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宇、计海庆评《不健全的大脑与道德生物增强的局限》｜道德生物增强是个“馊主意”吗？

在一个阴沉沉的清晨，我和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不愉快。她责备我昨晚忘了倒垃圾，而我心中则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懑——她难道不明白，昨晚我为了工作已经拼尽全力，人的精力终归有限，我自然是把重心放在了更紧急的事务上。正当我准备出言反击，让争吵陷入螺旋上升时，我猛然察觉到了自己内心升腾起的那股暴力冲动。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拯救婚姻”公司新推出的“暴力冷静剂”。这款产品，外形酷似常见的花露水，我迅速拿起它，深深地往鼻子里吸了两口。奇迹般地，眼前的妻子，那原本似乎面目可憎的身影，瞬间在我眼中转变成了初见时亭亭玉立、温婉可人的模样，思绪也随之飘回了那些温馨的过往。我的心境瞬间柔和下来，缓缓走向她，低声说到：“谢谢你，一直以来为这个家的默默付出与支持。今天是我错了，以后我们都不要这样争吵了。”我的话语中充满了诚挚与歉意。妻子脸上的锋芒也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柔情与爱意。她望着我，那眼神仿佛在说，一切的不快都已过去，我们依然是最好的伴侣。

上述故事是虚构的，但生动描绘了道德的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支持者所向往的理想状态：通过科技手段加强自我控制，提升人类道德水准，使人们能够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进而实现真正的自由。然而，对于这一美好愿景，威斯康星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的生命伦理学教授法布里斯·约特兰德（Fabrice Jotterand）却表示怀疑。

2022年，法布里斯·约特兰德教授出版了专著《不健全的大脑与道德生物增强的局限》（The Unfit Brain and the Limit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以下简称为《局限》），深入探讨了利用生物技术实现道德增强的可行性问题。他并未止步于宏观设想，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科技领域的细微之处，以严谨的态度细致剖析了道德生物增强的核心概念及其潜在风险。约特兰德教授认为，道德生物增强这一理念，实则源于人类对自身道德完善的深切渴望。然而，书名中“道德生物增强的局限”，已悄然透露了他对这一设想的否定态度——道德生物增强是一个“馊主意”（a bad idea，p.219）。他强调，尽管道德生物增强在理论上或许能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但这种将人类视作可改造工具的做法，实则忽视了对人性的基本尊重。更进一步地，约特兰德指出，道德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我们能否以及应如何运用道德生物增强技术来提升人类道德，仍是一个充满争议且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他的著作不仅是对道德生物增强技术的一次深刻反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科技与道德关系的契机。

关于道德的生物增强的讨论兴起于2008年。当年的《应用哲学》杂志出了一期特刊“增强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Enhancement）。其中两篇专门讨论了“道德的生物增强”这个话题，分别是英格玛·佩尔森（Ingmar Persson）和朱利安·萨夫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的《认知增强的风险与提升人类道德品质的迫切需求》（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以及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的《道德增强》（Moral Enhancement）。两篇文章都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但能力的增加也意味着责任加倍。例如，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变得愈发容易，这无疑增加了这些武器落入小型恐怖组织或精神异常者手中的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他们提倡采用药物等生物（含遗传）干预手段来强化人们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以期遏制对这类武器的滥用。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毫无争议。学者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虽然同样认为道德生物增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担忧：这样的增强措施可能会削弱人类的自由意志。因此，他强调，对于道德生物增强，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审慎而谨慎的态度，确保其在推动道德进步的同时，不会损害人类最宝贵的自由与选择权。

与同类著作不同，《局限》一书探讨道德生物增强时，怀揣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当这项技术变得像日常购物一样触手可及，人类该如何确保其不会对我们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为此，他不仅对道德生物增强的技术细节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剖析，更从概念层面入手，逐步深入。在追溯了道德生物增强的发展历程后，约特兰德进一步探讨了道德的复杂性，并结合精神病案例，分析了这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随后，他针对一系列关键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道德生物增强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自由意志？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对于精神病的判定标准、惩罚理论以及人性本身，道德生物增强又将带来怎样的冲击？这些内容构成了该书前八章的内容。在第九章，也就是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他的结论：道德生物增强不仅无益，反而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人们应当保持警惕，审慎对待这一技术，以免在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时，牺牲了人类的长远福祉与道德根基。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局限》中的观点，但关于道德的生物增强，书中揭示的一些事实仍值得向读者提示一二。而针对此书的核心观点——道德生物增强是一个“馊主意”，笔者也将在文末提出商榷。

一、道德生物增强是提升“认知”还是改善“情感”？

基于对人类道德机制的不同理解，道德生物增强中存在两种技术主张: “情感道德增强”（emotional moral enhancement）与“认知道德增强”（cognitive moral enhancement）。情感道德增强主张利用生物技术修改情感让个体拥有更道德的动机，从而实现道德增强；认知道德增强则认为道德增强的可靠路径在于道德认知的改进。关于认知能力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至少有三种主要理论被提出来：（一）“社会直觉主义理论”（the social intuitionist theory）：大多数道德判断是直觉过程的结果；（二）“认知控制和冲突理论”（the cognitive control and confict theory）：对道德困境的反应取决于与情感或认知相关的不同大脑区域的激活情况，这将决定道德判断的结果；（三）“认知与情感整合理论”（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ntegration theory）：行为是认知和情感过程的结果，拒绝认知与情感之间存在二分法的观点。

约特兰德支持“认知与情感整合理论”，他认为认知和情感并非截然不同。通常与道德行为相关的大脑结构——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脑岛（insula）、杏仁核（amygdala）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并不仅限于调控情感，它们也完成认知工作。这一观点与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相吻合。例如约特兰德引用伍德沃德（J Woodward）的研究表明，诸如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参与信息处理和计算的神经结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道德判断这一领域，这些神经区域不仅深度参与了高级认知功能的实现，如复杂的道德计算与运算过程，而且能够通过对潜在行为后果的量化奖励评估，为个体的道德决策提供情感向度上的偏向性判断。因此，认知与情感不应被视为道德生活的两个不同维度，而应视为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中共存的两个过程，认知与情感的区分是“一个错误的二分”（a false dichotomy）。传统的义务论或后果论的道德哲学认为：一个好的道德判断在于抑制情感并增强理性思考，或许并不准确；道德的生物增强倾向于用更合适的方式来调配道德决策时的理性和情感因素，已达到预期的要求。

二、道德生物增强可否强制使用？

随着道德生物增强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在未来的广泛应用将引发一系列深刻的伦理考量，特别是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一个核心议题在于：社会应承担多大的道德义务来干预那些具有道德病理特征的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或是那些虽具有精神病态性格特征但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大脑？

在探索利用神经技术应对犯罪的路径上，支持者主张将神经技术作为诊断、预测和治疗工具，基于个体可能的危险性来预防未来的犯罪行为，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治疗”。因为道德责任并非单纯源自对规范性道德准则的遵循，而是深深植根于个体的道德能力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个体的道德能力由于某些病理性原因而低下，就应该使用神经技术增强其道德能力，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健全与善良的人。然而，这一主张触及了个人自由与权利保护的敏感边界。此观点将人仅仅视作冷冰冰、无自由意志的提线木偶，可以随意缝补与裁剪，这无疑是对人类自由的漠视与践踏。基于此，约特兰德认为原则上使用神经技术来干扰个人的大脑功能和思维内容是不恰当的。这种对个人精神领域的干涉构成了对个人尊严的不尊重，甚至可以被视为酷刑的等价物。因此，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将强制性脑部干预作为惩罚手段或促使精神病态者行为改变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在维护社会安全与尊重个人权利之间找到一条更加细致且平衡的道路。

三、道德生物增强对人性造成冲击？

在探讨道德生物增强的潜在应用时，我们必须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屈辱和贬低。某些治疗方式，若旨在改变个体的性格和行为，可能会超越正常治疗的界限，损害受害者的基本人性和尊严。因为道德生物增强可能将精神病态者（或其他有行为问题的个体）视为需要进行道德生物增强的“破损物”（damaged object），这种做法忽视了他们的人性，并暗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通过强制性的神经干预被任意改变。随着神经技术可能解码或操纵人类思想的前景日益清晰，这种风险变得更加显著。

由此，约特兰德强调，随着医学与新兴技术的不断融合，迫切需要在哲学人类学、技术及医学的交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特别是，面对医学领域日益强大的技术手段，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恰当的人类学框架，以指导未来医生的教育与临床实践，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福祉。约特兰德的忧虑源自于一个深刻的洞察：如果我们忽视了人类本质对人类存在的重要性，那么缺乏这种认识的伦理学体系可能会在不经意间侵蚀甚至摧毁我们的人性基础。道德生物增强的倡导者虽然出于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怀，提出了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来增强人类的建议，但约特兰德却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便技术能够帮助人类生存下来，但如果这种生存方式剥夺了我们人性中的某些核心特征，那么人类是否还能真正实现繁荣与发展？基于这样的考量，约特兰德坚定地表达了他对道德生物增强的反对立场。他认为，技术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本质的彰显与提升，而非成为削弱或改变我们人性的工具。因此，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与医学实践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每一步进步都符合人类伦理的根本要求，维护我们人性的尊严与完整。

通过对道德生物增强所可能产生问题的思考，来展现这一新兴技术可能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冲击。在这点上，约特兰德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但道德生物增强是否真的毫无价值，全然不可取呢？对此，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

1966年，德州高塔狙击手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实施屠杀前已经感受到了自身的异常，他在杀死妻子与母亲后，在她们的尸体旁留下张纸条，要求解剖自己的大脑，而解剖的结果是他的大脑内有一个肿瘤压迫到了杏仁核（一般认为，杏仁核是人脑中主管恐惧感和暴力行为的功能核团）。现在，倘若惠特曼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面前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将道德完全视为物质主义一元论的产物，将惠特曼视为出了问题的机器，对其进行强制性道德生物增强，希望将这个机器修正。这种想法将人的自由意志完全否定，只为带来如《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绘的“和平与安宁”。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该选取何种道德规范？谁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接受道德生物增强的人吗？这些人又将遵循了何种道德规范？如此询问下去，只会陷入无穷后退的悖论当中。而另一条路，是将道德视为与物质具有弱关联属性的、不会被物质决定的规范性特质。正如在一千年前，我们会将癫痫看作是恶魔附身，将癫痫病患者视为极恶之人，但在今天我们会将癫痫视为一种疾病，将癫痫病患者视为病人。在患者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其使用道德生物增强技术，在充分尊重患者自主性的同时提升病患的自主行动能力、改善病患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强迫病患使用道德生物增强技术，将病患纯粹看作提升他人生活质量的工具或手段。由此观之，后一条路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当有人期望抑制自身暴力倾向，提升对他人痛苦的理解能力时，善意地建议使用道德生物增强技术，不失为一种选择。正如本文开篇虚构故事中的所示。

诚然，约特兰德所担忧的伦理困境、人性侵蚀以及技术滥用等风险不容忽视，它们构成了对道德生物增强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技术进步本身往往蕴含着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类生活的巨大潜力。道德生物增强，作为科技与医学结合的产物，其初衷正是为了治疗疾病、缓解痛苦、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因此，笔者认为，对道德生物增强这一新兴技术，我们不应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相反，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和审慎的态度，去探索其可能带来的正面效益，同时严格把控其伦理边界，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遵循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  Fabrice Jotterand, The Unfit Brain and the Limit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2.  Ingmar Persson and Julian Savulescu，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25, No. 3 : pp. 162-177

3.  Tomas Douglas, Moral Enhanc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25, No. 3: pp. 228–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