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记丨青田两周：第六届浙南田野班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师早在21世纪10年代初就在浙南开启了集体性的田野考察活动。2016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成立，自2017年至2024年间，中心在历史学系的支持下已经举办了六届浙江暑期田野班。田野班原先计划每年办一届，由于疫情，2020、2021两年停办。考察的主要田野点在浙江的乡镇，每届大约有学生35人。在实际考察中学生会被分为6-8个小组，指导教师轮流跟不同的小组活动，时间为15天。六届田野班走访的村庄已超过500个。
2024年8月，在这个特别炎热的季节，由50名师生构成的第六届田野班在浙江省青田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白天各小组在村落中进行口述访谈，搜集民间文献，考察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晚上田野班就近借用村镇的会议室讨论总结一天的得失，解决各小组在考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读搜集到的民间文献。回住所后同学们还要撰写田野笔记。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书斋和课堂里度过，但他们不仅经受了田野班高强度训练对他们的身体和意志的考验，而且还刷新了他们对历史的认知，丰富了地域史研究的方法和技能，增强了与人的沟通能力。他们的所得远非限于历史学的专业，他们撰写的田野笔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如同经受了一次洗礼；他们是如此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历史，以至于有人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从而重新定位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行走在一个个村落中，有些同学竟然神奇般地驱散了终日盘桓在心头的生命的无价值感、无意义感。田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之所在，正如著名学者科大卫所言：走一个田野点，胜过阅读千言万语。
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从2017年开始，在历史学系的支持下，一直在浙江南部各县举办暑期田野班。田野班按照历史学田野考察的方法，由富有经验的老师，带领硕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选择浙南一个县进行深入的入村历史遗存考察，抢救民间记忆，采访知情老人，以数位形式征集民间文献，并且鼓励学生从调研中发现研究线索。
2024年8月4日-19日，华东师大民地中心在浙江省青田县举办了第六届浙南田野班，参加的同学不但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还有其他兄弟高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后者所属院校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田野班由华东师大民地中心冯筱才教授与李世众教授带队，参与指导的还包括华东师大马华灵教授、上海师大张洪彬教授、浙江大学杜正贞教授、杭州师范大学陈明华教授和浙大城市学院傅俊教授等。
我们去了哪儿？
按照目前的行政建置，青田县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10个镇、18个乡。我们田野班主要走访考察了其中的3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3个乡：鹤城街道、瓯南街道、油竹街道、温溪镇、东源镇、船寮镇、北山镇、山口镇、高市乡、方山乡、阜山乡。
田野班的同学共分八组，在两周内走访了以上各镇、乡79个行政村、16个自然村。之所以选择这些乡镇，主要是根据青田的经济地理特征以及历史存留可能性等方面要素来选择的。
众所周知，青田是“华侨之乡”“石雕之乡”，因此田野班的师生在前期准备时，就通过大量史料阅读，决定要对山口镇与方山乡进行重点考察。这两个地区作为青田县内极具代表性的地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华侨文化与精湛的石雕艺术，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民俗风情。山口镇作为青田石雕的发源地，是青田石雕艺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因而是青田石雕历史的考察点。方山乡则以其作为众多华侨先辈的出发地而闻名，其所辖的龙现村，全村一千多人口，其中有一半以上侨居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这个村有一个外汇兑换点，在这里可以兑换数十种外汇。我们行走在方山乡的田野村落，“田边喝咖啡是老太，披萨当作麦饼卖”是很常见的画面。方山乡的自然风光与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共同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乡村画卷，反映了华侨文化对本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乃至生活习俗的深远影响。
此外，调研所至的其他乡镇也各有特色。在阜山乡，我们见到了抗战时期浙江省高等法院、高等检察院及《东南日报》社办公的房屋。我们置身在穿越漫长岁月仍旧屹立的老屋，“抗战”不再是年代久远的历史，我们触摸到了“历史”，呼吸到了“历史”。北山镇地处千峡湖库区，居住有大量水库移民群体。境内的吴氏大宗祠，作为青田县内保存较为完好的祠堂之一，不仅是吴氏宗族的精神家园，也是研究当地宗族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窗口；船寮镇地处瓯江中游，镇上的船工以及龙舟活动是了解青田“水上群体”的重要突破口；温溪镇作为青田县与温州的交界地带，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节点。
历史建筑的普查
各类历史建筑是本届田野班的重点考察对象。田野班深入青田的多个乡镇，通过实地考察、文献查阅、访谈当地居民等方式，详细记录了各类历史建筑的现状与历史背景，考察所涉及的建筑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祠堂、寺庙、教堂、民宅、桥梁及古村等。
祠堂作为乡村社会的核心公共空间，不仅象征宗族信仰与精神，更是乡村历史文化的见证。田野考察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至少有一座祠堂，大姓宗族还设有大宗祠和小宗祠，相邻村庄常有同姓氏宗祠。然而，青田的祠堂多为翻新后的新建筑，历史信息有限。船寮镇王巷村的干氏祠堂内容丰富，展示了干姓名人的半身像雕塑，彰显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经济实力。祠堂中常保存有显赫人物的牌匾，但多因岁月侵蚀而破损，有的被村民挪作他用。随着祠堂翻新，老牌匾的佚失，取而代之的是当代书法家或显赫人物的新作。方山乡郑岸村郑氏祠堂，保存有抗战时期颁发的“义溢瀛寰”匾额，成为珍贵历史遗迹。郑氏宗祠也是近年由郑村及邻村的郑氏村民捐款修建而成。经过田野班成员考察得知，邻村原也存有一郑氏祠堂，但如今老祠堂已经倒塌，因人口稀少且青壮年多外出打工，无力修建新祠堂。这些现象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宗族组织的兴衰。
寺庙亦是反映乡村社会的重要历史建筑。青田的寺庙普遍规模不大，但数量十分惊人。因此在田野考察中，“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成为基本流程，寺庙成为快速了解乡村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窗口。田野班在方山乡、山口镇、温溪镇等地发现，几乎“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阜山乡的清真禅寺更是此次考察中发现的规模最大寺庙，该寺始建于宋代，历经修缮，现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寺内主殿屏风为瓯塑艺术，色彩持久，为瓯江流域特有。清真禅寺主要供奉中唐宰相李泌，每年正月初七举办白衣丞相出巡活动，涉及17个村落，为当地一大盛事。田野班成员还发现，同一村庄时常会出现多座寺庙，这些寺庙相互配合，构成了村庄的信仰体系。如船寮镇的一处村庄内存有玄坛殿、灵法寺和宫公殿三个民间信仰庙宇，体现了村庄内部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混杂，而村落中的玄坛殿和灵法寺供奉相同的神，其既有相互调和的机制，又通过故事流传相互竞争。船竂镇、温溪镇等瓯江流经的区域，寺庙往往同“水”密切相关。如温溪镇的银杏宫便临江而建，传说晚清时瓯江流域发大水，洪水将龙泉的神像冲至温溪，搁浅在瓯江旁的河滩上，与神像一同搁浅的还有一块元宝石和一个香炉，香炉内有一银杏树，故而当地人称该神像为“银杏公”，在神像搁浅处修建银杏宫供奉神灵。
除祠堂与寺庙外，青田的教堂、传统民宅、古村及桥梁等历史建筑同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社区文化与交流的桥梁，承载着宗族历史与信仰传承。传统民宅如山口的“清河旧家”、船寮“南阳旧家”、方山的“颍川旧家”，以其独特的建筑制式展现了青田的建筑历史风貌。古旧村落如阜山乡陈宅村，被誉为“活着的文物、有生命的历史”，其保留完好的明清古宅、古桥、古道与古树，让人们置身于与古人相同的生活空间。历史不再仅仅是我要研究的“客体”，通过这些建筑我们与历史紧密无间地融合为一体。
珍稀民间文献的发现
在青田两周，田野班深入青田县多个乡镇，通过细致的走访与调研，发现了族谱、契约、祖宗画、日记和科仪书等大量珍稀的民间文献，这些文献为我们揭示了青田县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宗族脉络。
族谱作为宗族历史的重要载体，一直是田野考察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青田我们成功地拍摄到了数量可观的珍贵族谱。两周的田野考察中，田野班成员拍摄、扫描了50余部族谱资料，时间跨度从清代直至当代，这些族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宗族历史资料，也为村庄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契约文书在历代先民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形成，属于“无意史料”，以其内容的“客观性”为学界所重视。在阜山乡，我们发现了大量契约文书，包括山场买卖契约、民事刑事纠纷契约以及族内事务处理文书。在方山乡，田野班成员遇到了一个需要集齐三把锁才能打开的箱子，里面藏有大量明代、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产权、地权资料。通过真诚的沟通和互惠合作的方式，田野班成员最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成功拍摄并记录了这些珍贵的文献。这些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村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交易、社会纷争和宗族事务的处理情况，是我们研究浙南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科仪书是民间信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文献之一。在北山镇，田野班成员发现了大量科仪文书。这些文书记录了当地庙宇举办法事活动的仪式规范。通过对仪式活动的观摩和对民间仪式专家的交流，成员们把科仪书的“本本”与民间的仪式实践结合在一起思考，从而深化了对乡民信仰生活的理解。此外，田野班成员还主动向庙宇和宗祠赠送了樟木箱子，并告诉相关人员其保存这些史料的方法。
此外，田野班成员在油竹街道与方山乡还发现了祖宗画像，同时在船寮镇及温溪镇搜寻到了珍贵的私人日记本等民间珍稀文献。这些文献与官方记载相互映衬，为我们深入探究个人及其宗族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线索，也使得我们研究浙南地区文献系统的层次更为丰富。
口述访谈：每个村民都是我们的老师
口述访谈是田野考察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与村民进行访谈，能使我们对该村的基本情况、村风民风有一个较为详尽的了解。同时，通过厘清受访者的个人生命史，我们能从中发掘更为具体和生动的选题。为期两周的田野实践中，田野班师生共记录了200余名老人的口述历史，不论是老手工艺人、老村支书、老教师、老唱词人等群体，还是诸多更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都留下了别人无法取代的独有记忆。他们都是我们田野中的“老师”。
本次田野考察所参访的受访者，大多是由村委会联系的村中年纪较大的老人，也有少数是在进行田野考察中偶遇的。在开展考察前，老师即强调，在进行采访时不应操之过急，一开口就问对方家中是否有旧物古书之类，而是要意识到对方是一个人，并非我们提取资料的数据库。和受访者对话的时候，需要让其感受到采访者的真诚，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此外还要察言观色，在对话过程中时刻观察受访者的反应，感受他们情绪的细微变化，体察他们的沉默或活跃甚至是回避，来调整接下来的访谈的方向。
与从书本中学习的历史不同，每个受访者都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通过与其访谈，我们得以从其回忆中窥见某一时期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而其中有很多是反“历史常识”的。例如，有学员采访到一位砍柴的老人，他自述自己一生都只在山上砍柴，没有加入集体化也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这提醒我们不能单纯地用通史的框架套用个体人生，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在后续的田野考察中，对于此类“边缘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晚上热烈的研讨会
为了及时交流白天田野考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是发现，每晚田野班都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于田野班人数较多，寻找合适的会议场所便成为一件难事。幸运的是，此次田野考察得到了地方的大力支持。在学神村、温溪村、黄言村等地进行田野考察时，当地村民委员会都将其会议室借给田野班用作开会使用。在温溪村进行考察汇报时，当地的村党委书记还特意前来听取老师、学员的汇报，并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热情的村干部融入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在地化的讨论视角。
田野班一共分成八组，晚间发言时由每组推出代表进行发言，对本组白天的考察成果和遇到的问题进行陈述。发言完毕后，由田野班的老师进行点评和回答疑惑。这样的分组讨论与个别发言形式，使得每个小组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发现，同时也能从其他小组和老师那里获得宝贵的反馈和建议。在研讨会上，各组代表首先就一天中最重要的发现、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可为其他组借鉴的经验进行汇报。然后由老师对其发言进行点评和回应，并提示学员思考发言中可以深入的主题。如李世众老师多次指出在与受访者做访谈时，除了关注人生命运的曲折情节，也要关注他们当时的吃穿住行等生活中的细微小事。再如在讨论民间信仰时，张洪彬老师曾指出进行考察时应更关注神明背后的人，即信仰的群体。在北山镇，杜正贞老师利用晚间讨论的时间详细地指导大家如何解读契约文书，而所读契约文书正是当日的白天获得的。
一开始由于未控制小组代表的汇报时间，会议时间会拖延很长。因此，自第二次发言开始，田野班便规定每组只有八分钟的发言时间。这就要求学员在发言前就做好当日考察的总结与梳理，并选取其中最具讨论价值的发现进行陈述。在陈述时，学员们也都力求叙述简要、精练，围绕重点展开。若发言主题与前一小组有所重合，便会略去或简要介绍，以避免同一问题的重复讨论。这样的时间控制使得研讨会更加高效、有序地进行。
夜间的汇报不仅是对白天考察成果的总结，也是各组进行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渠道。各小组去往的村庄不同，面对的问题有共性亦有差异性。冯筱才老师曾指出，各组的汇报内容要有交流和对话，彼此之间需要有互动。例如，在温溪镇进行考察时，各组成员都注意到此地曾有大量的船工。在进行汇报与交流中，各组发言人各自汇报了所访谈到的瓯江船员货物和河道航线等方面的内容，初步勾勒出建国前后至改革开放以后船工的生计。也有小组补充说，除了运送货物的船工，还有进行摆渡的船工，同是船工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交流与对话使得学员们能够相互启发、共同进步。
丰富历史遗存背后的研究题目
两周的田野实践中，田野班成员发现了不少青田丰富历史遗存背后的诸多研究题目，这些选题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线索。
出生于阜山乡王费潭村的陈琪被誉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之第一人”，精通日、英、德等多国语言。他多次出洋考察，并写成《环游日记》《新大陆圣易博览会游记》和《漫游记实》等记游文字。他于1910年策划举办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对国内的近现代博览事业和工商实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田野班发现，青田各地均可见陈琪及其宗族联盟的痕迹，它们通过商业合作、社会交往以及婚姻缔结等多种方式，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紧密相连的宗族与社会网络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宗族力量的传承与扩张，也揭示了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期，陈氏宗族如何借助人际关系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成为地方望族的过程。田野班成员通过绘制人物关系网的方式，厘清陈琪及其宗族联盟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了解地方名流望族权力、地位的形塑过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民国时期的青田乡土社会。
瓯江船民的故事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从瓯江流经的船竂镇到温溪镇，田野班成员们通过与当地居民的深入访谈，搜集到了大量关于船民生活的口述历史。瓯江船民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关于航运的历史，更是一段关于人、船与水之间深刻联系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涉及船运的日常运作、船只的维护与修理，还涵盖了水上贸易、水上物资流转等话题。除了船运业本身，田野班成员还关注到瓯江船运对沿岸村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民间信仰的影响。在船寮的村庄中，田野班成员了解到水力发电的引入极大地改善了村庄的生活条件，但也见证了随着水电站对干流航运的破坏以及公路的开通，当地经济优势的逐渐丧失。同时，成员们也发现瓯江上的渡工群体是船运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结合上述调研内容，我们提出了多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题目。例如，可以深入研究瓯江航运的兴衰历程及其对沿岸居民生计的影响；探讨船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分析走私、黑市交易等非法经济活动在瓯江航运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视20世纪10年代水泥引入和六七十年代现代水电引入，研究乡村的科技史和环境史。
山口乡民的近代留洋史亦引起了田野班成员的关注，这一议题不仅与青田石雕的辉煌历程紧密相连，也是理解青田华侨社群起源的关键一环。山口作为青田石雕的发祥地，其乡民以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遐迩，勇敢地跨越地理界限，携带青田石雕远赴海外，成功开辟了国际市场。这一过程如同一座桥梁，不仅促进了青田石雕的全球化传播，还牵引着更多山口乡民踏上留学与移民之路，逐步形成了早期的青田华侨社群。田野班成员深入挖掘这一历史脉络，提出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研究问题：山口乡民是如何踏上留洋之旅的？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了哪些挑战与困境？出国经历对他们的个人命运、家庭结构乃至整个社群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细致考察，不仅能重构乡民留洋的复杂背景、动因及其丰富多样的海外经历，还能深刻揭示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景、价值追求，以及他们对外界世界的认知。
此外，田野班还广泛搜集并积累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选题。如结合人口移民史的研究方法，发掘淹没在水库里的历史古镇北山的乡土变迁。又如从“生产、加工、销售”这一完整产业链的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勾勒山口石雕产业从兴起至繁荣的发展脉络。再如从“大水记忆”的生产和流布出发，追溯瓯江中下游流域与“水”紧密相连的民间信仰的起源、传播与影响等等。这些发端于田野中的研究题目，不仅丰富了田野班成员对青田历史文化的认识，更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启示。
结语与鸣谢
在为期两周的田野考察中，田野班成员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学习和研究素材，更见证了田野考察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方式，在连接理论与实践、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全球中的独特价值。诚如一位田野班学员在笔记中的书写：“田野考察不仅是数据与理论的堆砌，更是对人类生活世界深刻理解与尊重的体现”。田野班成员们在田野中不仅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捕捉研究线索，更在与当地民众的互动中，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
本次田野班的探索，也为田野班学员提供了诸多可能的启发。一方面，它揭示了青田在浙南地区社会变迁中的独特路径与经验，为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素材；另一方面，它也启示我们，在面对全球化与地方性的交织时，应如何保持批判性思考，挖掘并传承地方文化的精髓。亦有田野班学员表示：“这次田野考察重塑了我对乡村社会的理解，乡村中的一景一物都可以成为田野观察的对象”，这些启发无疑将为田野班学员的学术研究与人生规划带来新的方向与动力。
衷心感谢青田地方各级干部的大力支持与热情接待。正是他们的鼎力相助，为田野班提供了宝贵的调研机会与丰富的信息资源，确保了田野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要向在调研过程中给予田野班学员悉心指导与无私帮助的各位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的专业指导与严谨态度，不仅提升了学员们的研究能力，更为学员们树立了学术研究的标杆。最后，特别感谢所有青田乡镇的受访者。是他们用真诚与耐心，为田野班成员打开了一扇扇洞察青田社会历史的窗户。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将成为田野班学员们学术生涯中宝贵的财富与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