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潮｜作家王刚：10年商海沉浮与老板靳树增

【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作家王刚曾经历的商海沉浮。

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下海”经商潮。

这批人当中，作家是领头羊，年纪大一些的张贤亮，在银川远郊开发了影视拍摄基地，作家周梅森、矫健先是搞房地产后炒股票，诗人刘波创办了诚成文化，拉着钱文忠等人搞了图书出版，王刚也不例外，他赤手空拳到了北京后，选择的是拍电视专题片和买卖地皮。

王刚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他著有长篇小说《英格力士》、《月亮背面》《福布斯咒语》等，同时是《英格力士》、《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的编剧。

电影《英格力士》正在后期制作中，将于今年在国内上映。陈冲导演，王刚和陈冲担任联合编剧。陈冲给电影搭配的班底是主演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传君，一个阵容很强的团队。

出生于新疆的王刚，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1990年代，王刚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从写报告文学、写电视专题片和影视剧本开始下海经商。

从拉广告赞助到自己当老板，从地产买卖到金融证券交易，从亚视的总编辑到副总裁，王刚十年起伏的人生里，一直有个人在影响他——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老板靳树增。

靳树增是王刚以前的“老板”，原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主任，歌曲《一九九七，我的爱》、《相约九八》词作者。2001年，亚视中心因资不抵债倒闭，靳树增因涉嫌金融诈骗3000万元被捕，200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多年后，崇拜巴尔扎克的王刚把自己的那段商海浮沉写成了75万字的《福布斯咒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王刚坦诚追忆自己那十年的商海浮沉。

外省来的文学青年

来北京之前，我在新疆《绿洲》杂志社当编辑，《绿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的文学刊物。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我父亲是老干部，他去找了文联的熟人，我这个文学青年才有了合适自己的工作。

工作了两年不到，我和迟子建等一批青年作家进入了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在西安呆了一年，我就先跑到北京了。迟子建她们都是好学生，还要继续做些什么。走的时候，我把在土门花30块钱买的自行车原价卖给了迟子建。

1988年，我和余华、迟子建等一批人又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学习。在这个进修班里，每个人都努力展示了自己创作的才能。在我们班上，我不能说自己写得好。但当时我的一些作品很富有争议性，比如像《冰凉的阳光》这样的小说，写城市里的年轻人充满野心，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把自己给摧毁了，我写了几篇这样的幻灭故事。这个进修班结束后，我和迟子建、余华、刘震云、莫言等一批年轻作家，被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录取。

当时离开学还有段时间，为了省钱，我就住到音乐学院的朋友宿舍里，和她们一起听课，听音乐会，一块下馆子喝啤酒。时间长了，别系的人都以为我是作曲系的学生。那时候和今天不太一样，人们对精神的重视远远超过对金钱、名利的重视。那一阵，《绿洲》杂志还给我发工资——可是就凭这点钱在北京生活，不混在别人的宿舍、吃学校的食堂，想在北京生存下来很艰难。

天长日久，朋友也烦了，他女朋友来了，我得识趣走开。手里没有钱，我一个人就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看着从宾馆、商店、夜总会走出的红蓝绿女，心里就想该怎么去挣点钱，让自己过上尊严、体面的生活。

当时的文学杂志稿费低，大概千字10块到20块。我当时拿的最高一笔稿费，是洪峰给我发在《作家》杂志上的《秋天的男人》，三万字左右，稿费一千块钱，把我高兴的。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红手》，三万字可能给了四百多块钱稿费。

一个作家想赚钱，只能是发挥文字方面的特长。因为我原来写过《新疆农垦》这样的小说，当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准备搞系列专题片《中国农垦》的时候，有朋友推荐了我，每集大概是700块稿费。就这样，我写了一系列的专题片。

写电视专题片除了稿费外，还有一个好处，制片方可以给你包一个小宾馆的房间，管你吃住，有时候还带你去咖啡馆、酒吧、歌厅、夜总会玩玩。我记得我在后海宋庆龄故居那儿的一个招待所住了很久。但写剧本这样的活也不经常有，稿费能够让你在北京混下去，发不了财。

1991年，我们研究生班快毕业了。作为委培研究生，我必须回新疆，可是我不想回去。因为我的那帮好朋友从音乐学院、电影学院都毕业了，有的分到乐团，分到电视台或者电影厂，还有的人直接出国，或者留学校当老师。我心里想，凭什么要我回新疆呢？

在我费尽苦心想留北京却无处可去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靳树增。那时候，靳树增刚从四川回到北京。他们在四川成立了公司和办事处，以办活动做项目的名义向企业要钱，后来因为折腾的动静太大，当地有人把他们告到北京，他们在四川呆不住了，就带着设备撤回了北京。

写专题片拉赞助搞钱

当时，靳树增在玉泉路的玉泉公寓办公。“玉泉公寓”的名字很好听，其实是一个半地下室的招待所。当时老靳正在写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民魂》，歌颂我们伟大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也歌颂企业界新一代儒商们。和老靳第一次见面，也认识了他手下那批人，他们衣着光鲜，穿的都是意大利皮鞋，抽的都是进口好烟。说实话，我有点瞧不起这帮人。他们在一起，谈的就是怎么样去找钱，怎么泡女人。他们和我格格不入。我是个知识分子，是个作家，我应该到中国作家协会或者它下属的各大文学杂志，或者去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工作，所以我当时没答应靳树增一起干。

过了两个月，我的学业结束了，学校的宿舍也没有了。有天晚上，我喝酒到半夜，走到音乐学院，朋友的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我坐车到了鲁院，翻了大门进去，走到五楼小教室旁的房间，敲敲门里面没人，拿着以前没有交的宿舍钥匙，开门在里头睡了一晚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旁边教室正在上课，我一直熬到中午，小教室下课没人，才开门溜出去……万般无奈，我只能回头找老靳去。

靳树增正好在玉泉公寓，他见到我，笑着对我说：“兄弟想通了？好、好好。”马上安排当他的总撰稿，让手下人给我找了间房，让我先去休息。就这样，我住到了玉泉公寓的地下室里，开始和老靳在一起跑业务赚钱。我在那呆了一天，看着这帮小子穿金戴银的，我就想如果让我写剧本，我得找他们一集要八百稿费。那时候，我的导师童庆炳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钱。

晚上，老靳从外面回来，跑到我房间来看我，问我抽什么烟，我当时和余华、莫言都抽一种河南的“中原”，绿颜色外壳。他说，哎呀，兄弟怎么抽这个烟呢，几年研究生真是白上了。然后马上让人给我两条红塔山，往那“啪”一扔，一条掉在地下了，一条扔在床上。我就把掉在地下的捡起来放着，心里特别高兴。于是我就开始给他写剧本，我要800块一集，老靳主动给我加到1000块。用了两天时间，他看了我的剧本，非常喜欢，马上把钱给了我。我当时有点焉了，这人真大方，还守信用。

当时我就想，再赚些钱我再走。可接下来的一件事，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老靳带我到附近的芙蓉餐厅吃饭。他跟那的老板说，“王刚可是中国最著名的大文豪，你们如果对他不尊重，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他说完笑笑，让老板记住，王刚以后可以在这里签单吃饭，不管多少人，回头他会来结账。我当时真高兴，马上把那帮音乐学院、电影学院的人全招到这来吃，每天摆一桌酒席。

我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其实就是通过电视专题片骗钱，比如说给一个企业拍《民魂》，要把这个企业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联系起来，为老板提成20%。

我写了一段时间的剧本，就觉得自己赚的钱太少，想出去跑业务。论口才，我比他们不差；论知识结构，我比他们有的人还强。我就去了无锡找了家专门生产香烟过滤嘴的企业，拉了二十万。第三天，钱一到账，老靳高兴地让我到财务处领了四万块钱。我拿钱的时候，非常高兴，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后来我就不想走了，干起了拉赞助的业务。

当老板，搞地产

大约在靳树增的公司干了一年多，我就离开了他，自己当了老板。

道理很简单，我自己能够写剧本，也能够策划概念，也能够拉赞助，我凭什么拉来20万只能提成4万块钱呢？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对靳树增的路数也很熟了，我就跟他谈，希望能够把一个部门给我，我单独运作和他分成。

老靳不同意，他说：“哎呀，兄弟，你说到底就是一个文人，一个作家，多高尚啊！你干嘛去当制片人，当老板呢？地痞流氓你都得打交道，三教九流，你能受得了吗？”我回答他“我能受得了”。靳树增不愿意和我合作，我只好离开了他，跑到电影学院，挂靠它下面一个部门，一年交5000块钱，成立了电影学院电视纪录片制作部。

我搞的第一个电视大型专题片，是有关《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因为我和一帮高校的博士关系挺好，当时聊天经常谈中国的改革和未来。我起草了一些文件，没有到任何地方去报批，找了一帮博士研究生，写剧本，再组织人手，到全国各地拉赞助。

按照靳树增的模式，我靠着搞电视专题片，挣了一大笔钱。这个专题片最后送审，一直捅到中宣部，找了很多关系，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还进行了修改，最后获得通过。但遗憾的是，这个专题片最后没能够在中央电视台播，最后在全国一些省市的电视台播出，那些赞助的企业老板也很高兴。

我为什么后来去海南、广西搞地产呢？有一天，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碰见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在无锡太湖买了一个岛，转手赚了一千多万。我当时很羡慕他：搞电视专题片，辛辛苦苦也就挣个几十万，人家一出手就赚千万。我突然不想做电视专题片了，本来还想做刘少奇，找王光美当顾问的。

我在地产界不认识人，就打电话给老靳，希望和他一起干。老靳当时说在香山，让我去看他。我当时买了套皮尔卡丹，这边口袋放了一万，那边口袋放了一万，上香山请老靳吃饭。后来老靳说给我介绍两个朋友，我们一起去了海南。

海南当时地产热，炒家比买家还多。几个人共同盯着一块地，还是别人的二手地，别人说要卖，就在我们准备买不买，犹犹豫豫的时候，中央政府调整经济政策，朱镕基先对海南开刀，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把海南的资金往回抽。海南地产崩溃，十几年没缓过劲儿。

海南不行了，1993年，我们跟着地产大炒家又“呼”地杀向北海。我住的北海迎宾楼，里面的房客全是做地产的。

这次我终于用钱打通关系，从广西的一个高官手里，搞到了四百亩地的批文。我那块地位置很好，可是最终没挣到钱。主要原因是我心太贪，舍不得把地全卖掉，总是一点、一点地卖，千方百计想把价格炒得更高。结果错过了地产价位最好的时期。后来大盘炒家开始出货，政府也开始治理地产，银行开始回收资金，那些想炒地皮的人都没钱了。结果这块地压在我手里了。

政府开始催我交土地出让金，我看形势不妙，也不想交这10%的土地出让金，结果最后政府把地收回了。我前期的运作和打点费用全部白交了。我在北海又坚持了些天，一看没戏了，就回北京了。前年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看电视，北海房价大涨，我自个傻笑一会。

跟靳树增搞大了

回北京以后，我就在家里准备写小说，《月亮背面》的构思都出来了。可还没开始写，靳树增又打电话来了。他说，“兄弟，大哥想你，你要不就回来吧，我们现在又有事做，交通银行这帮人的关系需要你来维持。”

老靳找我是有原因的。1990年，我带着采访组到交行去采访，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交通银行的职员，现在已经成信贷一部的主任了。他当时帮我给老靳贷了第一笔款。我当时手上也没钱了，就想回去也行。靳树增又许诺给我10万，让我给他写本传记，于是我就回去了和龚应恬一起给他写了本传记。

书写完了，我留在了靳树增的公司。作为他的亚视公司的副总经理，天天和银行打交道。那时候靳树增还没有开始买金朗酒店，我们办公在新世纪饭店，在小说《福布斯咒语》里，我经常写到新世纪酒店，为什么？就因为那段经历刻骨铭心，还有我对新世纪饭店那带环境很熟悉。

这时候，靳树增已经开始做金融，摊子比较大。八大处的土地（后来的亚视影视城基地），我们当时都拿到手了，没交过一分钱，仅仅是通过农工商的关系，把原来的农业土地变成了工业、商业用地，地产价值一下增加近百倍。然后再把地抵押给银行贷款，弄到钱以后再搞地产开发，通过这样的运作，靳树增的亚视集团在北京名声越来越响，那时候哪有任志强、潘石屹这些人啊，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呢。

我帮靳树增从银行贷了不少钱，所以手上又慢慢有了一些积累。第一次找交通银行去贷款，老靳说贷100万。银行行长笑了，让我找信贷一部马经理。马经理一听就笑，说，王刚，贷100万？最少还不给你们500万呀！最后战战兢兢拿了350万。

1995年，我们通过农行、建行发行了两个全国企业债券，圈了近亿资金，一个空手道公司，能做成这种事，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可那时候，就能够这样做，靠人际关系，能够空手套白狼。

1996年，我钱也赚够了，在北京买了几套房。对当时的工作，我也腻了，天天请银行官员到歌厅、酒吧，到宾馆开房，让他们吃喝嫖赌。我按照贷款的数字比例拿提成奖励。

当时房地产情况并不好，经济形势也不好，新项目做什么，什么赔。而且靳树增不愿意做扎扎实实的产业，比如超市、餐厅、宾馆，他觉得是辛苦钱。跟政府跟银行打交道，钱来得那么容易，凭什么要做这些辛苦的行业呀？

我跟老靳说，我想请假回家写小说。他问我为什么？其实由头很简单，有一天我坐着司机开的小车，路过朝阳门地铁口，我突然想起自己若干年前坐在地铁口的辛酸往事，我觉得一定要写《月亮背面》这部小说。靳树增沉默了一会，同意我辞职回家写小说。

《月亮背面》写得很有激情，不像写《英格力士》拖了八年，半年多时间就写完了。《月亮背面》在《当代》选发了一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冯小刚看了《月亮背面》很激动，一天晚上带着徐帆上我们家来，想把《月亮背面》改成电视剧，我也很高兴，就把版权卖给了他。

我跟冯小刚、王朔到了青岛，呆了一个多月，写了《月亮背面》的剧本。冯小刚拉来了一家天津公司投资，然后他们就拍戏。冯小刚导演，冯远征、徐帆、叶京主演，这个电视剧的创作团队是国内最强的团队，电视剧也拍得不错，但最后在审查时说“调子太阴暗”，没拿到批文，真是可惜了。

没办法，我就又回亚视。当时，亚视发展到了极限，我们说拿金朗酒店，真的就拿下来了。我们买金朗酒店为什么能买那么便宜？为什么连赛特集团想买的酒店都没竞争过我们呢？因为当时金朗酒店归北京军区，他们刚刚把酒店从法国美丽殿管理集团收回。卖我们的原因主要是写的《带血的忠诚》（靳树增传），作为一张特别好的大名片给他们。部队的官员一看，觉得老靳这个人太好了，再加上我的公关能力也比较强，就把金朗酒店给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把酒店拿到不同的银行做抵押，贷出钱来做新项目。一个金朗酒店我们到四大银行分别抵押一次，重复做抵押贷款，那时候银行还没有联网。你只要一年以后，把这钱还上了就行。就这样来回折腾。

他被贷款和高利贷害了

靳树增到最后东窗事发不是因为这些贷款。这些贷款基本没有问题，而且老靳很重视物业。主要原因是他做的项目太多，摊子铺得太大，贷的新款总比旧款多。光八大处那块土地开发，我们搞那么大的一个电视城，盖了那么多影视棚。

那时候人人都想搞大，最邪乎的时候，牟其中说是要买俄罗斯的卫星，我们没有那么邪乎，要买澳亚卫视，都是正儿八经的谈判。我们已经签了合同，最终没有买成。后来我们又要买香港华娱电视，签约那天在钓鱼台16号楼，我们全都穿西装，蔡和平跟他老婆高兴坏了，觉得总算有一个大傻冒把他的华娱卫视给买了。当时我们签的合同是五个亿。然后靳树增拿着合同到外面去扎钱。

除了金朗酒店，我们还有在西客站南广场的亚视大厦，玉泉路的银亚酒店，八大处的亚视影视城，我们的物业发展都很好。如果当时国家的信贷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亚视能够维持，过了2000年，亚视死不了。

有一次，我和靳树增在新世纪饭店下面聊天，靳树增说：“明天开会，重点谈最近到期的几笔贷款怎么还。”我当时对他说，“明天开会就谈怎么样不还银行的钱。”他眼睛一亮，立即又暗淡下来说：“不行，兄弟。”我的意思不还银行的钱，逼迫每个银行把我们贷款全变成长期，不还本光还利息，在账面上这笔贷款始终是优良贷款。

靳树增说，不行，这件事不能听你的。当时我们帐上好像还有1个多亿，如果把这1个多亿维持住，还点利息，有的利息都可以不还，这样维持到2000年以后，整个房地产的情况开始转好，楼抵押又可以贷点钱，给银行还点钱，又可以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

亚视拆东墙补西墙，拖过了两年多的时间，银行的钱该还的还了，但我们帐上基本上没钱。运转困难，不仅没钱交水电煤，还拖欠职员工资，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候，靳树增又加强了家族制管理，许多亲戚成为公司高管，造成许多人出走。

那个时候，银行天天求着他还钱。有一天，在新世纪饭店，一个银行的人带着老婆一起来，进来就在靳树增面前跪下了，求他还款。我记得特别清楚，特别难受，但我当时心里想：“不能还，就把利息还了就行了。”老靳说，唉，这都是朋友。怎么办？借高利贷，把三千万还掉了。按理说，我们的写字楼、酒店，电视城当时还出租呢，还都有收益，但高利贷借多了，连借款利息都不够还。

为了摆脱困境，1998年我们还希望在美国上市。结果没有上市，被美国的律师给骗了80万美金。

为什么老靳最后众叛亲离？因为他把账上的钱全还光了。他再找银行借，银行不给他了，他就开始找朋友借，说两个月、三个月就还，结果到时候没还，把朋友都得罪了。

最后欠债的人守在电视城、银亚酒店、金朗酒店，不断从下面的企业抽资，企业的循环就受到了影响。企业连电费都不给人付，那别人就把你电给掐了。

最后，靳树增被抓是因为他一个朋友的牵连。他一个朋友从一个国家特别重要部门借了些钱，说是借，其实是诈骗。这桩事我和靳树增都不知道，老靳不知道这笔钱怎么来的，就把它拿回来用了。结果，具体干这事的人出事在监狱里说，这事是靳树增策划的，靳树增就进去了。老靳是2001年被抓的，我们也都分别被传唤过。

商海折腾了多年，我也累了，干脆回家，听音乐写作，又回到了文学的路上。幸亏当年在北京也买了几套房，手里也有点积蓄，温饱算是解决了。

我现在五十多了，这个年纪会想：剩下的人生和时光里，还有什么惊喜更大的好事在等着你呢？不管名、利，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就是健康，还有快乐。

这个时候，文学真的成了安慰灵魂的依托了。事隔多年回到文学道路上，我现在变得安静了，我在写作上没有名利，没有向上爬的野心和欲望了，也没有了对有权有钱人的仇恨心理了。

我把那段商海浮沉写成了75万字的《福布斯咒语》。这本小说可以算是《月亮背后》的续集，小说里写到的许多事情和细节都是真的。姜清因为拆迁被钉子户老太太咬断了手指，我是从一个“半黑社会”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冯石为了酱油厂的开发项目上下奔走，为了项目过关到处送钱盖章，小说里周雪冰这样的银行家，我十几年前，为获得贷款，没少带着小姑娘和银行官员到北京展览馆宾馆玩。

《福布斯咒语》上下两卷各有35万字和40万字之厚，描绘了当代中国房地产行业中一个白手起家，混迹于肮脏的政商交易，但又不失理想情怀的民族企业家冯石的“原罪”形象，小说出版后被企业界和文学界认为，影射了当今房地产巨鳄潘石屹、王石、张欣等人的人生。

美国《福布斯》杂志先是派记者到北京，就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采访我，我的观点是中国是个特殊国情的国家，所有富有的资本家都有腐败的可怕历史，没有这些行为，他们的企业不可能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