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飞谈太行根据地的全民抗战体系
王龙飞（章静绘）
全面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一直是对日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前沿，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最终在这里实现了大发展，这种巨大历史反差背后关涉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武装体制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龙飞新近出版的著作《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研究了太行根据地“人民武装”体系的建设、运转、对战争的影响、与群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革命性改造的关系。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中，王龙飞认为：“全民皆兵”的深度改造和重组社会的努力，既帮助中共度过抗战难关，也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进程。
《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王龙飞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6月版，366页，60.00元
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梯级武装体系有什么主要特点？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的武装体系有什么不同？造成这一战略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王龙飞：正规军、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组成的梯级武装体系常被称为“三结合”。就基本结构而言，这种三结合的武装体系在苏区时期和抗战时期并无明显不同。但因时空的转换，三结合的实践形态有显著差别。比如因持久抗战和严峻的生存形势，抗战时期的三结合需要更深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需要三个部分既各司其职又密切协同，而相对充分的时间是提升这个体系实际成效的必要基础。苏区后期曾竭泽而渔式地扩红，能扩尽扩，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几乎被连根拔起，多地八成以上青壮男子被征入伍，致使这些地区因失去支撑而难以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全面抗战时期，在太行根据地，领导上较早即明确反对“连根拔”式地改编群众武装，并在组织架构、干部、武器弹药上有意识地扶助地方武装、群众武装。同时，这种梯级武装体系只能从从社会中生长出来，对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巩固的根据地是这一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最重要基础。
由于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太行根据地很多干部来自白区或者主要从事工人、知识分子工作，忽然转向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大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经验如何顺利实现代际传承及地域间组织传递的？
王龙飞：以太行根据地党的负责人李雪峰为例。与毛泽东、刘少奇等曾领导过苏区工作的领导同志相比，李雪峰等不仅年轻（约十岁），还缺乏农村工作经验。前期的革命经验的确存在代际和地域间的传递问题。李雪峰说他们当时“对于什么是根据地，怎样去创造根据地，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党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以发动工人为主转向以发动农民为主。李雪峰坦言：“我们这些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思想上的大转变。”作为地方的太行，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而北方局及中央的指示本身就包含了对前段经验教训的总结。比如在北方局高干会上，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就谆谆告诫，长征没有建立根据地是“深刻的教训”，军队和地方党应该“有一块地盘就决心建立”，否则便是“无根的”。对李雪峰等人来说，实现这种转变离不开一二九师、北方局领导人关于苏区、农运等经验的传授和具体帮助。他说：“我们这些从白区城市来到敌后农村的党员干部，从发动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斗争中，从老红军的言传身教中，对在敌后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有了信心和决心。”
当然，在具体的施策上，对于李雪峰等人来说存在一个不断学习和调适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乃至失误，同时也能在实践中进步。1938年冀豫晋省委会议就批评一些省委同志对原则问题的注意还太不够，“对下级的检查与领导，没有提高到原则程度，没有深刻注意原则的具体运用及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文件没有很好的讨论”，并且有些同志把原则领导与具体领导对立，认为原则是空洞的。会议指出，应充分领会刘少奇所说的“要少下命令，少作决定，多作提议与建议”，对下级的领导“不应过多作决定，一般规定方针任务，提供工作经验、方式方法与材料，在具体执行上要给下级以活动的自由”。对自身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关注，意味着省委已渐渐具备独立领导能力。
总之，在革命经验的传递中，中共组织力量得到高度重视：以组织建组织，以组织帮组织，以组织做工作。
您在书中认为，“政权改造和民众军事化相辅而行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这两方面是如何相辅相成，实现坚持抗战的目标的？
王龙飞：创建根据地，必然要建立政权。但对于中共来说，当其进入山西，不得不面对已存续多时的国民党阎锡山政权。中共要在山西这样没什么组织基础的地区落脚并扎根，必然要对原有政权进行改造。而政权改造不只是换几个干部就能达到目的，而是需要一再进行群众运动，接二连三的、三次五次反复清查和反复发动群众，其中不可避免会有激烈的斗争。而在群众运动中，武装力量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太行根据地武委会负责人曾表示，民兵在斗争中除积极地参加到各群众抗战组织中去起骨干作用，还应当肩负起保卫斗争的任务，给群众撑腰，监视镇压破坏分子，向群众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决保卫群众利益，解除群众怕对方打黑枪和报复的顾虑。有运动亲历者称：“地主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手里有权。你不交租，他捆你、吊你，他可以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他也可以告你，旧社会就是地主说话算数的。农会有自卫队以后，就变成民兵了，没有这强制手段不行。”更不必说，在战争环境中，必须有相当的力量清查户口、清除汉奸、警卫治安以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以及保卫根据地抗日政权，而这些任务不太可能由正规武装力量来担负，需要民众自我组织起来。民众一旦被武装起来，自然有利于改造旧政权、巩固抗日政权。
在太行根据地坚持抗战，对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极大的消耗，日军从1941年起发动“治安强化运动”且华北地区从1941年起又连续遭遇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根据地的动员能力？减租减息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龙飞：日军连续的治安强化运动给太行根据地造成空前压力，根据地被不断压缩，最小面积即出现在这个阶段。太行根据地方面打开这种严重局面的主要策略是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全面对敌斗争，要求认真组织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的游击集团，广泛开展袭击、破路等行动。同期的另一重要举措是精兵简政以应对财政困难。精兵简政原则下，主力坚决缩编，机关裁减缩并，老弱解甲归农或转向工商业；地方武装和县区游击队也须精编，把剩余的武器弹药普遍地武装民兵。这种做法刚好契合组成游击集团的需要，也兼顾了生产，因此总的来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抗敌力量。
这一时期，中共以最高意志推动减租减息（《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则是激发根据地动员能力的主要方式。之所以高位推动，是因为中央发现“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与之相对应，在那些未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的地区则是“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根据地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
据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分析，减租减息必然涉及斗争，而斗争对农民的“教育发动”过程是这样的：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揭破守旧地主不愿意执行减租减息的凶相，揭破地主“善良”面貌下的“丑恶”实质，通过不断的斗争让地主接受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允许农民起来参加政权，由此让农民一步深一步地认识封建剥削关系，打破经济上对于农民的实际束缚和舆论上、道德上对于农民的镣铐，进而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对立关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让农民了解到只有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帮助农民认识到自己组织武装，参加民兵，参加自己的军队，便不怕什么“变天”。
关于这轮轰轰烈烈、遍及全区的群众运动的效果，时人称：“四二年土地政策执行之后，唤起了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结合斗争的高潮。到处展开热烈的群众运动，正确掌握重新发动群众的区域，阶级群众更加热烈地活动起来，涌入人民武装之内，英勇无比的进行抗敌斗争。”
抗战中后期，兵源日益枯竭，可是您在书中说：“总人口百余万的太行腹心区贡献兵员八万余，负担不可谓不沉重，但并没有引起明显的民怨。”1945年8月，开启对日反攻后，太行区又在短时内动员兵员四万余。太行根据地的征兵制度有什么特殊之处？
王龙飞：战时动员参军难度不可低估，在太行有这样的说法——“要粮要款不发愁，提起参军低了头”。太行根据地的征兵，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艰苦细致的政治动员，一是以民兵为核心的群众武装体制的有效运行。
先说打通思想。太岳区武委会曾在有关1945年参军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要作到群众或者干部自愿参军而不加以任何强迫，这必须是启发说服的方法，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法，是一段最艰苦复杂的过程。”有材料显示，在襄垣磁窑头曾为动员一人参军，区、村干部至其家里连续三个晚上进行说服。以及这些举措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成功动员一人或一批人参军需要各系统多举措配合施策，堪称“艰苦复杂”。
说服动员并非万能，以民兵为核心的群众武装机制的有效运行不可忽视。民兵作为正规军的来源是一项既定的战略设计，也是江西时期“扩红”经验的发挥。中央苏区在实践中发现设置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对“扩红”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太行根据地建立之初，冀豫晋省委关于自卫队即有这样的定位——“我们应把自卫队看成是补充游击队以及正规军的最好的渊源”。后来逐渐形成从群众到民兵到游击队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部队的升级模式（也有从民兵直接到正规军）。群众-民兵-游击队-地方武装-主力部队既递次升级又同时并存。在这样的扩兵链中，由农民到民兵是重要的开端，民兵作为“兵”“民”联结者的意义因之凸显出来。
抗战期间，在常态性的参军中，民兵占了相当的比例。以黎城县为例，从1941-1945年中，民兵人数和民兵参军人数都逐年递增，在总参军人数中，除1941年外，其余各年民兵参军数均超过甚至远超过一半，五年合计占比61.5%。而在1945年反攻大参军中，民兵更是主要的兵员来源。太行区1945年的反攻大参军中动员了约三万人。据七个县的统计，民兵占参军人数的61.5%，最高的达78%（辽西），最低亦有50%（偏城）。另外，截至1945年底，太行区县级以上参军的干部有十六人，主要为各县武委会主任、参谋组长、分武训练干事等，这些干部大都被委以重任，如该县独立团参谋长、营长等，还有两人被派往东北。
带着枪支参军的民兵不一定能够直接走上战场，但此前战争环境经年累月的熏陶，平时反复的操演以及亲自参战的历练，都大大有助于民兵在加入正规军后迅速适应和成长。正如一位武乡老人所称：“那会儿是先参加民兵游击队，过一段时间熟悉以后就送到正规军里面了。……一下子让他参军他就不想参加……先参加游击队，习惯上一段时间的军事生活就带上去了部队了。”
可见，民兵对于扩兵工作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反攻阶段的迅速大规模扩增上，也体现在平时的常态性扩补上；不仅完成了数量上的要求，还保证了入伍后的巩固发展；不仅贡献了普通兵员，还输送了一大批武装干部。在这个意义上说，民兵对纾解兵员扩补困境无疑具有突出贡献，民兵机制对于战争条件下中共武装的稳定有序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六七十年代拍摄的反映华北根据地抗战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很多人记忆犹新，您在书中还有专节介绍地雷战，您能介绍一下当时抗日根据地实行地道战的情况吗？
王龙飞：地道战主要发生在冀中这样的平原地区，而地雷战则突出的是使用地雷这种爆炸性武器，没有明显的山地、平原分野。地道战的出现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关系密切。有报告显示，在日军不断的侵蚀下，在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前，冀中根据地面积所剩已不足三分之一。要承受日军一波又一波“治安强化运动”的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冀中平原地形平坦，交通四达，日军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机动性强的优势，建立稠密的据点，但这种地理环境不利于游击，与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山岳、森林等自然屏障，必须采取适应平原特点的战斗方式。这种背景下，向地下发展便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恰好，就自然条件而言，冀中平原地表土层厚，地表下二至六米的为轻亚粘—亚粘土。轻亚粘—亚粘土塑性适中，常作为建筑物地基或堤坝、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于地道稳固，且轻亚粘—亚粘土相对易于挖掘，便于地道的形成。
在太行根据地，地雷这种爆炸性武器被广泛使用，且效果不错。地雷被广泛使用，主要是因为相较枪支，地雷具有一定威力，且原料易得、制作容易、使用方便。中央军委在1941年即指示手榴弹、地雷这两种武器要“大量制造，普遍发给”，并要求地方军及民兵指挥机关亦应在分区及各县设立炸弹厂。一二九师在总结1941年冬季太行区反“扫荡”时特别提到地雷战的良好效果：“此次反扫荡中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及各部队均开始普遍采用了地雷战，发扬了地雷战的威力，给横冲直撞之敌以重大打击与威胁”，以至于“敌人每到一处，便不得不先问群众什么地方埋设地雷”。1944年，太行区党委在回复毛泽东所提有关地雷战的问题时表示，民兵的武器最有效的还是地雷，应大大发挥。
太行根据地全民抗战的典型战役是持续两年多的“沁源围困战”，这场战役是如何在各方面体现全民抗战的特点的？
王龙飞：沁源围困和通常的大军围城明显不同的是，这次围困是将日伪军所占点线附近的群众迁移出去并较长时间异地生活，留下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这种旷日持久的斗争，必然需要群众的高度配合。要躲避敌人，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及时疏散转移群众，必须建立有效的预警体系。有日俘忆称：“在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我们便失去了一切手足和耳目，根本得不到敌人的情报，完全处于瞎子加聋子的状态之中。相反，贫雇农的眼睛和耳朵都成了敌人的监视哨，我军的行动全部被敌人所掌握。”
沁源围困的重要环节是空舍清野，涉及疏散人员、埋藏粮食、隐蔽水源、转移财物等多方面，必然需要全体民众参与。异地生活后，为能够持久围困，必须做好生产。在沁源，无论是春耕还是秋收，都进行了军事化的组织，劳动与武装密切结合。斗争期间，日军试图寻找群众“维持”，但多在未成气候之时即被根据地方面通过对一般群众的争取教育以及对骨干分子的坚决镇压而瓦解。在对敌武装斗争中，正规军、县大队和民兵共同组成游击小组，时时处处对日军据点及交通线发起袭击。如《新华日报》社论所说：“沁源不是靠飞机大炮打下来的，它是靠八万老百姓和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一致团结，经过长期围困与最后的围攻斗争，而将敌人赶走的。”
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与根据地武装自主发展之间矛盾始终贯穿着抗战时期，具体到太行根据地，是如何应对的？
王龙飞：红军接受改编时，115、120、129三个师总共也就四万六千人。开赴抗日战场后，本身就有扩补的需求。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后，中共中央判断太原失守标志着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而这一阶段的总的形势是“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彼时山西境内因阎锡山部忻口等役大量溃散存在许多散兵以及各色游击武装，扩兵条件良好。八路军放手扩大自己的时机已成熟，中央明确要求在不靠国民党发饷自筹供给的条件下每师扩大三个团。两三个月内，扩兵效果显著。据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至1937年12月底，八路军共扩兵九万二千余人，各种枪两万余支。短时间迅猛扩兵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实力，在阎锡山等自顾不暇时已造成既成事实。此后，随着根据地创建，八路军更是开启了常态性的扩补。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应对战争耗损的需要。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1939年就指出要注意扩大正规军，基本原因是“每一个像样的战斗，都会牺牲一二百人”。
中共创建根据地、八路军扩充部队自然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不满，双方因此摩擦不断。“三次反共高潮”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1940年双方就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编制进行过谈判，甚至一度接近达成协议，但因两党在此问题上的巨大分歧，还是无果而终。中共对于“皖南事变”及“闪击延安计划”的处置总体上是“以斗争求团结”，加之国内外环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中共方面自筹给养、自力更生。随着中共在敌后日渐站稳脚跟，根据地不断巩固，国民党对于根据地的事务愈发无力过分干涉。
王龙飞在黎城县档案馆查阅档案，摄于2013年
太行根据地的这一全民皆兵的武装体系，对其他根据地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有哪些示范作用和深远影响？
王龙飞：全民皆兵的武装体系是中共中央的统一决策部署，并非太行根据地独有，因此同时存在于多个根据地。
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军事力量的可持续发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国共内战时中共方面的主要战略，其理由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白崇禧对此深有感受。在大别山与刘邓部队交手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匪区壮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军区部队，再由军区部队升入野战军，因此匪的兵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补充便利。”
将散漫的民众组织起来是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热切期盼，“全民皆兵”便是极致化实现形式。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在太行这样的敌后根据地造就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而这种深度改造和重组社会的努力，既帮助中共度过抗战难关，也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