调，还是民众对政党的历史选择，都让中国走向这样一条道路，即选择具有公共属性、具有献身精神、具有革命精神的政党来主导社会的变革发展。
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治理的平衡
澎湃新闻：从政党组织看，您提到，要解决民主与集中的问题，离不开政党、国家的双向塑造。在身边的现实中，基层社区治理的党建引领等，其中的行动和组织过程，如何在集中和民主之间寻求平衡？
张树平：即使在传统中国政治的范畴内，一个王朝的衰落到另一个王朝的兴起之间，都会有政治秩序恢复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政治权力的重新集中。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要建构新的国家，也一定有一个把权力重新集中起来的过程。
但近代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变革，又跟传统王朝政治不同，即这种权力的重新集中，被置于民主的框架之下。现代国家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国家，最重要一点在于，其政治架构本身，就是以民主作为国家现代性的条件。
近代中国遭遇了传统国家的衰败，没有现成的国家可以同时提供民主和集中的力量。一方面，政党本身就属于现代政治世界中的政治现象和民主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需要改变之前政治世界支离破碎的状态，重新树立起国家。由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领导者，身上同时出现了民主的力量和集中的力量，形成了双重的政治逻辑。而后，通过政党主导的国家建设，再把政党身上的民主力量和集中力量，传导到新型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的建构之中。我想，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又出现在新的现代国家组织原则之中的重要原因。
而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治理中，党建引领的概念，也提出了好些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单位体制松绑，基层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自主性的力量。基层治理中也存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以及驻区单位等主体。从党建引领中的民主来讲，政党需要对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主体的行动逻辑做到尊重、理解和接纳，需要对居民本身多元化的需求能够感同身受。这是政党组织、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要向基层社会公众开放的重要原因。
政党在引领的过程中，要尊重基层治理中治理的逻辑，也要尊重基层治理中生活的逻辑。但这种尊重并不是任其无序发展。相关很多研究都发现，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困境表现为，在基层力量多元化背景下，基层治理很难形成整合性的力量。恰恰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可以利用其组织优势，包括政治区位优势，将这些基于生活逻辑、生产逻辑、组织逻辑的治理主体统合起来，通过协商形成一定共识。这就是政党在民主的基础上，去做集中工作的一个重要面向。
澎湃新闻：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现代中国民主的每一次突破性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都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有哪些能供基层参考的面向？
张树平：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可以从权力集中的维度去理解。但它本质上也是作为一种民主力量出现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民主的重点突破和重点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强调它有三个属性。第一是基层的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的发展，是为解决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是连通的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取向。一是横连，基层治理过程中，把各方力量沟通起来，令各方进行协商；二是纵通，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来的，其中很重要的政治逻辑是，基层民众的意见能直达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也就是说，在连通的属性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盘活整个中国政治体系的有机性。
第三是国家的特性。关于民主的中国方案、民主制度和民主模式，能不能够走出去，能否形成具有说服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其中关键性概念之一，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正是在需要就民主发展去回应西方的历史阶段上，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所以，这是民主的国家形态问题，或者说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问题。
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发展，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此前种种民主探索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是依据基层经验，进行独特性的创造。不同社区和不同场景下，做法都会不同。在上海基层治理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很多形式。比如黄浦区对“三会”制度的长期探索，一些乡村对村民议事会、村民议事中心的长期探索等等。整体而言，不能割裂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属性、连通属性和国家属性，上述三大属性是中国构建新型民主形态的重要保证。
澎湃新闻：从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看，您总结了四大政治逻辑：“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向民主寻求治理”。背后是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把握和塑造。在您看来，在中央、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命题的回应中，是否也能看到这四大政治逻辑，可否视为与世界共通的普遍性原则？
张树平：把70多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史贯通去看，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经历曲折，但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政治建设，仍然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历史遗产，本身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把这一阶段概括为“向解放寻求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建立起了现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框架，这也构成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这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政治前提。
到了第二个历史阶段，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此一历史阶段有一个巨大历史飞跃，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全党的工作重心或全国的工作重心的变化，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也有重要的关联性，我们称之为“向发展寻求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发展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发现，发展本身需进行更为全面的调整，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相应还有一系列发展观念上的变化和提法，如“包容性发展”等。由此，通过挖掘“发展”更全面的内涵，把发展导向更为广阔的未来。另外，发展要可持续，需要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确保发展是可持续、全面和惠及所有人的。这就是“向治理寻求发展”。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纳入不同的治理主体，这是治理本身的重要内涵。从内在逻辑而言，全面纳入不同的治理主体，才能确保治理的有效性。这就是这一历史阶段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原因，即“向民主寻求治理”。
新时代以来，我们在全面发展中回应包括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命题，迅速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新时代的发展，以“全面”两个字著称。这意味着，不能简单狭隘地以经济建设去理解发展，需要放在全面可持续的角度来衡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各方面，都必须被纳入相互依托和相互促进的范畴中。实际上，“全面”二字的加入，意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形态也发生着重要改变。这个意义上，的确体现了中西方或全球在发展问题上实际有一种共识性和普遍性的追求。
党的社会工作有极端重要性
澎湃新闻：2023年中央组建了社会工作部，2024年各地相关条线分工等都在落实。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和思考？
张树平：中央先设立社会工作部，向地方逐渐推进，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系统。我也在文中提出，党的社会工作有其极端重要性。
从政党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来讲，当然要考虑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新时代做好社会工作；但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党在做好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如何获得自身发展。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对政党本身的内在需求和塑造。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言，这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我一直主张，在发展的过程中，把社会工作的地位再提升一点。
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工作部组建过程中，一方面，要从社会工作本身的逻辑和特点出发，进行合理的设计。这方面中央和地方也在做。比如，从一盘棋的角度统筹，把民政部门、信访部门以及社会建议征集等纳入进来，从大部制改革经验中去设计社会工作部，等等。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就工作考核和评价来说，不能仅盯着党的社会工作做得好不好，也要盯住党在做社会工作过程中本身发展得好不好。不仅从党的社会工作的角度考虑，还要从政党自身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
澎湃新闻：就社会层面看，从“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中国共产党组织社会的方式，有哪些改变？有哪些日益分化和日益自主的社会组织力量，尤其需要重视和团结？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如何发挥“两个先锋队”的作用，引领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
张树平：2008年发生过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是北京奥运会，另一件就是“汶川大地震”。那一年被一些媒体和后来的学界称作社会组织发展元年。围绕救灾和灾后重建，出现了很多社会组织，也出现了很多志愿者。可以说，中国社会自主性的发展，社会多元力量的发展，是一个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是有一套组织体系的。在单位中国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超强的组织网络，从其本身的中心组织、工青妇等外围组织出发，通过单位制方式，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了塑造。那个时代已渐渐离我们远去。改革开放后，传统单位制逐渐解体，出现一系列组织真空。这一过程中，就有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发育出来。比如，“汶川大地震”后发育出的社会组织。这些是党在领导执政过程当中尤其需要重视的。对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党建全覆盖，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今后我们党在社会工作中应该着力去做的。
重要的是，在团结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社会组织发展自身的逻辑和需求，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以党员身份进入，并通过政党组织的领导，把社会组织协同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共同参与者和合作者，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学者一定要去研究真问题
澎湃新闻：2025年，您有哪些阅读和研究计划？
张树平：2025年的阅读，和我本人的研究兴趣相联系。
我长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感兴趣，一直想写一部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梁启超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出现，有了很多相关思想史著作。但这些著作，很多是历史出身的学者写的，也有很多是哲学专业的学者写的。
从政治学意义上，撰写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教材，是我一直想做的。这方面，我最推崇的是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政治也好，中国的政治学发展也好，已取得长足进步。如何在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学意识的条件下，重新反观中国古典的政治思想，将其历史呈现出来，这是我想做的。我2025年阅读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相关著作。
我还有另一个写作重点，是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提出了一个中国制度发展的命题。他说，再过30年，我们才能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到2022年，距小平同志提出这个观点已经过去了30年。新时代以来，我们也在提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成熟和定型。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研究很重要的命题。但制度本身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中国古典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某些阶段，政治世界中有很多制度和法令，但治理效果是不够好的。另一方面，制度体系逐渐完善，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国家能力和政党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维度。制度和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025年围绕这些议题，我会尝试梳理古典中国政治中有关制度的记载，和中国现代政治学中有关制度的经典著作。最终希望形成一篇关于制度的双重运动方向的文章。
另外，我本人对文学或文学中的政治挺感兴趣，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说直白一点主要是小说。我希望在其中去感受不同个体的生存和他们的选择，这一点是受我们的一位老师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对政治学研究有哪些感悟与学界同仁分享？
张树平：最重要的是，我肯定不是会写很多论文和著作的学者。我甚至有个想法，这辈子写作的论文，我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不要超过60篇。这是基于我对一位很重要的前辈学者一生写作的致敬。在此要分享的一点是，我觉得任何一部学术作品，都要有它的使命。为什么要写这个，是因为不得不写。可能基于学术的发展，或是基于政治发展的现实，一定需要去写这篇东西，这就是作品的使命。如果可写可不写，那么就不写。希望大家的任何一篇论文、任何一本书，都是带着使命去做的。
另一句话是，我想任何作品都有它的归宿。每篇文章出来之后，都会有自己的命运，转载也好，二次讨论也好。现在的青年学者，往往有很大的生存压力。这是一个社会事实。而学术发表系统，也有自身的考虑和现实追求。大家从学校出来时，都很有学术热情，但迫于压力，逐渐会更多考虑怎样的文章能发表，怎样能二次转载。一定意义上，我们离真正的学术问题、真正去做一个学者就越来越远。我们写任何一篇文章，都需要慎重，因为最后是会留下来的。
最后还有两个责任的问题。2008年上海社联主编过一套丛书，其中我的老师带着三名学生包括我在内，师生四人写了一本《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是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即中国政治发展的有效性。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居于枢纽地位，必须通过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和有效发展，确保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有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家是有责任的。另一个责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问题。具体到我的学科，政治学者的责任，就是如实记录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如实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两个责任需要同时担负起来，中国未来的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涵盖政治家的责任和政治学家的责任，当然还有我们中青年政治学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