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
历史的怪兽千变万化，如果我们甚至不能感知或想像它蠢蠢欲动的威胁，大难来时遑论抵抗？——王德威
王德威，生于1954年11月6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长江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专长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学评论，著有《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后遗民写作》《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以及《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述》《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20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等。
1947年夏天，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两年，年轻的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奉派赴德“重新教育”德国青年。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一处皇家猎场，他结识受训的海德堡大学生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两人志趣相投，但背景和思想几乎没有交集。
霍布斯鲍姆是犹太人，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埃及，在维也纳成长时期见证纳粹势力兴起，之后赴英国，但留在欧洲的家人多半于二战中丧生集中营。霍布斯鲍姆1936年加入共产党，终生不悔。
科泽勒克来自日耳曼家庭，18岁不到被征召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军。1945年德国战败，他沦为苏联红军战俘，参加奥兹维茨集中营的拆除，再被送往中亚哈萨克斯坦劳动，15个月后因重病得以被遣返。回乡却只见满目疮痍，家破人亡。
霍布斯鲍姆和科泽勒克日后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影响至今不辍。两人的立场背道而驰，但对西方巨变带来的浩劫同样刻骨铭心，如何理解历史的现代转折成为他们毕生执念。
霍布斯鲍姆坚守左翼阵营，认为现代文明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的蔓延荼毒，唯一出路就是共产革命。相对的，科泽勒克亲历纳粹统治以及古拉格集中营暴政，对任何奉乌托邦之名的政权都心存戒惧，更转而思考西方的理性启蒙思维何以导致20世纪的混乱。
霍布斯鲍姆和科泽勒克1947年的短暂交集也许仅是偶然，但从历史后见之明看来，未尝不充满隐喻意义。我们不难想像，霍布斯鲍姆对一个前德国纳粹士兵从苏俄战俘营归来的报导，必定半信半疑。
而科泽勒克对一个犹太裔英国左派学者教导德国青年民主自由的道理，恐怕也只是姑妄听之。十年之后，他们各自著书立说，走向不同治学之路。与此同时全球冷战已经开始，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将带来更多灾难。
霍布斯鲍姆称20世纪为“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良有以也。
霍布斯鲍姆在这样的极端年代里，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他们不能免于芸芸大众的忧欢与歌哭，但对危机的感受尤多一层自觉。
科泽勒克如是描写欧洲现代危机的感受：“未来敞开巨口，深不可测，我们不由自主的被吸入其中，速度之猛烈，不容一刻喘息。”1959年他的《批判与危机：启蒙与现代社会的病源》（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出版，立即引起广泛讨论。有鉴于两次大战的后果，科泽勒克对西方启蒙运动所传播的理性与个人主义颇有保留，他对知识分子空谈批判而无所作为尤其不满。他期待回归古典，从权威与秩序中辩证政治的意义。
论者多已指出霍布斯鲍姆与科泽勒克立论的张力。尽管全球革命每下愈况，霍布斯鲍姆坚持平等、解放的初衷；科泽勒克则指出现代意识形态打着或左或右的启蒙旗号，无非以世俗化的宗教末世论散播虚假的救赎希望。
而两人又充满自我反思甚至矛盾的面向。霍布斯鲍姆何尝不理解共产主义的暴政和虚无，却以荒谬英雄般的姿态坚持到底。科泽勒克虽然解构启蒙，强调多元历史，却每每流露保守的、“回到未来（权威）”的乡愁。他和倡议政治神学的施密特（Karl Schmitt）互通款曲，不是偶然。
本书得自霍布斯鲍姆与科泽勒克历史对话的启发，但将焦点转向20世纪中期的中国。
王德威所著《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从中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全球冷战，从台海对峙到左右分裂，从民国到共和国，从白色恐怖到各类恐怖，无一不是残酷考验。知识分子陷身——或献身——其中，其艰难处何曾亚于霍布斯鲍姆们和科泽勒克们？他们所思所行的复杂性也映照欧洲学者的洞见与不见。
准此，本书重新检视上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从史学到文学、哲学，从左翼到自由、保守主义，从大陆到台湾、香港、以及华语世界——或幽微、或昂扬，或暴烈的思想、感觉结构，以及所必须承担的政治与伦理后果。
一如霍布斯鲍姆和科泽勒克的例子，其中充满偶然与必然，激情与忧惧，矛盾与惶惑。表面的左或右，前卫或保守其实不足以反映他们的心路历程，也不必然指向起承转合的逻辑。唯其如此，他们致力思辨的尝试与挫折才更为惊心动魄。
更重要的，从当代角度重新观察上世纪中期学术和人文的嬗变，我们不仅反省学问之道的曲折路径，也考掘过去与现在的微妙关联。诚如科泽勒克指出，历史纷纷扰扰充满变数，任何从中规划公理公式的企图，注定一厢情愿。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无从看出可能的律动或方向。
历史的怪兽千变万化，如果我们甚至不能感知或想像它蠢蠢欲动的威胁，大难来时遑论抵抗？
本书的三篇论文代表三种接触现代——也可能是当代——危机的视角。《“痛哭古人，留赠来者”：陈寅恪，唐君毅，隐微写作》讨论陈寅恪（1890-1969）、唐君毅（1909-1978）大陆变色之际的去留选择，以及因此而生的“隐微写作”。陈为现代中国史学巨擘，唐为新儒家佼佼者，前者留守大陆，后者出奔海外。他们都是所谓的文化保守者，却在非常时期展现了“被压抑的现代性”。陈寅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唐君毅则宣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
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选择文学——而且是传统视为下里巴人的说部——作为描述心史的方法。与其说这是巧合，更不如说历史的非常时刻有以致之。“史统散而小说兴”，如果陈寅恪的研究启动了余英时先生所谓的暗码系统，促使我们跨越文史分界，找寻其中隐喻，我们是否也能从唐君毅的文学评论中找到类似的暗码，从而了解他的思想寄托？
《胡风与“胡适的风”：文学，自由，背叛》处理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整肃——胡风冤案。胡风（1902-1985）自许为五四之子，鲁迅传人，也是中共早期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胡风特立独行，自40年代起即与毛泽东因文艺政策发生龃龉。中共建国之后，两人嫌隙日深，终于导致1955年的大整肃。吊诡的是，胡风的反动罪名竟然与当时流亡美国的胡适发生关连。在毛的炮制下，党的理论大师一夕之间成为右派叛徒，自由主义同路人。
胡风案的关键不仅在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更在福科（Mihcel Foucault）所谓“真理政权”（truth regime）的辩证——而辩证的焦点是文学。由此爆发的“忠诚”与“背叛”的裁判，甚至上升到政治神学层次。文学不仅是纸上文章；文学与政治实践、思想辩难、和“原道”（原教旨？）欲望息息相关。在这一层次上，牵涉胡风事件中的人物所营造和被赋予的形象，或善或恶，就有了伦理标签以外的深度。
胡风《“困渡黑河”：殷海光、洪耀勋和台湾现代主义》将焦点移至台湾，着眼两位哲学教授——殷海光（1919-1969），洪耀勋（1903-1986）——的遭遇，还有他们的言教身教如何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知识与情感基底。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言人，他和国共两党的抗争、以及他的英年早逝，打造了悲剧英雄的光环。
洪耀勋则是华语世界研究存在主义的先驱，身历日本殖民，华北沦陷，国民党主政台湾时期，却能不改其志。殷海光与洪耀勋的背景、知识谱系大相迳庭，因为历史机缘而共事于台大哲学系。两人的“道”虽不同，却因落实在50、60年代的台湾而有了交会。
在反共抗俄的岁月里，他们各自坚守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信念。面对主流意识形态，殷宁鸣而死，洪则无声胜有声，各自示范语言与行动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启动下一个世代的知识谱系，其中尤以文学最为复杂。
上世纪中期历史波谲云诡，本书以三篇论文切入话题，自然挂一漏万。但我的用意不在于作全面式回顾，而在于尝试有别于一般的批评方法：我提出从“文”的角度理解“危机”的意涵。回应科泽勒克专著书名《批判与危机》，我们可以注意“危机”不仅意指危急状态或转捩点；它的拉丁字根源自古希腊文κρίσις（krísis），意指分辨，选择，决定、判断。
因此，批判与危机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危机有赖判断力的洞察、揭示，批判又导致危机的敞开、爆发。而在本书所论的世纪中期危机时刻，不论是国家权力的重整，政治制度的翻转，还是个人命运的升沉，甚至论述与修辞的改变，都显示危机的双重意义。
有关知识分子如何迎向历史危机的内缘与外缘研究所在多有，但考察思想与客观环境之余，每每忽略“文”与文学作为引爆或传达危机的意义，这正是本书所强调的主旨：文学可以思想。
以下分四点说明：
首先，“文”不是透明的中间物。作为迹象、纹饰、记录、或气性，“文”既彰显了世变的激烈性，更以其隐喻性折射了言之不尽的暗潮汹涌。由此延伸，文学不只为一种文艺风潮、文类形式，也更在于其呈现的知识范式（episteme）与感觉结构。历史经验可以被收录分析，意识形态可以被放送辩证，唯有“文”能从幽微意识中召唤个体与群体情性，思索真相真理的虚实多端。
大陆变色之际，陈寅恪、唐君毅感时之余，转向诗文说部，或辩证古今，或兴发情志。他们的文章似乎偏离原所致力的史学或哲学专业，但正因为这一意外的文学转折，反而显现了“文”的力道。他们彰显微言大义，史蕴诗心的意义。在“思”与“信”的两难之处，见证“感”如何成为体现生命，参透无明的方式。
陈寅恪胡风与毛斗争焦点是“文”与“政”的相互为用及其合法性，古老的儒家话题在左翼理论中有了新的意义。毛坚持文艺的教化、工具性，胡则立倡文艺的“主观战斗精神”不能为教条捆缚。但症结所在更是如何辩证鲁迅所谓的“摩罗诗力”——魔鬼般的想像力。两人都乞灵摩罗绽放的革命能量，却也同时承继了摩罗最孤独倨傲的恶灵。
殷海光、洪耀勋尽管启发许多钻研历史、思想的青年学人，他们最特别的对话却来自文学界。郭松棻（1938-2005）与孟东篱（1937-2009）在校时已深受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启发，但日后的选择何其离经叛道！郭松棻走向自由主义的对立面马主义，孟东篱则纠缠在宗教救赎、爱欲诱惑和自然解放之间。他们的书写以及所投射的思想和生命轨迹，才真正试探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间的张力及限度。
其次，相对一般历史论述，本书将各别案例置于拓扑空间中加以讨论，如史学家陈寅恪和新儒家唐君毅；自由主义的胡适与左翼内部敌对的胡风与毛泽东；存在主义者洪耀勋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等。他们的生命和志业各有轨迹，一旦并列却折射出惊人的、或正或反的关联性，时代思潮的曲折变化于焉浮现。与其说这是文学的比较方法，更不如说是“引譬连类”、“以意逆志”的操练。
据此，本书更强调此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必须置于全球脉络中观察，才能显现其丰富意涵。前引霍布斯鲍姆与科泽勒克的对照即不在话下。我认为，陈寅恪、唐君毅的写作引发了我们对美国犹太裔学者李欧·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名作《政治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1952）的联想。
李欧·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后者提出中世纪哲人为逃避文字高压而施行“隐微教诲”（esoteric communication），俨然呼应中国“微言大义”的传统。唯两者相异之处才是研究的起点。
又如胡风的理论早期颇受藏原惟人（1902-1991）、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等的影响；年代因“主观战斗精神”论自成一家，与同时代的竹内好（1910-1977）、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形成想像对话。他们都强调主体的批判潜能，异质性、混沌性的必要。胡风的文艺革命论更预示日后西方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b. 1940）等的马克思感性美学理论。中国大说家夸夸其谈，何曾注意胡风在世界左翼论述的位置？
殷海光与洪耀勋的理论渊源泾渭分明，殷专长英美分析哲学，对自由主义的推动也带有明确经验主义色彩。洪的学术背景则包括德国唯心主义，胡塞尔现象学，从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存在主义论述，以及日本京都学派思想等，但在台湾历史情境下，两人形成独特论述。
殷海光为号称理性逻辑论述灌注无比的道德激情；洪耀勋则将他的形上存有思维安置在风土人间。在学生辈如郭松棻、孟东篱手中，这些理论资源更迎来始料未及的逆转。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从沙特、卡缪到列宁、毛泽东，台湾现代文学成为思想的角力场。
再次，本书既以危机为名，对时间的惯性和突变必须作出思考。历史未必不证自明，而可能是无数因缘际会，幸与不幸的撞击结果。借由叙事方法，时间在本书呈现多种可能，有顺时性的前因后果，共时性的相互参照或错置，甚至有灵光一现的即起即灭。所论人物与他们时代的对峙与对话，每每格格不入，因此导致各样的悲喜剧。
但这些“不识时务”（untimely）的思想者，历史学者，和文学工作者何尝不带有深思熟虑的复杂性？与那些和时代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反而更体现一种绝不随俗的，反现代的“现代”感。陈寅恪谓《柳如是别传》的书写动机始于抗战旅居昆明时所购得“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此触动甲申世变之思，而这粒明末的红豆要等到新中国开国之后才发芽结实。
唐君毅则以《水浒》英雄“不思前、不想后”成为判断中国悲剧精神的关键——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
唐君毅胡风反党一案牵涉共和国建国前后的基本路线和斗争方式，日后种种批判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无不渊源于此。胡适论胡风立场鲜明，也不乏想当然尔的盲点。他在1962年去世，更无从见证胡风案日后的发展。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逻辑仍提供我们珍贵角度，揭露20世纪中期的一页左右政治、文艺与自由的对话，和其不绝如缕的回声。
殷海光、洪耀勋和他们的学生郭松棻、孟东篱的故事凸显了台湾知识史的合纵连横。郭、孟的介入和隐遁，愤怒和忧郁，信仰和怀疑，革命和渴爱，为青年时期的他们带来种种波折。中年回首，两人却不约而同从文学找到思索、展演生命的管道。唯其“活过”狂飙或迷乱的时代，以致于文字记录有了审美以外的意义。
最后，本书思考知识分子所经受的生命伦理危机。极端的时代带来极端的动荡，日常生活早已危机四伏。当此之际，书内人物如何因应事与愿违的人际关系，突起而来的政治干预，还有肉身的安危与生命的大限？思想、知识与情感、身体的脉动息息相关。知人方能论世。
于是，我们见证陈寅恪一方面“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一方面“忽庄忽谐，亦文亦史”。唐君毅“只有现在，不思前，不想后，生死患难，一切直下承担。”胡风思考“无情的嘲讽和有情的热讽”：以“最大限度的紧张”描写生命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孟东篱回顾他的世代有如“在蹚一条黑河——……把刀叼在嘴里，困渡黑河。”
我们也见证知识传承的艰难和人间伦理的冲突。1953年陈寅恪将文稿托付学生蒋秉南，感叹：
孙盛阳秋海外传，
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
怀古伤今涕泗涟。
同年，另一得意门生汪籛代表官方劝说陈效忠红朝，师徒不欢而散。因此有了陈寅恪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胡风冤案是意识形态斗争，也是身心的极致折磨，“爱爱仇仇”的无限上纲，涉案者无不家破人亡。舒芜曾是胡风最欣赏的理论接班人，抗战末期渐行渐远，最后倒戈相向，成为领导者的帮凶。舒芜的挚友路翎则是胡风最器重的文学实践者，完美印证“被奴役的精神创伤”和“主观战斗精神”。然而舒芜大义灭亲，1955年胡风案爆发，路翎被捕审查入狱。经过长期监禁与折磨，丧失心智，1963年终至发狂。
在台湾的殷海光以不同方式演绎白色恐怖幸存法。学生郭松棻、孟东篱凭藉文学的虚构特质展演老师的信念，也同时揭露其不确定性。多少年后，他们也许意识到，他们的叛离毕竟是来自与老师的对话，而对老师的批判，最终成为自己一生魂牵梦萦的难题。
这些人物的思考与生命危机也直达形上层次。唐君毅认识“宇宙永远是一自杀其所生的过程。……永远在本质上令人感其各种可悲的宇宙。”克服之道，唯有归仁向义。胡风冤案直面文学与“恶”的距离：文学不只是兴观群怨的表征，更是摩罗的诅咒，怨怼与复仇的火种一发即不可收拾。而像殷海光这样的斗士在生命尽头也写道：“内心有难以言状的凄凉……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温暖也。”死亡成为最后的试炼。
回看20世纪中期，我们需要自问，当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和选择又是什么？当大陆的新左学者呼应二战前施密特极右的政治神学，当国粹学者尊奉领导者为国父，当台湾的民主菁英操弄民粹诉求，或当进步人士高举当年蒋的反共抗俄神主牌，这是新时代的契机，还是危机？知识分子是上下求索的前行者，是“意必固我”的批判家，还是为达目的、无可不可的犬儒派？
本文作者王德威如果置诸今日，陈寅恪、胡风或是殷海光等如何回应当下世界，或霍布斯鲍姆、科泽勒克还会有知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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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德威｜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