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束彩婷:《一九四二》——历史灾难面前的女性困境与自我救赎
《一九四二》——历史灾难面前的女性困境与自我救赎
作者:束彩婷

《一九四二》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改编于刘震云小说的电影《一九四二》,刻画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女性角色,如佃农之妻花枝、老东家之女星星等。她们一方面在男权制社会中、在战争与饥荒面前表现出无力感与依附感,另一方面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存韧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些形象刻画的成功不仅使得影片本身更加具有思考性,也启示了当下中国影视的创作应当如何做好女性题材。
一、引言
1993年,《作家》首次刊登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一部无情节、无人物、无故事的调查体小说,讲述了1942年至1943年间河南大旱加蝗灾的悲惨故事。2012年11月29日,改编电影《一九四二》上映,对小说骨架进行了丰富,将零散的人物拆分、融入,最后有了老东家一家、瞎鹿一家的逃荒故事。

小说中只有《蔡婆婆》一章以女性为叙述主角,电影中却增加了多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角色,以佃农之妻花枝与少东家在粮库的纠缠为起始,穿插着少东家之妻、老东家之女星星的逃荒命运,最后又以被收养的小女孩为结尾。然而这些女性角色在海报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如上图所示,只有出场较多的花枝与星星能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海报中的一隅角落,电影中这些女性角色的地位也并不高,甚至一直处于困境之中,但又起着关键的作用,矛盾之中耐人寻味。本文将着眼这一矛盾,深入分析在“1942” 这一历史灾难面前的女性困境与自我救赎。
二、困境:灾难席卷下的女性依附属性
要了解电影中女性面临着何种困境,我们还需了解电影《一九四二》的历史背景。1942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拉开帷幕,女权运动也不断萌芽,然而封建社会的残余难清,男权制社会依旧根深蒂固。同时,这一年又是战争和饥荒交织的一年:抗日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大旱灾导致中原大地哀鸿遍野。长期的压榨与突发的灾难一齐造成了影片中众女性命运的起承转合。
(一)基于男权制社会的依附性
《礼记》有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子,《礼记》)该句话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转换:始于父兄的陪伴,婚嫁后依附于丈夫,夫亡后则依附于儿子。这种家族关系的延续使女性一生都处于依附于他人的状态,缺乏独立决策权和社会地位。
1942年,诚然距离《礼记》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光阴,然而妇女无地位、沉默化的状态却未有改变。封建家庭结构对女性的影响仍然深远,妇女的地位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延续了对女性依附属性的强调。影片中从贫苦的佃农之妻花枝,到家境殷实的少东家之妻,再到身居高位的委员长夫人,细观之下,无论贫富与否,这些女性无一不是束缚在他们丈夫的影子里。
首先以花枝为例,她在丈夫失踪前的行为几乎全部依附于他。在收拾逃荒的东西时,她想穿着嫁衣出门讨个吉利,却被丈夫呵斥为“浪”,被迫脱下。在卖女风波中,花枝的台词更是发人深思:“我十七岁嫁到你手上,有哪点儿对不住你家!” 花枝在这里将自己与丈夫的关系生动表述了出来,嫁给丈夫仿佛是一个物品交到了丈夫的“手上”,阻止丈夫卖女的理由也是“有哪点儿对不住你家”,彰显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因此才有权阻止丈夫的决定。婆婆被炸死时,丈夫不敢对日本飞机和中国军队发火,只能把无名火发到花枝头上,在花枝反驳时更是抄起扁担就要打她。丈夫失踪前,花枝唯一做的与他意见相左的事情就是阻止他卖掉女儿,除此之外几乎全部听从于丈夫,毫无独立性可言。
这种依附性在少东家妻子身上展现地更加明显。少东家甚至在影片开头就死于非命了,可却通过孩子将他的妻子牢牢束缚至死。少东家妻子是带着丈夫的遗腹子出场的,这也是婆家人眼中她的价值所在。难产时,老东家说的是:“老天保佑,俺老东家几辈单传,让俺留下这个种吧。”孩子生出时,说的是:“祖宗保佑,他爹死了,怕是个转生吧”。话里话外都是围绕孩子,丝毫没有顾及儿媳妇本身。只有当儿媳妇因为怕养不活孩子想掐死孩子时,老东家才提出给她熬个热汤。老东家的妻子更是在儿媳妇死去时,还想着趁她尸体未凉,再让孩子吃一口奶。影片中少东家妻子没有姓名,台词也寥寥无几,作用仿佛只是生下一个男婴,让老范家得以传宗接代。纵使丈夫死了,她也要被捆绑在为丈夫延续香火上,无奈而顺从,自己本身却只能凭借“没跟老人顶过嘴”收获一个“好儿媳”的名头,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媒介、一个温和恭谦的典型化形象、一种在社会结构中附庸于男性而缺乏独立主体性的角色。
将视线从饿殍遍地的中原大地转换到草木葱茏的重庆黄山官邸,我们发现,不仅是生活贫苦的佃农之妻花枝、落魄逃荒的少东家之妻,连宋美龄也束缚于“委员长夫人”的身份中。影片将宋美龄塑造成一个典型的“贤内助”形象,她关心烈士遗孤,展现母性的光辉,但在听到记者白修德描述灾情和急切想见委员长的请求后,却并未表达任何个人看法或感想,唯一能采取的行动是“打电话给委员长”。可以说,影片中的她主体性极低,且缺乏个人立场。身处如此高位的女性,仍然逃离不了男权社会的压迫和限制。
由此观之,1942年,无论个体的女性地位如何,无论是在中原大地上在总统官邸里,整个女性的地位仍旧是边缘的、依附性的,活动于她们丈夫的影子里。这也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地位的一种反映,对整个社会结构中男权制度的根深蒂固的反映。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女性的生存状态往往取决于他们的丈夫或家族的决策。
(二)灾难对于女性独立性的打击
1942年一边延续了千百年来的男尊女卑,未有突破,另一边战争与饥荒交织,使得男女地位差距更加悬殊。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在灾难面前,资源更加稀少可贵,加之男性占据着绝对的力量优势,正如老东家所言:“路上都是狼,离不开男人和枪。”女性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生存,彻底沦为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和救命稻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老东家之女星星。
星星与影片中众女性形象不同,她是受过教育、有自己的思想的。譬如逃荒伊始,星星并没有完全依附于父亲、家庭,她想的是留校护校,就算被迫跟着家人逃荒,也没有听从父亲放弃自己的黑猫。然而,随着逃荒情况每况愈下,星星的依附属性也逐渐增强。她先是被迫听从父亲,假意应付栓柱,几乎成了父亲安抚长工的筹码。又经历了自己的黑猫被被剥皮炖汤、书本被烧作柴火,黑猫和书本可以说是她的精神支柱和独立思考的象征,但在生存困境面前还是被迫丢弃。最后星星为了生存的需要,完全失去了独立性,转而依附于他人——自愿选择在大年三十晚上卖给一个年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男人。
星星出场是一个家境殷实、娇生惯养的女学生形象,有知识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是有机会与花枝、少东家之妻等人不同,向着独立女性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巨大的灾难完全击垮了女性这种脆弱的可能性,星星的独立意识只能随着家庭的变故一步步瓦解,星星这一独立形象也只能一步步走向覆灭,最终依附于他人在夹缝中生存。
总而言之,影片中几位女性的生存状态都是依附于男性,甚至因为灾难的到来,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无助的依附性。正如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Simone de Beauvoir, 2011)灾难面前,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生存变得更加脆弱,毫无自主性和独立性可言。
三、救赎:面对灾难的女性生存韧性
在灾难片中,观众通常以壮志凌云、保家卫国等理念为核心,赋予男性角色一种特定的审美认知。因此,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往往容易忽略女性角色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比如,影片中主要的决策都是由男性作出,在老东家家,从护院到躲灾,再到逃荒,以及逃荒过程中的每一次决策,都是东家决策、栓柱实施。瞎鹿家同样如此,除了途中卖女被妻子花枝挡下。
然而,除了以老东家为主导的男性角色不断作出决策逃荒的过程,剧情还存在一条女性的隐形线索。逃荒中几经磨难,每一次在困境中带来些微希望的,几乎全是女人。也是波伏娃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提到的:“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够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Simone de Beauvoir, 2011)也就是说,在这个困境之中,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尽管她们受制于男性社会的观念,但在面对灾难时,她们仍然通过对家庭、爱情和母性的坚守,表达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对人性的信仰。
影片中出场戏份较多的是佃农瞎鹿的妻子花枝、老东家的女儿星星,她们也是对情节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关键人物,充当了灾难面前的勇敢牺牲者和家庭命运的转折者。
首先是花枝。影片在开头就展现了她泼辣直爽的性格,虽然迫于生计要与好色的少东家借粮,但她未有忍气吞声,而是直接辱骂这一不道德的行为,甚至与其大胆“撕巴”。这一性格一直伴随花枝的整个逃荒历程,也与其在逃荒路上的种种反抗行为相对应。在丈夫为两升半小米打算卖掉女儿时,她像母兽一样扑上去将人贩子顶倒,并且大骂丈夫,甚至想着拍死孩子也不愿意卖掉孩子。为了孩子,花枝这个之前坚决不用身体交换来获取食物的女人,最终还是决定以自己的身体来换粮食,保全孩子活命。在最后无以维持生计之时,花枝大胆说出“栓柱,我跟你。”不仅是想互相有个照应,而是想让栓柱可以有老婆可卖,卖得粮食,让孩子继续活下去。
以上种种,都是花枝处于对母爱的坚守,对灾难来临时卖儿鬻女以苟得生计的人性之恶的反抗,对传统夫妻观念、女性贞洁观念的反抗。而星星从女学生到妓院“新雏”的转变,则是一副牺牲者的形象。
逃荒初期,星星牺牲的是自己作为财主家千金、女学生的傲气。栓柱第一次摸星星的脸时,星星给了他一巴掌,心里想的还是自己夹在书里的照片上的男同学。后面则是逐渐接纳了栓柱,还教他识字,为的是在逃荒中安抚栓柱,从而有利于一家人的安全。除了精神上的牺牲,她还直接为了家人献出了自己一直抱在怀里、将自己粮食省下来喂养的黑猫。最终更是牺牲了自己,这不仅是给自己一条活路,也是给父亲和尚在襁褓中的侄子一条活路。一路上星星的行为变化,既是出于自己求生的本能,更多的是对家庭的尽责、对父亲的尽孝。
然而,我们梳理以上的行为,不难发现,她们所作出的反抗、牺牲都是基于灾难的到来。灾难一方面加重了女性的依附属性,另一方面也破除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长期的压制。平静安稳的生活状态中,屈从于男性、没有自我意识的牢笼历经一代代人的编织,无比坚固和结实。女性生活的第一责任是“延续香火”,第一要义是“服从”。所以对女性来说,挣脱牢笼、获得独立的代价十分昂贵。同时,身处安稳日子时,她们挣脱的愿望本身也不强烈。只有在巨大的冲突来临时,当男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女人的想法才能进入男人的视野。比如星星,躲灾之初想要参加革命,但父权的压力之下没有自己命运的决定权,直到在饥荒面前父亲也无法为生了,父权权威丧失,她才有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既然你养不了我,我自己去寻一条活路”。
对花枝和星星们说,“夫权”、“父权”消失后,奋力冲开传统道德限制所寻求的,并不是自我个性的张扬,而是家人更大的生存保障。影片中,她们最后的抉择,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巨大冲击和精神上的巨大震撼。但在那样的环境之下,观众对她们的道德判断也发生了变化,绝不会对花枝撇下孩子改嫁和星星沦落为妓进行批判。相反,在那种境况中,观众也如同电影里的男人们一样,想不出更好的“活着”的办法。观众自动转换角度和心态对她们进行重新审视,就能看见这种自我牺牲背后,仍然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一些基本品质——在苦难面前的坚强韧性和牺牲精神。这己成为中国女性长期以来继承甚至遗传的一种精神基因:在有希望时决不放弃,咬牙坚持;在没希望时首先自我牺牲,保全家人。这些女性的个人价值,在安稳生活中往往体现为对细碎、繁琐生活的操持,以“勤俭持家”的平庸形象呈现。只有在灾难面前,以往的家庭结构打破,她们的自我意识才有机会苏醒,独立地位才能够获得。在困难面前,她们两人都展现出比男性更强大的韧劲儿和心劲儿,成为困苦面前的一道转折之光。在环境突变下,她们以精神的昂扬,赋予女性价值一种特殊的空间张力。
除了花枝与星星这两位主要的女性形象,影片中其他女性形象也富有深意。少东家之妻的生育给全家人带来了希望、老东家最后拾得的小女孩让他重燃了生活的希望。这个时代的女性或许身处逆境,但她们在困境中的坚韧和自我救赎的努力,使得她们不再只是依附属性的代表,更是历史中强大而值得尊敬的存在。换言之,在这个历史的画卷中,女性的依附属性是一种社会结构下的产物,而灾难的到来则是女性坚韧不拔、自我救赎的催化剂,让观众得以窥见在依附属性之下的隐匿而顽强的生存韧性。
四、结语
总体而言,《一九四二》呈现了以老东家为代表的典型形象,赞颂了在面对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冲击时,中国人展现出的坚韧不屈的生存勇气。虽然影片更偏向刻画“中国式硬汉”的形象,但也呈现了许多充满厚重纹理的女性形象,她们在艰辛和波折的生存之路上展现出的坚毅和智慧,使得她们散发出人性光辉的耀眼光芒。这并非仅仅是一部关于时代变革的影片,更是一曲赞颂女性力量和生存智慧的宏伟篇章。
然而,观察最近几年的电影发展,可以观察到两性地位的不平衡状况逐渐变得司空见惯。观众往往习以为常地接受这种叙事方式,而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主导的权力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导致性别不平衡问题进入了一种持续恶性循环。如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所说:“电影越向前发展,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越向历史倒退。”(Christian Metz, 2005)
因此,今后在影视领域的发展中,应该大胆超越男权社会的言论体系,不应将所有女性形象都置于配角的位置,而是需让更多女性能够真实地展现自己,创造更为真实丰满的女性主导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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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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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锐评 | 束彩婷:《一九四二》——历史灾难面前的女性困境与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