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吗？｜三明治
原创 PEAR
文｜PEAR编辑｜珍妮
“在学校里没有人告诉你：世上的一切成功都靠人脉。”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和一位老友正坐在纽约某个嘈杂的小酒吧里。不久前刚搬到曼哈顿的他，衣着打扮愈加精致了。但他的语气中有一丝厌烦。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苦恼，还是因为——我不由得想——与我叙旧已经失去了价值。
他继续说：
“所有人嘴上都说着diversity，但事实上人们永远只偏好于一种人：精英白男。他们一见你的亚洲面孔，就默认你只会在后台默默敲键盘。如果你不尽全力去克服，就永远是那个在后台默默敲键盘、没有名字的亚洲人。你懂吗？” 他继续说道。
他的话里有什么刺痛了我。那我呢？我也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亚洲人吗？
“说点别的吧。”他不情愿地撇开话题。“周末有什么计划？”
“暂且还没有。” 我说。
“你不出门的吗？”他睁大了眼睛质问道，“待在家做什么，打游戏吗？”
“为什么必须要出门？”我也有些怒气了。
“去networking呀！要不然怎么拓宽人脉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回旅馆后，我点开他的Instagram，翻过一张张他在一群白男中间的合影。他越来越肤浅了，我轻蔑地想道。他说的“拓展人脉”，不过是凌晨去俱乐部通宵派对罢了。这也有用吗？但那些话又似乎无法反驳。
那年出国前，我们一起在学校附近的食堂里吃散伙饭。“我们这群人啊，以后都是要干出一番大事，要上新闻的人。”一个朋友壮志酬筹地说。大家笑着干杯，约定以后每年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得风雨无阻地见面。
十八岁只身来到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一晃已经过去了四年。2014年的秋天，我又一次提着两个塞着我全部家当的行李箱，道别那时还未毕业的男友，搬到芝加哥开始了我的读博生涯。我想要成为一个人文学者——用我本科导师的话来说——一个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本身“承载了文化精髓”的人。那是年轻时的我听过对未来最浪漫的想象。这所学校的名声也让多少人梦寐以求。校园里浓密的常青藤之间，我仿佛瞥见某种令人醉心的诱惑。“来吧”，那其间有什么声音说，“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你献出一切。”
第一次见到晓宁，她和她的男朋友正在公寓楼下往上搬她的行李箱。他们从圣地亚哥一路开车来到芝加哥，而他待不了多久，便又要启程横跨这片大陆。她是本校认知科学的硕士生。
我有些吃惊。看来宿管读到我们同样难拼写的中文名字，就把我们归作室友。不知道为何，我突然想起大学时听见学生会的女生对周围的人说：“那些中国学生整天只和自己人混在一起。”
我跟着晓宁去家居用品商店，她抱回一大堆新的床上用品、窗帘、与厨具。我捡起那些精致的洗手液瓶子，看见惊人的价格又放了回去。大学四年，全部时间都花在图书馆与和朋友外出的我不明白：花这么多钱装饰公寓，这个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意义何在呢？
安顿下来后，她的房间里已经颇有小家的温暖：衣柜里的大衣与鞋盒排列地整整齐齐，书桌上的熏香散发着令人安心的气味。而我环顾自己光秃秃的房间，只有几个衣架。都是身外之物，我这么想。
秋季学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白天，我灌下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强迫自己再多读几十页文献。如果白天能尽可能地高产，那么夜晚和周末就能投入许多重要的事——社交、健身、成为更好的自己……大都市与二十出头精力充沛的身体则提供了实现这一切的可能性，或者说，必要性。在刚来那几个月里，每到周末我便起一大早，然后暗自焦灼地期盼着尚未作出安排的夜晚。等我在图书馆消磨掉大半日之后，窗外的日光已经消逝，手机自始至终都是沉寂。
回到公寓，我总会见到晓宁坐在桌边专注地写作业，或是盘腿坐在床上看电视剧。
“大学的时候，你周末做什么？” 我问她。
她大二就搬出校园，和中国朋友们合租了。“上餐馆，在家看电影？……圣地亚哥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她一脸怀念地说，“不像这里。”
校园所在的街区严格意义上属于芝加哥大市，但住下才发现离市中心至少有半小时的车程。这段距离，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公共交通少得可怜，换乘必经的车站又总能遇见神色诡异的瘾君子们，让我背脊发凉；高昂的打车费又让独自进城显得不太值得——何况，一个人进城，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呢？” 她问。
“嗯……有时会和朋友们喝点酒吧。”我说，想起那座南方的城市，那里夏季似乎永远不会终结。在蝉鸣声中，朋友们会在周末夜晚抄上我，一起去旮旯角落里的墨西哥餐馆点上一杯地道的玛格利塔。或者在昏暗的宿舍里放上一张独立乐队的黑胶唱片，就着橙汁和伏特加伤春悲秋。大学四年的结尾，我终于不再感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异乡人。
“和美国人？”她问。
“一半一半吧。”我说。
我问她是否想去市里转转。
“搬家前已经去过了。”她说，“何况，作业已经摸不着头脑了……我得去抱助教的大腿。”
我只好怅然地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际，想象摩天大楼之间人潮涌动的样子。
第一个周末，公寓里的社科类硕士生举办迎新派对。我发短信给系里刚认识的博士生同学，邀请他们来玩。与我一同入学的另一名新生是牛津毕业、研究欧洲史的女生。她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自己与某某教授合作。“合作”，而不是“师从”，我注意到。
“那是谁？” 我问。
“你不知道xx教授？”她脸上原本像广告牌里牙齿洁白的模特一样的笑容消失了，指着系里办公室墙上的一张海报，上面是一本著作的宣传单。“那本书的作者就是她。”
后来我才听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她出现的地方，总有学生们毕恭毕敬地围绕在她的身边。
系里所有人都是欧美背景，研读欧美文化和历史。所有人，包括那位的新生，都似乎完全明白自己的研究课题，早早敲定了导师。他们笃定地谈论着自己的未来，让我感到措手不及。本科四年只想继续读读康德或叔本华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够对“领域”构成什么“新的贡献”。但有人告诉我说，这些理论早已被研究透了。
于是，我成了系里唯一不知道自己研究方向的人。在另一位新生如同初创企业家一样向所有人殷切地介绍自己的课题与导师的时候，我只好模仿她的口吻，编出一个拗口的课题来。但一出口，我就为这种伪装的拙劣感到后悔不迭。
与系里更厉害的同学成为朋友，定能帮助我早点定下研究方向。在这个周六的下午，我按下短信发送键。
三个小时后，我收到两位同学不约而同的回复：“抱歉，周末要学习。”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说错了什么吗？
放下手机，我回想起自己上一次与他们见面时说过的话。事实上，我没能说什么话。除了那位同一年的新生之外，周五下午的学术讲座是我见到其他同学唯一的场合。或许是因为刚上完三小时的课，讲座开始没多久，我就在困惑与疲倦的交替之中，几乎无法睁开双眼。主讲人的发言愈发蜿蜒曲折，周围的同学却为似乎乐此不疲，不停举手提问。他们的发言也同样繁复晦涩。
结束后，身边所有人都站起来热络地谈话。而我独自摆弄着盘中的食物，不停地喝饮料来填补沉默。我害怕自己一张口，就会暴露脑中空无一物。
一定是因为自己表现不够好，我又读了一遍那两条拒绝的短信。或许，这种邀请还是太不务正业了些。
因为本科所学的哲学史在历史系，来到这里后我报了许多欧美历史的课程。学期一半过去后，我惊觉自己是自己大部分课上唯一的非白人国际生。
尽管都是博一博二的学生，周围的美国白人们都俨然一副年轻有为的样子。他们穿着文质彬彬的花呢西装，戴着眼睛，彼此冷冷地道好。在教授来到教室之前，谁都不和谁说话，只有一两个人寒暄的声音回响在教室里。所有人都听到他们一方要去参加某某学术大会、另一方又师从某某导师。那些陌生的名字，在我心中激起一阵小小的恐慌。
教授来到教室后，在台上作简短的介绍，就进入提问。当我还在犹豫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时，周围同学的手已经一排排弹了起来。第一位发言的同学占据先机，开始长篇大论地探讨某某概念的体现，但他/她还没有说完，其他人已经蓄势待发，打算进入对前者的批判了。
在子弹般来回的切磋中，我的困惑越来越深。
我试图紧跟他们的对话，却像一台运转缓慢的机器，不久便败下阵来。我不懂三句话以前的某某概念，和之后的对话有什么联系，十多分钟后又怎么绕了回来。但不仅如此，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让我彻底没了方寸。
尽管周围人发言不断，但从来没有人会说：“我不懂……”“是否能解释一下……”“作者……是什么意思？”大部分人似乎对这些答案早已了然于胸，或即便并不了解也不以为然。提问时，他们总是绕一大圈，问题最后变成某种立场的申明。这让我感到自己是唯一被蒙在鼓里的人，前一天晚上为了澄清困惑而准备的问题也显得不合时宜起来。教授为什么连文本的意义都不阐明一下呢？我回忆起大学时老师循循善诱的目光。相比之下，这里像是一个斗兽场。
在一片振振有词的发言之中，我焦灼地沉默着。课堂发言占据成绩的三分之一，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我试图酝酿着一两句既不会被任何人反对、又不至于显得愚蠢的话。但恰当的时机一再错过，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想说的根本无关紧要。他们说的才更重要。
一直拖到快下课，我才颤巍巍地举起手。我模仿同学们蜿蜒曲折的说话方式，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困惑包裹在层层术语之中。但话语一出口就变了味。我听到自己带着口音的声音笨拙而突兀地响起，生硬地停顿、跳转。对面，教授在困惑中眯起了眼睛，同学一改之前的活跃，面无表情地低头看书。我甚至不忍心听自己说完。
此后，我开始恨起自己的口音来。
我发誓下一节课的内容一定趁早细读。第二天早晨，我满怀壮志地将厚厚一叠书塞进书包，发誓今天一定要取得重大进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未读完的文献却像是越积越厚。此时潜伏已久的焦灼也彻底露出它的爪牙，一点点侵占我的注意力，直到它成为一盘散沙，我再也读不下一句完整的句子。而此时时钟已经指向必须去课堂的时刻。
某天，我在课后的咖啡馆偶遇了系里那位同一年入学的新生。礼貌寒暄后，在等咖啡的间隙，她问我报了什么研讨会。
“什么研讨会？” 我问。
她用激光般的眼神盯着我：“你不知道吗？”
原来所有第一年博士生都要上这种跨时两个学期的研讨会，在结束的时候产出一片长论文，算作硕士学位的资格。而拿到硕士之后，博士资格考以及其余一切章程才能继续下去。即便已有硕士学位也一样。
说到这里她翻了个白眼，“为什么我们要和那些硕士学位都没拿到的人挤在一起上课？”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我也还没拿到硕士学位。
回去后我查询了一阵。自己感兴趣的是德国哲学的方向，关于欧洲方面的课程只剩“西欧宗教与政治”可以报名了。
主讲的教授一位是年老瘦削的历史专家，用干巴巴的声音念着约瑟夫二世的世俗化改革。我对宗教一无所知，但也不得不耐着性子，试图把书里各种基督教会与王朝组织的名称背下来。但即便前一天凌晨费尽全力在大脑中填塞几百页文本，课堂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依然毫无头绪。
我似乎永远学不会像别人那样，在恰当的时机说出正确的话语。有时，我觉得这已和知识本身无关。那不仅仅是某种对特定内容的敏感、也不仅仅是某种我无法模仿的话语模式。它是一种将语言、概念轻易玩弄于鼓掌，从而诞生的从容与自如。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未曾听说“文化资本”这个概念。
有时，在图书馆里耗尽最后的体力时，我会想起不久以前大学还未毕业的自己。那个时候，我总是心满意足地坐在图书馆的某个安静的角落，翻开那些大部头里泛黄的、薄脆的纸张——时间的齿轮似乎停止了运转，死去几百年的声音穿透时间的长河，在我耳边呓语。在中国南方小镇长大的我，从未遇想过这些关于人性、认知、自然等万事万物本质的问题。发掘它们并沉浸于此，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那时，我觉得如果能这么继续读读哲学，写写论文，该多好。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我的导师也这么觉得。
那年离毕业前还有最后一个月时，我还不知道何去何从。之前投递了七八份北美人文社科的博士项目申请，一一都杳无音讯。周围的同学不乏早早拿到四大咨询和投行的offer，而大洋彼岸的父母则在手机里催促：“你早晚考个会计证，或者回国考公务员吧。” 在小镇生活了一辈子、父母皆是农民的他们，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愿景，也不过是让我考上公务员，回到家乡过上安稳的日子罢了。可“公务员”三个字，凝聚了我前十八年的人生对所有琐碎与平庸的想象。
有多少人能够避免循规蹈矩的人生呢？等待的日子里，我这么劝慰自己。我不属于那1%幸运者。
那封录取通知书就这么来了。我坐在简陋的宿舍里，一条不起眼的未读通知出现在我的邮箱里。点开邮件，上面惊人的奖学金数字、落款鼎鼎大名的学校，让我一时忘了呼吸。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身处一种悬浮状态中。朋友们对我说的话，都轻飘飘地略过我的脑海，不着一丝痕迹。我难以相信，如此奢侈的梦想竟得以实现，名校的光环会降临于我。他们选择了我，一个中国学生，而不是那些从私立高中起就研读柏拉图与拉丁文的美国白人，来这所学校。这是意味着什么的，不是吗？
思绪回到我面前那堆似乎永远读不完的文献上。我把它们收进包里，再读下去已是徒劳无功。严冬很快就要降临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图书馆圆形的玻璃穹顶。下午四点多，天已经快黑了，头顶上一方迅速消逝的白昼，像是世界正在缩小的出口。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样的迷茫之中滞留多久。
回到家，狭小的房间里，书本散落了一地——书架太小而书又多，只能堆在地上。大多数是图书馆借来的、连书名都依然陌生的文献。我不知道它们究竟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读它们对自身未来的意义何在。书架最深处摆着一些我从大学带来、随我跨越了这个大陆的书本。我很久没有触碰过它们。翻开一本波德莱尔的诗集，扬起的灰尘让我打了一个喷嚏。
在这个冬天，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那时是多么幼稚可笑。“人文学者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我又想起本科导师的那句话来。“在举手投足间，他便承载了文化的精髓。” 或许，那个学者的样子早已暗中写好，而将我与之相隔的，正是“文化”这条无法逾越的大河。
雪一开始下就整日整夜不停，棉絮一般，遮天蔽日。早晨打开门，不知什么时候雪地里已经被开辟出一条光洁的小径。两旁洁白耀眼的积雪高至腰际，蓬松的雪花堆积在灌木丛上，像厚厚的奶油。
进入深冬后，我和晓宁的娱乐项目只剩下去附近超市采购。但即便是这，在大雪天里也成了一场远征。我们在周五的傍晚，站在寒风中的车站瑟瑟发抖，直到那永远晚点的公交车终于出现在视野。来到超市，见到那些平日里难以寻觅的食物——不过是一些酸奶、麦片、点心——我们都会激动地放入篮中。每次都免不了带回一整个6寸的水果蛋挞。晓宁说，学业这么繁重，得吃点甜的才对得起自己。
坐上和来时同一班公交，车窗上的水蒸气让窗外傍晚的灯火融成一团橘色的光晕。晓宁呆呆地凝视着这团光晕，脸上是疲惫又满足的恬静。她此刻一定一心想着回家，卸下白天的武装，换上睡裤，躺到温暖的床上边追剧边吃蛋挞。或者，在香气四溢的厨房里做一顿晚饭，然后大口吃完。无法理解她这种无欲无求的我，随着巴士缓慢驶入我们所住的街区，只觉得失望。这个夜晚就这么结束了。
第一周失败的尝试后，我只有在学术场合才能见到系里同学。讲座结束后，系主任往往邀请主讲人和学生们一起聚餐，这又似乎变成了课堂的延续。在一群举着葡萄酒杯，津津乐道于“维也纳学派的政治立场”或者“人类世何时开端”这种高雅话题的高年级学生之间，我不知道该插什么话。
回到家，看到独自在家看着电脑屏幕的晓宁，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经历了这漫长的一天之后，我疲惫的大脑已经空空如也，只想一醉方休。于是我靠在她的门边，又一次试探性地问：“你想去市里喝一杯吗？”
“啊？”她抬起头，脸上还挂着看节目时的笑容。“你是说，现在，坐30分钟的车，到城里？”
“是啊。” 我回答说。
“……喝完呢？” 她又问。
“……不知道，回家？” 我心虚道。说实话，我只想一醉方休，忘记一切。
她换了一副哀求的表情：“我真的好累啊。”
我只好悻悻走回自己的房间。见我这般神情，她追上来，手里拿着打火机和薄荷味的万宝路。“要不然，在你窗边抽个烟？”
没想到，那年冬天大部分的周六，都是这样和晓宁在窗边抽烟度过的。打开窗户，一股冷空气涌入暖气过足的房间。我说不清自己是喜欢尼古丁，还是凛冽的空气。它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正如冬日早晨出门时，深吸一口气时，鼻腔里有若有似无的刺痛感，大脑却像按下了重启。
可窗外隐隐传来派对的音乐，打破了这片刻的安宁。穿过静静的夜，那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很快窗沿下的人行道上也传来高跟靴子敲打地面的清脆节奏。我看见两个盛装打扮的女孩快步从下方走过，她们的笑声尖细而短促。
“哪里的兄弟会又开派对了？”晓宁懒洋洋地吐了一口烟。
一股愤懑涌上我的心头。
“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我说。
这个家里，晓宁是唯一会做饭的人。我只会把食材弄熟。刚入学时，见她买了诸多厨具，我问过她：“花一个多小时精雕细琢的晚餐，5分钟就吃完了，你不觉得很不值得吗？”
“可不就是入口的那一瞬间，才觉得之前的一切辛苦都值得吗？” 她惊异地说。
“我买了一箱代餐饮料。” 我笑着告诉她。
“不愧是博士生，连吃饭都可以进化掉。” 她真心叹道。
然而几乎每个周末，她都在不停地写作业。一直到期中考试过后，她才又开始陆陆续续地做起饭来。这一天，她从超市里买回了面粉、苏打和难得一见的韭菜。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厨艺！”她兴致勃勃地说，“明天是周六，要不要一起做韭菜盒子？”
“好啊。”我说。
第二天我起了一大早。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周一要交、自己却还没有动笔的作业，又想到没有读完的文献。一股焦灼涌上心头。我打点好书包，和往常一样踏上了去图书馆的路。离开前，晓宁的门依然关着。她还在睡觉。一丝类似于歉意的忧疑掠过脑海——她应该会理解的吧。
到了下午，我又想起之前收到了隔壁历史系博士生群的订阅邮件，今晚傍晚有聚会。一同上课的同学不少都是历史系。课上我总是少言寡语，所以大概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可如果现在不抓紧机会，又怎么能拓宽人脉呢？我咬了咬牙，走去邮件里的地址。
聚会上，我话多得有些反常。不知哪里来的精力和热情，我和那些平日里连招呼都不打的白人同学们谈笑风生，又调出身体里全部的热忱，向他们重复着那些学术杂志上读过的、对某某议题、某某学者的钦佩之辞。两个小时过后，我仿佛已经成了他们的至交。手机里多了好几个人的电话号码，我依依不舍地与他们相拥道别，互相承诺着下次聚何时再来。
今日的收益还算过得去。回家的路上，我这么想着，突然意识到疲惫的身体像是一具空壳。
回到家，天已经完全黑了。空荡荡的公寓里一片安静，只有晓宁的房间里透出一点灯光。我小心翼翼走到她的房门边，敲了敲门框。
“嗨。”我说。
她抬起头，脸上却没有我预料之中的不悦神情。
“桌子上还有我做好的韭菜盒子，你要不要尝尝？”她说。
打开厨房的灯，桌上是满满一盘韭菜盒子，完美的圆形表面被煎成金黄。我捡起一个，酥脆的表皮还留有余温。
“真的很好吃。”我告诉晓宁。
“嘿嘿。”她自豪地微笑。
聚会上新添的那些朋友，我再也没收到过他们的消息。
秋季学期结束时，我那时还未大学毕业的男友打电话来分了手。虽然在相隔两地的大半年来，我对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感，但那一天，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这片陌生的大陆上，彻底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
恰好碰上期末。我无法任由自己太过伤心，只好在写论文的间隙，放肆地哭一会，再集中精力继续写。我给自己设了一个期限，伤心一个礼拜。我不允许自己在无法带来产出的事情上浪费再多的精力。
“人的七情六欲，只不够是激素在欺骗大脑而已。” 每当晓宁报以同情的目光时，我这么对她说。我告诉她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战胜激素的强者。我回想起电视剧里一切关于大都市单身生活的影像。单身应该是快乐而自由的，我这么谴责自己。
我开始约见新的人。很快，我遇见了一个叫作robin的男生。他是德国人，一头杂草色的头发，浅褐色的眼眸让我想起狐狸。他在本校念物理。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只穿着一件立领羊绒大衣，勾勒出肩膀的线条。
我退缩了。冬日微薄的日光早已消逝，冷风刮得我耳朵生疼。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鲁莽。但对我的退缩他只是挥了挥手，像是挥走某个不太适宜的玩笑。“去暖和的地方喝一杯，怎么样？”
在那黑黢黢的小酒吧里，他脱去大衣，挽起衬衫袖口，露出小臂上金色的绒毛。他叫了两杯啤酒，变得十分开朗。他告诉我他在德国长大的事，告诉我法兰克福的无趣和美国城市的生机。他说他曾是本校某个兄弟会的会长。
“这么说，玩得可尽兴了？”我讥讽道。
“这可不然。白天大多数时间我都泡在实验室里。”他说。
“兄弟会也要学习吗？”
“我们可不是那种成天只知道喝酒派对的白痴哦，”他眨了眨眼睛，“隔壁FIJI（另一个兄弟会）的人才是。”
他提起自己埋头工作、设计了好几个月的实验，向我描述那些繁复的设备和电磁反应。在讲述这些细节时，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浅褐色的眼眸里的笑意消失了。他扭过头，直视面前的空气，仿佛在那里寻求着什么。“因为那场实验，我一整个学期都在熬夜。但没有什么比得上实验成功那一刻的感受。你懂吗？那种超越了你我、俗世的东西，在那一刻，我看见了。”
那一刻，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自己渴望已久的东西。
“你会读博吗？”我问。
“也许以后吧。” 他左手手肘倚在椅背，右手将啤酒杯凑过来与我干杯，“刚签了某司的offer。现在我想要享受人生。”
“Cheers。”我不无羡慕地说。
他将剩余的啤酒喝尽，然后扭头看我：“怎么样，想去看看兄弟会会舍吗？” 沙哑的嗓音里有一丝暧昧。
在凛冽的月光下，我仰头看那栋双层住宅开阔的阳台与两侧对称的白色圆柱，确实有几分希腊建筑的味道。我想象屋内被改造成男生宿舍的卧室，客厅中央的桌球台，散布在木质地板上的红色塑料杯。天气好时，穿马球衫的年轻男孩们在门口晒太阳、喝啤酒，他们的笑声回荡在街口。毕业后，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投行咨询，涌向繁星笼罩下的市中心。我想起那位纽约的老友，大学时，他也曾憧憬有朝一日能跻身于那几个一席难求的兄弟会。
认识robin的那段时间里，白天我依然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回在图书馆与公寓之间，像老牛耕地般缓慢地啃食无穷无尽的文献。我开始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死去的世界，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努力消化一些早已死去的知识。何况无论怎样努力读书，我终归还是赶不上那些谈吐优雅、能言善辩的同学。
“你说，如果重新读本科的话，现在的我能够在这所学校里有一席之地吗？” 我对晓宁说。
“怎么说呢？”她有些同情地看着我。
“如果本科时开始学习德语，再努力练习口才，现在会不会好过一些？”我自言自语道，“不对，如果本科就开始专攻这些，那么高中起就要学习xx、yy；那么初中就得…… ”我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度过的年少时光，那些在浑然不觉之中蹉跎掉的岁月，“这样推导下去，一出生就得具备种种无法企及的条件了…… 我的意思是，这所校园里那些天资、家境、口才、外貌都无可挑剔的学生，他们才18、19岁。那个年纪就开始得奖、发论文。我们已经晚了。穷尽一辈子的努力，大概都永远赶不上那样的起点。”
晓宁托着下巴，叹了一口气：“是呀。”她若有所思的样子：“可是家境特别好的人，也有他们的烦恼吧？例如他们会觉得配不上自己的成就。”
“唉，那样的烦恼又算什么。”我说。
夜间，我放下书本，去找robin。我不由自主地想要见他。我的思绪反复回到那路面铺满坚冰的夜晚，我们为了避免摔倒而十指相扣，因为对方踉跄的步伐在空旷的街口傻笑；我想念与他在桌球台前，就着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聊天，待他们走了之后，他将我从后腰搂过，在我耳边说：“你挺酷的嘛。”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仿佛真的可以成为那个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的自己：一个“酷”女孩，和他一样，年轻又自由，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繁华的都市，对未来的一切憧憬都触手可及。
“如果我当时没有来读博，而是进入业界打拼，我现在会不会也已经来到芝加哥，搬进市中心的高层公寓里了呢？” 在窗口抽烟的时候，我问晓宁。
“唉，谁知道呢？”她望着远方的夜空出神，似乎也陷入了迷惘。
“所以现在退出，还不算晚，是吗？”
“喂，可别来真的呀！说好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呢？” 她警觉起来。
而事实上，我也知道那不可能。至少，签证是一道难关，何况，我也没有钱去重新开始。
期末将近时，“西欧宗教与政治史”这门课要求递交一份论文大纲。定课题前必须与任课老师商定，于是我在某个下午，推开了那位历史专家的办公室门，期望能得到一点指导。
偌大的办公室里摆设成一个会客厅，绿色的地毯上摆放着几张深红色天鹅绒的椅子。老专家面无表情地坐在客厅最深处，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小圆桌上。我向他道好时，他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开始描述自己感兴趣的论文话题：一位犹太裔流亡哲学家，对宗教与哲学都有涉猎。与后者的联系诚然有些牵强，但在我读到这位一百多年前的学者颠沛流离的人生时，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感。
当我列举这位作者的书目时，老专家又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
“你德语上到哪了？”他突然问。
“刚上完第一年的课程，”我说，“现在开始2年级的速成班……”
“不够。”他简短地打断我。
我一时语塞。为什么？又还能说什么呢？我看了一眼墙上滴嗒响着的钟，才过去了5分钟。我勉强试图寻找话题，老专家也用机械的声音回答了几句，但内容与我最初提出的主题已毫无联系。很快，对话又一次陷入沉默。
与七嘴八舌的课堂上不同，此时我的沉默失去了掩护。我坐如针毡，只好起身，告诉他我会好好思考一下。
我坐在图书馆不停翻阅自己之前找来的文献，可是什么都没有读进去。人要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凭空变出一篇自己还一无所知的论文呢？我绝望地想。
手机上收到robin的消息。“你在做什么？”
我盯着手机屏幕几分钟，“大概是在浪费人生吧。”我答道。
“那要来和我一起浪费人生吗？”
他的回答让我无法抗拒。有一瞬间，我想向他倾诉一切，想像孩子一样被拥入怀，听他柔声安慰：一切都不会有事的。可我知道这不可能。他最多只会扬起一边眉毛，轻描淡写地说：“有那么严重吗？”或者，“你太认真了，其实教授们根本不在乎”。但即便如此，即便只是一起挥霍时光也好。我想要立刻去见他。我想要更了解他的生活，也想要忘记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看着那些断断续续的短信。我不想显得太饥渴，也不想暴露自己的不堪。于是我用同样满不在乎的口气发去只言片语，然后等待。
步行在校园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多绕一圈——谁知道，会不会在哪里遇见他呢？
有一天，我真的在拐角处偶遇到了他。
他正和朋友说笑着道别。看到我，他仿佛花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
他像是和朋友打招呼一样，象征性地伸手环了一下我的肩膀，“你去哪里？”
“图书馆。” 我说。
“我也往这边。一起走吧。”他说。
一路上，接连有女生和他打招呼，他都爽朗地问好。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提起她们是谁。
在图书馆门前，我有些怅然地和他再见。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呢？明天、下周、还是下下周？
在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自己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许我知道，或许我不想知道。我甘愿沉醉于那些似是而非的举动，例如在深夜当我从他那里起身想要离开时，他抓住我的手腕说：“别走了。” 例如时不时出现的问候，和每次见面时，他那双狐狸般浅褐色的双眼中溢出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于是我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一个不那么具备威胁性的问题：“你爱过谁吗？”
他侧过身，望着天花板：“爱过，但付之一炬。那之后，我一直是个内心虚无的傻子。”
所以当晓宁问我，“你真的喜欢他吗？”这个问题时，我会抵赖。我会说，“爱”这个词，不过是物种繁衍本能的驱使下，人们被激素支配而萌生出的幻觉而已。我想要的是无羁无绊，是不担心匮乏、也不在乎失去——就像他一样。可我知道自己在撒谎。
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以为这样模棱两可的关系会继续下去——在我一塌糊涂的生活中，它会像一支吗啡，稳定准点地成全我的解放，让我除了当下，什么都不用思考。甚至在我们最后一次对话之前的几分钟，我依然在回想上一次道别后，自己漫步在清晨的街道，破晓的天际是温柔的淡粉色。我依然在盘算着下次见面时，是否可以约在某个艺术馆或者咖啡厅呢？
直到一个声音撕裂现实：“醒醒吧！”它说。“结束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春假那几天，我破例地没有去图书馆。白天，我在床上躺到将近中午。夜间，我一根连着一根地抽烟，平日里的顾虑一概不管。有时我觉得一切都很荒谬。我为什么在这里呢？环顾四周空荡荡的卧室，只有一张书桌上堆着几本图书馆借来的文献。我愣愣地走去厨房，打开冰箱取出昨晚没吃完的三明治。湿腻的千岛酱渗进了冷冷的面包片。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被超度的鬼魂，不知为何还在这个地方逗留。
在晓宁吃饭时、写作业时、看韩剧时，我总是冷不丁地出现在她的门边，问：“我是不是该退学？”
“退什么学呀？”她抬起头苦笑道。
“我是说，如果我不是每天都在泡图书馆，我是不是有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能够变得更美、更风趣、更……” 更配得上robin？最后半句话我无法说出口。
“你还在想robin的事情吗？”
“是啊。”我绝望地承认。
那天，我坐在人头济济的图书馆。四周临近期末考试的学生们像工蜂一样埋头学习。我再也承受不住头脑的重量，只好将它搁在眼前摊开的书本上。耳朵像火烧一样地发烫。不知受什么力量的驱使，我发出了那条编辑了多遍的短信：
“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是不是应该停止见面？”
无法再坐一秒钟的我，将书本塞进书包，如同神游一般地回到了公寓。那天晚上，手机的屏幕才再一次亮起。我一把抓过它，点开那条新进的短信。
“好的。”他说，“对不起。我喜欢和你说话，可是……”
“或许不是你的问题呢？”晓宁说，“或许你只是在错的人身上，寻找不存在的东西呢？”
“但如果我足够好，结果不会是这样。”
“你已经很好了啊？”她说。“正因为你整天泡图书馆，你才是你啊——我才欣赏这样的你啊！”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这句鼓励的话，听起来像个笑话。
我只好说：“即便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学习，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 然后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但过不了多久，我又会带着同样的的问题，死皮赖脸地站到她面前。我不知道她哪里来的耐心，一次又一次地陪着我走进死胡同。在吃饭时，抽烟时，去图书馆的路上…… 或许那些安慰和短信真的起到了某种疗愈的作用，总之，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图书馆的道路。
“西欧宗教与政治”最后一节课那天，我在咖啡馆买好咖啡，然后找到座位坐下，刚在心里鼓舞好士气，打算好好学习，我惊觉自己记错了上课时间，而自己已经迟到了整整半小时。我不知道是十周以后，我的神经早就像过度拉扯的皮筋一样断裂，还是这一整个学期对这门课的厌烦终于让我自食其果。一路狂奔赶到教室时，我见到班上同学已经跳过了我，正在轮流展示他们的期末论文大纲。我这才意识到，演讲的日期是今天。
打开电脑上准备到一半的稿子，我开始觉得头晕目眩。脑海里唯一逐字变得清晰的字句，只有：“我完蛋了”。
我抬起头，与坐在会议桌远远另一端的老专家四目相视，我看到他目光中的漠然变成了厌恶。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已经不记得是怎样度过的。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封邮件，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
“论文大纲根本上不可行，建议退课。”
我像无头苍蝇一样写信向系主任求助。两三天后，我收到他简短的回复。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挥了挥手，说：“你只需要和自己想合作的学者合作，不想合作的学者，不合作也罢。”
这又算什么呢？他这封潇洒的回复让我摸不着头脑。拿不到硕士学位，系里第二年的审核我还能通过吗？
“即便硕士论文过不了，那也只是硕士学位而已呀！”晓宁安慰我说，“你的博士生涯还来日方长。”
但如果不通过硕士资格的评估，我不知道系里会不会让我退学。我已经听说过历史系第一、二年的学生被劝退的事。没有学位，就只能立刻卷铺盖回国了。虽说之前一直将退学挂在嘴边，此刻，这一可能性具体得可怕。
“实在不行，就和我一起回国创业好了。”晓宁说。“开上一辆红色小面包车，在北京城卖烤串……以咱俩的智商，一定有很多投资者……”
在辗转难眠了三四天后，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或许是因为我终究无法接受这一切都在此终结的可能性，一个念头忽然出现在脑海中：如果我对那封邮件置之不理，兀自交上自己完整的论文，说不定终稿能够合格，我也就不会挂科了呢？
在这个念头逐渐清晰的过程里，一种无名的决绝与愤怒也涌上心头。在这所学校里，从来就没有人主动伸手帮过我一把。可既然这样，那么从今往后，我只有自己能够相信，也只有自己能够依靠了。
我决定继续写自己原先选定的主题。我打开电脑，找到那份几周前整理好的一部分资料的草稿。
离截稿只有两周了，每天早晨我都与街边的流浪汉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学校附近的星巴克门口。在那里，我盯着电脑屏幕度过白天的全部时光。拼命打字的间隙，有时我抬起头望向窗外。春天快到了，我看见马路边的枯草，觉得恍惚：或许明天，我在这片大陆生活过的五年，便会戛然而止。如果回到家乡，人生又要怎样重头开始呢？我的视线又回到眼前屏幕上的白纸黑字。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了。
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在最坏的情况发生后，现实反而会更加清晰起来。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一次，我的头脑不再被对未来的幻想、渴望、焦虑、怨恨所占据。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校园里的事物：教学楼、咖啡馆、花草树木、马路牙子……它们仅仅是物体本身，而非某种象征、某种意象的投射。一念之间，我便可能被踢出这所学校，再也看不到它们。我看到自己，除去那些未竟的雄心大志，我事实上一无所有。
但此刻，一切抉择与行动都变得无比真实。我完完全全地只思考当下：一个引用、一个措辞的偏差，或许都会改写我未来几年的命运。但我知道自己必须，也能够，把这篇论文写出来。
截稿那天，我的邮箱里收到了好几封其他同学发给教授、又抄送全班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殷勤。而我在矫正完最后一个标点后，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论文如上，请批阅。”我在邮件中写道。点完发送，我内心空荡荡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一段时间后，我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作为历史调研，思考还远远不够。” 上面说。
可是我通过了。
晓宁毕业回国之后，我搬进了一间更狭小、更简陋的公寓，与两名别系的博士生合租。通常，我只会在夜间见到他们。公寓的地板上有狭长的裂缝，穿过走廊去洗漱时，有时会见到蟑螂从那里钻出来，飞速跨越直线距离，消失在公寓另一端某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有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夜里，我会见到一两只正恍然不觉地停留在食品储藏间的地板上，触角微微摇摆，似乎忘了该去哪。
最初我也会惊叫。但后来，我只会叹一口气， 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卷起一沓读过的废旧论文，再静悄悄地走回去。在抬起手的一瞬间，我的心里生出一股狠劲。
一天晚上，我一口气打死了五只蟑螂。一种久违的成就感涌上心头。我用废旧论文将他们包起来，打开后门走到后院。从二楼的阳台上，层层叠叠的冰柱倾泻而下，如同封印在时间里的瀑布。我用晓宁留给我的打火机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冬夜的空气。然后点燃那沓厚厚的包着蟑螂尸体的纸张。
她走后的两年，我依然如同那年隔着卧室房门与她发短信一样，向她诉苦、或者说一些无足轻重的笑话。我依然时不时地恐慌：“这次大概真的会被劝退学了。”我说。
”回来吧，这里有爱你的小伙伴在等你回来一起创业。“大洋彼岸的她回复。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她说的那辆红色小面包车。卖卖烤串或许也不错，我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地，白天遇到的窘境也变得不那么糟糕。或许，在足够的时间里，一切错误都可以被弥补，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
我依然常常觉得自己是个被放弃的学生。我也不会像其他博士生一样，在任何场合都像穿梭在花丛中的蜜蜂一般，拓展人脉、自我推销。我不知道如何像他们一样，在寒暄的过程中，让那些散发着老派欧洲知识分子气质的老教授们，在我身上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可某一天起，我突然发现，那些高谈阔论的姿态，也仅仅是姿态而已。
“请问这场辩论的前提，真的符合文本本身的意思吗？”终于，我开始打断他们。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让它不再颤抖。
至于研究方向，很长时间里我依然迷茫。我死磕着一篇又一篇论文，用尽全力在字里行间寻找一丝线索，指引我往某个具体的方向，又一再失望。直到在这里的第三年，我在一门哲学课上遇到了一名年轻的教授。在我思绪混沌的论文大纲上，他留下长长的脚注、评论、与疑问。我盯着那些细密而用心的笔迹，又回头看看自己引用的文献，才发现有什么更庞大、更隐秘的疑问，向我露出了冰山一角。我从图书馆搬回一沓无人问津的书本，像侦探一样顺藤摸瓜地寻找下去。某一天，我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便足够我博士论文开题、也足够我在未来的十年八年里，继续探索下去。
在与这位新导师合作的几年里，我又一次像本科时那样，在安静的图书馆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有时，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戴着眼镜、顾不上打扮而看起来有些潦倒的样子，会想起来到这里的第一年，自己不化妆、不换上最好的衣服，就不好意思出门。那些多么可笑的顾虑，都是因为一个人。
“你知道吗？”我发短信给晓宁。“robin也读了博。他变丑了。是不是读博会让所有人变丑？“我一边打字，一边笑出了声。
“不许再翻他的主页了！”她回复。
“没有，我只是好奇。” 我说。我早已不会翻到手机消息的底部，饮鸠止渴一般地阅读我们最后的谈话，也不再因为无法理解那句他最后留给我的话而痛彻心扉：“你喜欢的不是我，而是你想象中的我。”
在天气好的日子里，我会走在校园附近的小路上，因为想通了什么问题，像十几岁那样边走边跳起来。没有什么比得上那一刻——明亮的阳光、顺畅的写作、亘古的思考。连额外获得的奖金、名誉、发表、陌生教授写信来的嘉奖，这些都比不上。
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我搬到了市里一座高层公寓里。那里的阳台上，芝加哥璀璨繁华的夜景净收眼底。我看着那副景象，不知道心里该是怎样的情感。
八年来，我第一次不用赶着去完成什么事。在这天晚上，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挥霍。我心血来潮，决定自己做一次韭菜盒子。
我买来面粉和韭菜，开始用擀面杖压出圆形的面饼。没有想到，这竟然无比艰难，我费了好大劲也只能擀成椭圆形。不管了。我塞进韭菜馅，把那些像鞋垫一般的饼放入烤箱。我想起那年，晓宁给我做的韭菜盒子是完美的圆形、酥脆的表皮是灿烂的金色。
这些年来，她在北京实习、工作、离职、最后终于找到自己理想的事业。彼此的生活已经渐行渐远，我也许久没有和她联系。这一天晚上，我决定提笔给她写一封信。
我告诉她，她包的韭菜盒子比我好多了。直到自己尝试，才发现这么难。
我说，那天自己答应和你一起做饭，却像个胆小鬼一样躲进了图书馆，我好后悔。
那时，我以为只要拼命读完那些书，征服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就可以变成自己梦寐以求的样子。但那时那些非实现不可的未来，如今看来也不那么重要了。没想到，人的欲望竟可以如此消失。而记忆的长河里，只有那些一起在阳台上抽烟的日子、那些鸡毛蒜皮的笑话和短信、你对我说”回来吧，我们一起创业“——只有它们，依然像河底的金子一样，闪闪发着光。
写作手记
这次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一是因为故事时间的跨度比较大，二是因为并没有某一个具体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贯穿始终。十分感谢珍妮老师提醒我找到合适的线索，并用更紧密、具体的事件来推进故事。也感谢她在我写到焦虑的时候提醒我放轻松！
完成了这次挑战，拍拍自己。
原标题：《我也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亚洲人吗？｜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